站在时光的后面，我看到两万殇魂在宽阔的长江之上，遥远地浮荡，有了书生气十足的伤感。我甚至胡思乱想，假如我是赵炅，假如我是张馀，假如我是白继赟，是不是可以免去这一场屠杀？我没有找出可以免去屠杀的可能。大宋太宗赵炅先生，必定要维护大宋帝国；大蜀元帅张馀先生，必定要破毁大宋帝国；而白继赟必定要放出辣手，杀戮破毁者。当夔州危急时，各自都已经没有选择。吾土吾民，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就在致力于“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圣贤之完整气象在此。而这种理念、这种气象，必定是以天地之大德为形而上背景的。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间最大的道德是——敬畏生命。所以《周易》要说：“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生生之谓易。”所以《尚书》要说：“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所以《论语》要说：“焉用杀！”所以《孟子》要说：“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当吾土吾民种种杀戮连绵不绝时，我与时下“制度论”者的不同思考是：是什么样的邪僻力量在阻遏“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在妖魔化传统圣贤？优良“制度”并不能免去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也不能免去杀戮一样。但优良“制度”从不演绎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从不演绎杀戮一样。因此，“制度”与“圣贤”都不是杀戮之因。那种将历史上的杀戮推给“制度”或“圣贤”的意见，逻辑上都是荒谬而又浑浊的。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与罗马制度或奥斯曼制度无关，他们的制度并没有规定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也与西方历史上的圣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无关，西贤也从未有过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的理性推演。吾土吾民历史上的杀戮，也与“制度”或“圣贤”无关。杀戮，犹如历史若干重大事件一样，它的呈现，是“偶然”的，是此前多种力量“耦合”的结果。预见杀戮，并同时推演杀戮，太过于邪恶。白继赟、赵炅与张馀，都没有事先即可预知“杀戮两万人”，并推动“杀戮两万人”的理性动因。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在已经预知杀戮人数时，启动杀戮机器，那就是纳粹以及其他极权主义魔鬼。
蜀民两万，殇魂飘散，走入虚空，白继赟立功。
当他将杀戮报告，包括“夺得舟千余艘，甲铠数万计”，汇报给朝廷时，他得到了嘉奖。
但太宗网开一面，下诏言“两川军民被李顺胁众诖误者一切不问”，整个巴蜀，在“李顺之变”中，被李顺借着神秘力量欺骗而趁起的军民，一概不追究、不拿问。当“群盗”溃散，纷纷走入山泽自保时，太宗又下诏，要各州“招诱”，并“倍加安抚”。太宗，为这一场共同体之间的杀戮注入了一丝温情亮色。
查道戴枷督税
太宗一直坚持“招抚”政策。
巴蜀乱后，太宗曾派出使者，访问川、峡诸州的治理地方合格优秀的人物，当时就有知夔州袁逢吉、知忠州邵烨、知云安军薛颜、知遂州李虚己、通判查道等七人以“称职”上报朝廷，太宗都分别给了他们诏书奖谕。
