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道二年（996），高丽国王王治向契丹请求联姻，契丹以东京（今属辽宁辽阳）留守萧恒德女与高丽订婚，高丽为此向契丹送去了彩礼。但不久高丽王治死了，契丹将彩礼奉还。这一年，契丹还安置了朔州的流民。
大宋则在夏天五月时，令开封府判官杨徽之等按行考察管内诸州的民田，遇到旱情严重的地方，要蠲免当年租税。
这时四川又发生民变，继李顺之变后，有乱党首领名王鸬鹚再次聚集变民四处剽掠，自称“邛南王”。西川都提举、大臣石普上奏说：“蜀之乱，由赋敛急迫，使农民失业，不能自存，并入于贼。望一切蠲其租赋，令自为生，则不讨自平矣。”蜀民之乱，是因为赋敛太急，迫使农民失业，不能继续生存，所以有人就进入到盗贼之中。期望朝廷能蠲免当年一切租税，让农民能够各自为生。如此，不必讨伐，民变自会平息。太宗答应了。石普到四川将朝廷意旨传达给变民，史称“蜀民无不感悦”，整个巴蜀安定下来。
大宋这边有人认为凤州（今陕西凤县）出产铜矿，定州（今属河北）出产银矿，准备收归国有，派遣官员执掌开矿事宜。太宗说：“大地并不爱惜宝藏，肯于出土；朝廷应该与众庶共享。”不允许官营。
这一年契丹则认为南京（燕京）一道新订的税法太重，做了减免处理。
太宗之死
到了至道三年（997），太宗在世的最后一年，只有三个月时间了，太宗还在部署边帅防御反复无常的西夏，而契丹在河西，也有党项人开始背叛契丹，契丹安排边将讨伐党项。
太宗已经病重，还下诏免除京畿死罪的囚犯，流罪以下全部赦免。
与此同时，契丹下诏给南京（燕京）要解决常年不决的“滞囚”问题。还蠲免了多项税收，如四方的流民免租税；募民耕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南京一道的欠租，全免等等。还命诸道抓住春天的时机，鼓励民众种树；并禁止诸军官在违背农时的季节田猎。
大帝太宗赵炅，临终前听到的来自契丹的消息是：西夏李继迁再一次背叛大宋，投靠契丹，被契丹封为西平王；契丹大将韩德威击破党项，党项请求归附契丹；于是，契丹向西开拓疆域更为辽远。
至道三年三月壬辰，史称“帝不视朝”，太宗病重，已经不能在朝堂会见诸臣。第二天，癸巳，帝崩于万岁殿。
这一天是公元997年5月8日。
太宗遗制
太宗赵炅，在大唐帝制继承制度紊乱之后，在经历了五代乱世之后，与寇准协议定立太子，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顺利交接做出了基础性安排，最后在大臣吕端的决断之下，保证了这个安排的顺利施行。于是，大宋没有乱，没有回到乱唐，更没有回到五代。
但这件大事，险些坏在宦官王继恩手上。
王继恩即使有多少恣横之过，如果不是最后试图改变太宗册立太子之事，也许他这一生会有另外的功过评价。
太宗由“金匮之盟”的“兄终弟及”模式，回归于“宗法大礼”的“嫡子继承”制度，为帝制时代的权力再分配，承担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当这种遗制作为天下已知的规则已经出台，再试图破毁这种规则，就要承担更大的道德风险。事后看，王继恩试图改变太宗遗制，拥立宋真宗赵元侃以外的亲王入继大统，那是绝大的政治冒险，同时也是对天下、对士庶、对社稷、对皇室、对赵元侃与赵元佐，都缺乏责任担当的悖逆之举。
此案，王继恩很愚蠢。
他以为当初可以决定由谁出任第二代帝王，也就能够决定由谁来出任第三代帝王。他不明白的是：第三代帝王已经由宋太宗赵炅、社稷臣寇准，君臣商议决出，已经昭告天下，已经行使了册立太子的大典，已经经由程序规则告知天地宗庙神灵士庶，形势与当初太祖留下权力空白全然不同。势变，而伎俩不变，利欲熏心下的程序变更，必是祸及自身的愚蠢。
赵元侃被册立太子之前，还在做襄王时，已经有不低的“人望”。像太祖太宗践祚前后，坊间开始流布神奇传说一样，赵元侃也有自己的传说。
“来和天尊”的神秘流言
