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的呼吸一致了。我们没有作任何暗示，便同时开了枪。埃里希射中了，我也没有使他失望。正如事先商量好的那样，各自都断了一根主筋，手枪跌落在地，再也无力握住它了，因此，继续射击已纯属多余。我们放声大笑，并开始伟大的实验，笨拙地进行急救包扎，因为我们只能用右手了。
（胡其鼎译）
一九〇五年
家父当年就受不来梅一家海运公司的委托，在丹吉尔、卡萨布兰卡和马拉喀什做事，那还是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前。他是一个一天到晚操心费神的人，政治，尤其是那个在远方执政的帝国总理比洛夫，搞糟了他的财政收支。我作为他的儿子，虽然在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激烈竞争中勉强能够维持我们的商行，但是全无任何真诚热情地去从事番红花、无花果、海枣和椰子的生意，因此，我宁愿把海外事务所变成茶馆，平时也去逛逛集市作为消遣。对我来说，饭桌上和俱乐部里总是空谈危机，这更加可笑。我离着一段距离，架着滑稽可笑的单片眼镜，观看了皇帝对苏丹的突然拜访。阿布德·阿尔·阿基兹懂得如何以值得惊奇的热闹场面来应付这种没有事先通报的国事访问，懂得如何用美丽如画的皇家卫队和英国的间谍来保护这位尊贵的客人，懂得如何又在暗地里为自己确保法国的宠爱和庇护。
尽管在靠岸时曾出现一些让人讥笑的故障——陛下乘坐的汽艇差一点翻掉——皇帝的出场仍然是威武雄壮的。他骑在一匹借来的、显然有些紧张的白马上，稳稳当当地踏上了丹吉尔的土地。甚至有人欢呼。他的那顶头盔尤其受到赞赏，它发出了一连串与太阳互通信息的闪光信号。
后来，在茶馆和俱乐部里流传着几张漫画素描，上面是一顶印着雄鹰图案的头盔，没有任何面容，嘴唇上面的那撇威严挺拔的髭须，生动地表明了画的含义。这个画家——不，我不是这个恶作剧的人，而是一个我在不来梅认识的艺术家，他与沃尔普斯韦德的艺术家圈子保持联系——巧妙地将头盔和髭须展示在摩洛哥的背景前面，从而使得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与装饰绚丽的圆圆的头盔及其尖尖的盔顶极为生动地融为一体。
除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电报之外，这次示威性的登场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当皇帝陛下还在义正词严地发表演讲的时候，法国和英国就已经在埃及和摩洛哥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我觉得，这一切真可笑。六年之后，我们的“豹子号”炮舰在阿加迪尔海面巡弋同样显得非常可笑。当然，这种行动可以造成余音绵绵的舞台效果。然而，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皇帝那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头盔。当地的铜匠认真地仿造了这种头盔，并且投放到所有的集市。很长一段时间——无论如何也比我们这个进出口公司存在的时间更长——人们可以在丹吉尔和马拉喀什的集市上，买到袖珍的或者比实物更大的普鲁士尖顶头盔，作为旅游纪念品，也可以当成日常使用的痰盂；对我来说，这样一顶头盔直到今天仍然很有用处，它的尖顶插在一个盛满沙子的箱子里。
家父不仅在生意方面具有一种对最坏的情况作好思想准备的预见，而且偶然也把他的儿子并非毫无道理地称作“轻浮的年轻人”，我的任何最幽默的想法也无法使得他的那些微笑肌肉兴奋起来，相反，他却能够找到更多的机会，将他的那种令人担忧的诊断，不仅仅是在饭桌上面表达出来：“我们将受到封锁，不列颠人和法国人将同俄罗斯人结盟包围我们。”有时候，他还加上一句，扰得我们更加不安：“皇帝虽然懂得以战争相恫吓，但是制定实际政策的则是别的人。”
（蔡鸿君译）
一九〇八年