内中一个通判查道，是过去南唐名臣查文徽的孙子。他做了太宗朝进士，在一个县城做尉官时，收入低，但性情廉介，与妻子甘苦与共，采集野菜与杂米煮粥“疗饥”而已。当地要办理地方租税，几个县吏不得力，被州官招到州郡，上了木枷，让他们回去。其他的县官在回去后，将木枷脱掉，只有他还戴着，而且还戴木枷下乡督税。乡里富民试图贿赂他，以酒肉招待，他不吃，还杖责富民。于是其他民众看到，就很惊讶，于是将拖欠的租税缴足。
转运使樊宗古知道他的节操德行，就打算向朝廷推荐。查道推辞，要求举荐主簿叶齐。樊宗古说：“我也不认识叶齐啊！”查道就说：“公如果不推荐叶齐，我查道也不愿意被公所推荐。”樊宗古不得已，同时推荐了两个人。查道被改为光禄寺丞、直史馆。
不久，查道从遂州调动到果州（今属四川南充）做知州，正赶上蜀中民变基本平定后的零星反抗。有个变民首领何彦忠集结了二百余众，在果州一个叫大木槽的地方，打家劫舍。诏书招抚没有成功，于是地方都请求发兵平定。查道说：“彼惧罪，欲延数刻命耳，其党岂无诖误邪？”他们不过是害怕治罪，打算延缓几天的活命罢了。其中能没有被欺误、胁迫的人吗？于是，他换了普通衣服，一匹马，几个仆人，不带兵器，直接到了变民的驻地，将太宗的诏令陈说一遍，并耐心讲解了大宋的宽大政策。有人认识他，就说：“这是咱们的郡守啊，他可不是害我们的人啊！”于是纷纷放下兵器，跪在地上请罪。查道给他们每人都发了赦免的证书，让他们回家去种地。
查道将此事通过驿站报到朝廷。太宗很高兴，史称“赐诏书奖谕”，颁赐诏书，奖励慰勉了查道。
张馀逃脱，拒绝大宋“招诱”，继续组织力量与大宋对抗。
李顺其余各部也大多拒绝了大宋的“招诱”，两川多个州郡，还在战火中。
变民余部数千人来攻取施州。在知州李鹏的指挥下，施州指挥使黄希逊的儿子黄文卓、黄文范、黄文战，以及兵马使黄延霸，率领城中丁男只有百余人，大多手持木棍，打开城门与敌众搏击，居然擒获百余人，余众大多被赶往江水之中溺死。
又一队变民约数万人来袭取广安军，被峡路雷有终行营击破，斩首五千级，生擒三十人。接着，雷有终又派出主力，在嘉陵江口杀获两万余众。再回师，在合州与宋师友邻会合，破敌万余人，斩首五十级。几天后，雷有终进入成都。这期间，各州郡小股敌军时聚时散，但大多被宋师平定。
王继恩谁都对不起
平蜀，王继恩立功。
王继恩是四朝宦官，服务于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他还有一位张姓的养父。但这五个人，他谁都对不起。
后周时，他以张姓之子张德钧的身份，阉割后进入后宫，服侍大帝柴荣。赵匡胤践祚后，他又成为赵氏宫禁的宦官。江山易色，他没有任何表示，直接投靠新主，对不起故主周世宗。
太祖时，他成为宦官班首，第一大太监。但在太祖死后，皇后要他去找皇子，他却去找皇弟。于是，太宗即位。他让太祖一系在整个北宋期间，与帝位无缘，对不起故主赵匡胤。
太宗时，他升官发财，带兵打仗，获得生命中最高荣誉和成就。但太宗已经定下传位于赵元侃也即宋真宗，他却试图改变这个格局，密谋拥立已经“疯癫”的赵元佐（一说要拥立太祖的孙子赵惟吉），对不起故主赵炅也即赵光义。
真宗时，知道他试图变更继承人，开始并没有给他治罪，但他不思悔改，继续与同伙结党营私，露泄宫中隐秘之事。真宗这才将他发配外地。他也对不起宽宏大量的新主宋真宗。
养父张氏好歹将他抚养成人，到了太祖时代，他做了“内侍行首”，也即大内总管，要求回复本宗，不再姓张，改姓王，对不起养父。
王小波李顺之变，他带领大军入蜀，平定乱局，有功。
太宗之所以肯于让一个宦官带兵，还是对他有信任。他拥立太宗即位，这是一件泼天大事，也证明此人确有某种决断能力，为太宗所赞赏。此前，王继恩也曾在太祖麾下平定江南等战事中表现不俗，所以，太宗继续起用他参与军事行动。王继恩也渐渐开始“恃宠”而“生骄”。
后宫与宦官不得干政