有一位屯田员外郎名叫杨砺，几十年前，曾梦见一位“来和天尊”。端拱元年（988）二月，杨砺又为库部员外郎，并到襄王府做记室参军。他初到襄王府吃了一惊，原来他看到的襄王赵元侃很像几十年前他梦中所见的那位“来和天尊”。
杨砺乃是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大宋建国第一年的第一个状元。由此人来推演宋真宗的“神迹”，在士庶中，影响颇大。
此人很像太祖时“善天文占候之术”的神秘家苗训。陈桥兵变前的黄昏，苗训仰观天象，发现“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太阳上边还有一个太阳，久久地互相叠加摇荡。军中“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开始时，“天有二日”成为一种蛊惑力量。
杨砺关于“来和天尊”的神秘流言，在真宗皇帝做襄王时就有了江湖传闻，杨砺是始作俑者。这类说法固然有“创作”的可能，但也预表了士庶对真宗的期待和拥戴。所以，真宗一朝待杨砺很优厚，犹如太祖一朝待苗训很优厚一样。
但真宗皇帝并不了解杨砺的履历，他做了皇帝后，有一次问杨砺：“爱卿你是哪年及第的啊？”杨砺“唯唯”不回答。后来知道他是大宋帝国开国以来的第一名状元，真宗不免有点“自悔”，认为不应有此一问。但对杨砺不愿意自吹自擂也甚为钦佩，所以，对他更为敬重。
杨砺年六十九岁时，病逝，真宗甚为哀痛，他对群臣说：“杨砺耿直廉介而又清苦，朕正要大用，不料忽然谢世。”于是冒雨前往杨砺家中吊唁。到了他家住的小胡同，车驾没法进入，真宗就下车，踩着泥泞小道，曲里拐弯地进入杨砺家中，叹息哀悼了很久。
太宗要册立太子，也是经由了反复斟酌。但是有人提议早立太子时，他又发怒。很多人以为他留恋皇权，不愿让渡。但事实是，斯事体大，他在从诸王中慎重选择，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淳化二年（991），他曾与近臣说：“总是有人上疏讨论建立皇储之事。朕还是很读了一些书的，又亲眼见到前代的治乱兴衰，怎么会不将这么重要的大事放在心上呢？不过是因为近世以来，世风浇漓，人心难测，如果建立太子，那必须要让百官认同，太子从东宫到践祚，要有程序，就像百官升迁。现在诸子年轻，还没有成人的性情。所以我给他们各自安排了良善之士作为辅佐，乃至于他们的僚属，我都要亲自拣选，目的就是不让奸巧险佞之辈在皇子左右。他们的读书、听讲，都有课程安排。等到他们成长起来，朕自有裁制。为何讨论这个事的人就不懂我这番心思呢？”
三年后，有一位崇仪副使名王得一，他是一位道士，常到禁中与太宗讨论国事，往往就到夜半。他敢说话，说到外面的舆情，有一次就赞誉襄王有“人望”，请太宗立他为太子。太宗心动，不久，又与寇准一番话，定下太子。于是以襄王赵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就是帝制时代，大宋由皇子升迁为帝王的一道程序：改封王，做京师令尹，以此历练从政经验。
到了至道元年（995）八月，正式册封赵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
从唐代天祐年间以来，中原多故，乱世中，没有来得及施行册立皇储，于是这个大礼停废几乎有一百年了。太子礼施行隆重而又简捷。太子赵恒处处守礼，甚至在做了太子后，还上书要求一如既往地与诸兄弟一起朝见父皇。诸臣参贺时，赵恒也总是走下台阶答礼。温文尔雅，谦逊冲和，他的做派为人所赞赏，史称“中外胥悦”，朝廷内外都很欣慰。
王继恩试图改变“人望”如此之高的皇位继承人，等于在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实属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
吕端大事不糊涂
至道三年（997）二月，太宗病重，文武百官都到崇政殿问候起居，从皇太子、亲王，到诸臣，都到佛寺去修斋，为太宗祈福。