这是我们家的习惯：父亲总是带着儿子。戚廉·李卜克内西来哈森海德公园演讲的时候，我祖父就带上了他的长子，他在铁路做事，参加了工会。我父亲也在铁路干活，也是党内同志，提起俾斯麦当政的年代遭到禁止的大型群众集会，他总是实实在在地向我灌输那句颇有预言性的名言：“吞并阿尔萨斯一洛林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威廉的儿子，就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同志，来讲话的时候，他也把我这个九岁或者十岁的小毛孩带去了，要么是在露天，如果遭到禁止，就在烟雾弥漫的小酒馆。他还带我去过施潘道，李卜克内西在那儿为竞选演讲。〇五年，我甚至坐火车去了莱比锡，父亲是火车司机，可以免费乘车，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普拉格维茨的岩石洞介绍鲁尔区的总罢工，当时的所有报纸都报道了这次罢工。他谈的不仅仅是矿工，也不只是鼓动人们反对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他讲的重点是将这种总罢工作为无产阶级大众未来的斗争方式，对此作了实实在在的、颇有预言性的详细论述。他没有讲稿，想到哪说到哪。他还讲到了俄罗斯的革命和沾满鲜血的沙皇统治。
掌声持续不断。最后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参加集会的人——我父亲说，肯定有两千多人——在决议中宣布，要与鲁尔区和俄罗斯的英勇的战士们团结一致。
当时挤在岩石洞里的人也许有三千。我看得比我父亲清楚，因为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当年威廉·李卜克内西或者倍倍尔同志来讲工人阶级地位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是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家的习惯。无论如何，我这个小毛孩总是把李卜克内西同志增高了，可以说是居高临下地看，居高临下地听。他擅长在大庭广众演讲。从来不会有找不到话说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去鼓励青年。在露天场地，我听见他在数以万计的人头上面高喊：“拥有青年的人，就拥有了军队！”这又是多么具有预见性的话啊。他对我们大声疾呼：“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凶残的执行官和铁血的防护堤！”这时，我在父亲的肩膀上真的感到害怕起来。
我今天还记得很清楚，他刚一提到必须和内部的敌人作斗争，就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到害怕起来。我大概就是因此而着急要撒尿，开始在父亲的肩上动来动去。可是，我父亲当时很兴奋，并没有觉察到我的需要。我坐在上面渐渐地坚持不住了。那是在〇七年，我终于透过背带裤把尿撒在了我父亲的脖子里。此后不久，李卜克内西同志被抓了起来，不得不在格拉茨的一个堡垒里蹲了一九〇八年整整一年再加上几个月，因为帝国法院根据他反对军国主义的政治言论给他判了刑。
当我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尿了我父亲一脖子之后，他把我从肩膀上揪了下来，不管集会仍在进行，也不管李卜克内西同志仍在鼓励青年，实实在在地揍了我一顿，以至于我很长时间都还能感觉到他的手。因此，就是因为这件事，当后来终于打起仗来的时候，我跑去参军，自愿报的名，由于作战英勇甚至还受到了表彰，在阿拉斯和凡尔登两次负伤之后被提升为军士，即使是在弗兰德当突击队长的时候，我也始终确信李卜克内西同志鼓励青年的那些话一百个正确，他后来被几个自由军团的士兵枪杀了，再后来，罗莎同志也遭到枪杀，他们俩中的一个，尸体甚至被扔进了护城河。
（蔡鸿君译）
一九七二年
我现在是他。他是小学教师，住在汉诺威的朗根哈根。他——现在不再是我——从来就没有过过轻松的日子。在文理中学，上完初一就不上了。然后又中断了商业学徒。当过卖香烟的售货员，在联邦国防军一直干到二等兵，又试着上了一家私立商业学校，但是却没有获准参加结业考试，因为没有初中文凭。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去了英国。在那里擦洗汽车。想去巴塞罗那学西班牙语。在维也纳，一个朋友试图通过类似于成功心理学的玩意儿给他撑撑腰板，他才获得了勇气，再次重新振作起来，在汉诺威上了管理学院，而且毕了业，即使没有高中文凭，也可以上大学，通过了教师国家考试，现在是教育与科学工会的会员，甚至还当上了青年教师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左派分子，在他那个从什么地方的旧货商那里便宜买来的高背靠椅里梦想着要一步一步地改变社会。这时，他家的门铃响了，瓦尔斯罗德大街，三楼右侧。