从汉代以来，中国帝制政制就有一条经验教训：后宫及宦官不得干政。这类人最接近君主，一旦干政，往往可以左右政局。又因为这类人所有的政制干预，并没有经由宰辅廷臣的议事，甚至故意绕开宰辅廷臣，这就往往要诉诸非光明手段，构成一种与“天下为公”政治根本总诉求完全背离的程序不公——而程序不公，往往即导致事实不公。政局由不公而生紊乱，由紊乱而生变乱，由变乱而生权力非正常更迭，于是，皇室内部杀戮，以及由外部权臣以平定皇室杀戮而展开的杀戮，屡见不鲜。而杀戮中改朝换代的所谓“兴亡”，没有例外地将殃及民生。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原因种种，其中直接原因，往往多因后宫与宦官干政而起。不讨论后宫与宦官干政的政治发生原理，从已经看到的历史演绎而言，这是一个经验事实。
所以，历来比较明智的君王与大臣，往往都要为之设防。
王继恩曾推荐文人潘阆做官。太宗开始答应了他。但潘阆得官后，很快流露了他的“倾险”，也即用心“险恶”的特点。他曾多次劝王继恩要太宗“立储”，册立太子。那时候，太宗还没有正式册立儿子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但赵元侃名望已经很高。潘阆对王继恩说：“南衙自谓当立，立之将不德我。即议所立，宜立诸王之不当立者。”南衙，指的就是赵元侃。潘阆的意思是：如果赵元侃当了皇上，因为没有“我们”的拥立之功，所以不会感谢“我们”。要想让未来的皇上感谢“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要在诸王之中拥立一个没有希望当皇上的人，如此，则“我们”才有拥立之功。这一番话，说得王继恩迷迷糊糊，认为大有道理。然后他弄明白了这个“买卖”的意思，开始有了册立东宫的进言。史称“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王继恩讲述了一番拥立某位亲王的道理，弄得太宗很有点迷惑。
太宗也许约略听到了潘阆的狂悖，也许没有听到；但就在他答应王继恩给潘阆官做的时刻，应该是想起了“后宫及宦官不得干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没有贬黜王继恩，但将任命潘阆的诏书追了回来。这就等于做了一个姿态给王继恩看：你，不得干政。
宣徽使与宣政使
平定“李顺之变”后，王继恩作为招安使，前线总司令，当时朝廷讨论封赏时，中书宰辅和诸臣，都认为他有功，议论给他一个宣徽使来做。宣徽使，是宣徽院的主任；宣徽院掌管内侍户籍，略相当于中央机关人事局长；又掌管祭祀大典，略相当于文化部长；还掌朝廷会议、宴会等，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由来已久，唐、五代就有设置，一般还就由宦官充任。但太宗觉得王继恩做这个不合适，他说：
“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
他认为这个职务很容易走上“执政”，所以不同意。但可以给他一个别的官职来做。
但宰辅认为王继恩平蜀功高，不这样封赏，不符合封赏的规章制度。太宗发火，深深地责备了一通大臣。然后命学士张洎、钱若水议论如何处理。最后议定专门设立一个“宣政使”给王继恩；与此同时还设立了“昭宣使”，都是宦官中的高级品阶，正六品，但“宣政使”班序在“昭宣使”之上。另外给王继恩一个“遥领”防御使。
至道二年（996）春，又有布衣韩拱辰到朝廷上言，认为“继恩有平贼大功，当秉机务，今止得防御使，赏甚薄，无以慰中外之望”。“秉机务”，就是要执政。太宗闻言大怒，认为这位韩拱辰先生“惑众”，将他“杖脊黥面配崖州”。
大臣和庶民要求封赏王继恩，都有“上怒”，太宗大怒的记载。浏览太宗一朝，看他回应言事臣庶，很少发怒的记载。这事发怒，有意味。
太宗一如既往地保留了“曲突徙薪”的智慧，这就消弭了“焦头烂额”的可能。宋人吕中评论王继恩平蜀事，颇精彩：
莫难于除盗，尤莫难于盗已去之后。故既命继恩以讨之，复命张咏以抚之，始威终惠，两得之矣。抑继恩宦者，使之掌兵，得无陷李唐之弊政耶？然继恩虽有功而不敢骄，虽不与宣徽而不敢怨，太宗盖有以处之也。其与童贯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无以制之之道异矣。使当时不知所以制之，愚恐无夷狄之骄，亦必有宦官之祸矣。