就在这个期间，宣政使王继恩决计谋立太宗长子赵元佐。他实在担心现任皇太子赵恒的“英明”。于是找到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来商议“大事”。几个人就经常说一些太子的坏话。恰巧太宗的李皇后也不怎么喜欢太子，而喜欢赵元佐。赵元佐和太子赵恒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是李贤妃的亲生儿子，李贤妃已经死去，李皇后大约是看到赵元佐的疯癫，动了女人家家的恻隐之心，所以心理天平总是倾向于赵元佐。这个微妙的情感被王继恩捕捉到，他以为这也许就是一个机会。于是在太宗病重期间，与李皇后故意不安排赵恒在太宗身边。
但这个微妙的安排，却被“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到禁中问安时看在眼里。他承认并赞赏寇准推动赵恒为太子的宏猷。现在太宗病重，太子却不在身边，此事蹊跷，于是就在笏板上写了两个字“大渐”，令亲吏送给赵恒。“大渐”的意思是“病重病危”。吕端传导的信息是：父皇弥留之际，太子务必前来问安侍奉。但这位太子还是有了疏忽。
太宗在亲王诸臣的祈祷中没有痊愈，反而病情加重，无法推测太宗患有何病，他的直接死因，一般认为是昔日箭疮发作。
太宗死时，赵恒不在身边。
王继恩跟李太后商议后，决计到中书去召宰辅来议论继承人问题。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但现在李皇后和王继恩要将问题提出来，是期待侥幸获得宰辅支持。而当时最富名望的宰辅就是吕端。他们要议论继承人问题，吕端是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必须重视。于是，王继恩硬着头皮来找吕端，说是要“议所立”，讨论一下立什么人做皇帝。
根本无须“议”的事，王继恩要“议”！吕端顿时感到“严重的时刻”来临了。他也顿时明了了眼下的格局。于是将王继恩带到书房，说是让他看看太宗以前赐给他的种种“墨诏”，亲笔诏书。而后，将他锁在书房中，派人看住不得外出。自己匆匆赶入宫中。
李皇后见宰辅来到，对他说：
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
皇上驾崩啦。按照宗法规定：长子应该有第一继承权，这是合乎礼范礼法顺理成章的事。现在，您看怎么办？
李皇后这十四个汉字，分量不轻。她试图按照个人喜好，在王继恩的推动下，“立长”，也即拥立太宗长子赵元佐。从宗法继承视角看问题，不为无理。但赵元侃也即赵恒已经成为制度规定的继承人；赵元佐则已经疯癫，或假作疯癫，常年没有军政作为；更重要的是：赵元佐并不希望践祚——他对四叔赵廷美之死一直耿耿于怀；更对父亲所作所为而导致的大伯赵匡胤后裔无缘于帝位心怀不满。在这样背景下，拥立赵元佐，实属多事。
但吕端的回应分量更重，他说：
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论！
先帝太宗之所以生前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这个入继大统问题。哪里还容得下有其他不同的册立意见！
李皇后闻言，知道宰辅这一关过不去，那就没有了希望。于是，默然不语。
当天，赵恒在灵柩前即位。
但灵柩停在大殿上，皇后与皇帝一起临朝接受诸臣拜贺，前面置放了一道门帘。吕端在阶下肃立不拜，请求将帘子卷起来，让百官看到赵恒。他担心王继恩等人会将生米做成熟饭，万一帘后不是赵恒而是其他人，诸官拜贺后，再试图改变格局，又是一番凶险难测的麻烦。李皇后答应了吕端，卷帘。吕端走上台阶辨认，确认帘后的继承人就是赵恒，这才走下台阶，率领群臣“拜呼万岁”。
于是，大宋有真宗皇帝。
赵元佐不见宋真宗
有意味的是赵元佐。
真宗很敬重这个大哥。几个月后，以赵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再次被复封为楚王，并允许他在家养病，可以不上朝。但真宗要去赵元佐府上看望他时，赵元佐说自己有病，坚决推辞不见，并说：“虽来，不敢见也。”即使是皇帝你真的要来，我也不敢见你的！从此以后，兄弟二人终生没有再见。