我，这里指的是他，把门打开。一个留着栗色长发的姑娘站在那里，想和我，也就是和他，说话。“有两个人可不可以临时在你们这里过夜？”她说“你们”，是因为她从什么人那里知道，他或者说我和一个女朋友同居。他和我回答说可以。
他说：我后来起了一些疑心，吃早饭时，我的女朋友也有些怀疑。她说：“也只能进行推测……”但是，我们先去了学校，她和我一样也是教书的，但是在另外一所综合学校。我的班级正准备出发去鸟类公园郊游。就在瓦尔斯罗德附近。在此之后我们总是还有怀疑：“他们可能已经搬进去了，因为我把住房的钥匙交给了那个长发姑娘……”
因此他和一个朋友谈了此事，我肯定也会对一个好朋友说的。这个朋友说的话恰恰也正是女朋友在吃早饭时已经说过的：“给110打电话……”他（在我的同意下）拨了这个号码，要求接通BM特别指挥部。特别指挥部的人仔细听了之后说：“我们将会对您提供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也穿上便衣做了此事。他们立刻和门房一起监视楼梯间。在这个时候，他们迎面遇到一个女人和一个年轻的男人正要上楼。门房想知道他们找谁。他们要去教师家。“是在这里，”门房说，“他住在三楼，但是现在不在家。”年轻男人后来又回来了，在外面找了一个电话亭，当他正要投硬币时，被抓了起来，他身上带着一支手枪。
教师在政治上肯定是站在我的左边。有时，他坐在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高背靠椅里，总是前瞻性地梦想着未来。他相信一个“下层社会的解放过程”。汉诺威的一位教授在左派圈子里几乎就像哈贝马斯一样出名，涉及到BM，据说他曾经说过：“他们想用炸弹发出的信号，实际上只是鬼火。”他相当赞成这种观点：“这些人为右派提供了理由，从而全面诽谤左派的整个丰富多彩的计划。”
这也符合我的观点。因此他和我都拨了110，他作为教师和工会会员，我作为自由职业者。因此，州刑事警察局的几位警官出现在一套住房里，这是教师的住房，里面有一张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高背靠椅。警官们按了门铃之后，打开房门的那个女人看上去体弱多病，留着散乱的短发，骨瘦如柴，她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那张通缉令上的照片。也许她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已经多次传说她死了。据说是死于脑癌，这是报纸上登的。
“你们这些猪猡！”她被捕的时候高声骂道。当警官们在教师的住房里找到一本打开的画报，上面登了被寻找的这个人的一张头颅的X光照片，这时特别指挥部才确信抓住的人是谁。警官们后来又在教师的住房里找到了更多的东西：弹药、射击武器、手榴弹和一个皇家牌的化妆箱，里面装着一枚四点五公斤的炸弹。
“不，”教师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然的话，他和他的女朋友就会一起陷进这件事。他说：“尽管如此，我逐渐产生一种令人不快的感觉。毕竟我过去经常和她持同一种观点，那是在她开始摆弄炸弹之前。比如，在袭击法兰克福的施奈德百货大楼之后，她在《具体》杂志上撰文写道：‘总的说来，纵火的不利之处在于有可能伤害到那些本来并不想伤害的人……’但是，她接着就在柏林参加了解救巴德的行动，当时有一位普通职员受了重伤。在此之后，她就躲了起来。在此之后，双方都有人死亡。在此之后，她就上我这儿来了。在此之后，我就……其实我已经想到，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教师，我把他看做是我，现在想把那笔因为拨打110而有权利从国家得到的高额赏金，用于即将进行的诉讼，为的是让所有迄今被捕的人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也包括在汉堡走进一家时装店而引起别人注意的古德龙·恩斯林，正像他说的那样，在这种审判中，“将表现出一些社会的相互关联……”
要是我就不这么做。可惜了这么多的钱。这几个律师，席利和其他几个人，为什么应该从中获利呢？他更应该把这笔钱投入他的学校和其他一些学校，这对那些他一直关心照料的下层社会的人有好处。然而，不管他将把这笔钱给谁，这个小学教师总是感到闷闷不乐，因为他现在一辈子都是这个拨打了110的男人。我的心情也与此相似。
（蔡鸿君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