平蜀之事，没有比扫除盗匪更难的了；但是更难的是扫除盗匪之后。所以太宗开始命王继恩征讨盗匪，后又命张咏抚慰川中，开始于凌厉之兵威，终结于和惠之仁政，两个方面都有成果。但王继恩是个宦者，要他掌兵，难道不会陷入唐代那样的宦者掌兵左右天下局势的弊端吗？但是考察下来，王继恩虽然有功，但不敢如唐代那些宦官似的，对上傲慢；虽然不给他“宣徽使”的职官，但他不敢发牢骚。太宗一定是有办法处理这事的，太宗的办法与后来徽宗时，童贯手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没有办法驾驭他，完全不同。假使太宗当时不知道如何统御王继恩这样的宦官，恐怕即使没有夷狄的骄狂扰华，也必有宦官的骄狂祸华了。
追回任命潘阆的诏书，就是制御宦官干政的办法。后来又派出另外一个大内宦官卫绍钦前往川中与王继恩“共同带兵”，等于在分权。更在川中大致平定后，立即任命张咏治蜀，而不任命王继恩治蜀。川中撤兵前，又派出张鉴、冯守规带着空白诏书，分掌原属于王继恩的临时任命权。有功之后，不授他执政之始的宣徽使，而另外特设一个“宣政使”职官；“防御使”的军职也只是遥领，而非实际差遣，凡此种种，都是太宗“曲突徙薪”，有意处置之道。王继恩之所以没有成为童贯，原因在此。
有人认为“宣徽使”“宣政使”不过一字之差，太宗在此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实质差不多。这个意见没有弄懂太宗此举事实上含有控驭之道。“宣徽使”由来已久，职权相应，其权，联系宫禁与中书最为便捷；而“宣政使”则是临时设置，有职无权，若无具体“差遣”，等于无事可干，很大程度上属于荣誉职称。看上去与“宣徽使”是一字之差，但就是这一字之差，其“名”不同，其“器”也不同。“宣政使”不见于宋之前，玩笑一点说，犹如“弼马温”不见于各类职官表，因此这属于不承认宦官进入大宋传统职务的一种权宜性设计。
王继恩在蜀，手握重兵，到处摆威风。宴饮取乐之外，每次出行，前呼后拥倒也罢了，还要奏乐。他爱下棋，还备有专人负责带着棋盘棋子。所以上行下效，侍从们也一个个威风凛凛，恣意作恶。平叛的官军，成为害民的兵匪。
所以王继恩平蜀，有功，也有罪。
陷名将马知节于死地
王继恩在川中，还有一大劣迹，挤对名将马知节。
马知节有父风，他的父亲马全义在太祖一朝作战勇猛，马知节更有全局观念。有一年，他知定远军（今属河北东光县），当时有议论，定远军储粮多有霉变，因此要调发河南十三个州的民夫转运粮饷，河北转运使樊知古负责此事。当二人商讨此事时，马知节提出：
“定远军兵士不多，但粮食还不少，将腐烂变质的部分簸筛干净后，估计还能得到十之六七。”
樊知古接纳了他的意见，果然获得可食用的粮粟五十万斛，于是分发给各个要塞，省去了河南十三州的一场转运。
马知节执法也严。
当时有辖境庶民，多走入要塞，躲避契丹入寇。但他的部下有人偷盗妇女首饰，被军中护军也即指挥官发现，鞭笞一顿。马知节知道后，认为此刑过轻。他说：“民避外患而来，反罹内寇，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庶民躲避外患而来，不想到却遭遇内部盗匪！如果这个可以宽恕，那怎么让下属严肃军纪？当即命令执行军法，斩首。
在川中平叛时，王继恩很是傲慢、托大，喜欢要人逢迎他。但马知节不买账，不愿意讨好他。王继恩于是就有了故意陷害的举动。
他命令马知节去守彭州，只给他老弱兵卒三百人，原来属于马知节调遣的精兵都调回成都。马知节知道彭州是李顺党羽一定要攻取的要害之地，多次请求增兵，王继恩根本不听。结果变民来了十万人攻取彭州。马知节带着羸弱之兵与敌人奋力拼战，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士卒很多人都已经战死。马知节长叹道：“死在贼人之手，不是壮士啊！”于是“横槊溃围出”，挥舞着长槊冲破重围出来。直到第二天，才引来援兵，再次呐喊着冲入敌阵，敌人败退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