赵元佐如此反对太宗、反对真宗，都是涉及皇位的大事，但是太宗也不过将他贬黜、真宗则不但不贬，更多次存问。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中，赵元佐一直活到仁宗时代，一直很安全。卷入权力问题，平安生存，这在历朝历代中，是很罕见的。大宋帝国三百年，皇室、大臣、士大夫、庶民，是仇恨较少、戾气较少的时代，各类人等，生存在这个时代，很有免予恐惧的自由。
王继恩自知阴谋不成，局面危险，于是又秘密委托一个大臣胡旦，在朝廷上为自己开脱，并做了一番褒扬之词，还组织了文人给他写“颂诗”。但真宗与吕端等人已经知道了他们往日的阴谋，这事不能装糊涂，于是组织了“王继恩专案组”，调查他的劣迹种种。
王继恩遇能吏
王继恩遇到了一个能吏，名叫魏廷式。
此人自年少时就对“法学”深有体会，太平兴国五年（980）中第后，“释褐”为地方的司法官员“法曹掾”。太宗晚年，他被召入判大理寺，成为国家最高法院的院长。真宗初立，即命他为吏部员外郎，后改为刑部。王继恩的案子就由他来审讯。魏廷式有“严明”的口碑，他刚果敢言，但性情也有“倾险”的一面，喜欢中伤诽谤。所以士君子都怕他的利口而鄙视他的行为。由此人来审讯，王继恩想推脱，难度太大。所以审讯很顺利，史称“逾宿而狱具”，一个晚上审理结果就出来了。王继恩的罪责当然就有“谋逆”一项。
这罪过，要是在秦汉隋唐元明清，王继恩之流就是一个大罪，必遭“族诛”，但真宗皇帝只给予贬官、贬黜的惩罚。王继恩降职，责授右监门卫将军，逐出京城，到均州安置，而“中外臣僚曾与继恩交结及通书疏者，一切不问”，朝廷内外的大臣僚属，曾经与王继恩有交结、密通书信者，一律不调查不审问。这事可以做成一场大狱，但在真宗时代，啥事没有，就这么过去了。
帝国有惊无险。
王继恩被贬后，家产被没收。清理他的财产时，发现了很多从巴蜀带回来的“僭拟之物”，也即不应该属于他使用的皇室器具。
王继恩第二年死在均州。
真宗派遣使者，将其家属接回京师，借给他们官舍居住。又过了二年，允许家属将王继恩灵柩按照他们的意愿归葬。又过了十来年，到了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还特意下诏，追复了王继恩原来的官职，并给他的家属后人白金千两。王继恩的养子王怀珪，这一年也转入内高班，成为有高级职称的宦官。
有一部书名《挥麈录》，总四部，其中一部称《挥麈余话》，记载了王继恩试图拥立的不是赵元佐，而是赵匡胤的孙子、赵德昭的儿子赵惟吉。
说太宗时，司天监苗昌裔奉命前往洛阳之郊，为太祖赵匡胤的陵寝选择风水宝地。等到安葬太祖完毕，苗昌裔带着陵寝的总管王继恩登上山巅，指画周边风水形势，并对王继恩说：“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意思就是，别看现在太宗在位，但以后皇位还会回到太祖一系。王继恩记住了这句话。等到太宗“大渐”之后，他就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使赵、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赵惟吉。后来事发，诸人遭遇贬黜。
据说到了神宗时代，李昌龄的孙子李逢知道苗昌裔的预言，还在煽动赵匡胤的后裔赵世居谋反。那是一场大狱，容当后表。甚至到了靖康年间，赵德昭的五世孙赵子崧还在“剽窃”这个说法，与门人歃血同盟，准备恢复太祖一系的帝位。后来知道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入继大统，这才不情愿地罢休。宋高宗不忍心暴露这种事，找了个别的借口，将他贬黜。
太宗的忧心与焦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