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 Kenzaburo（1935一）
1994年获奖作家
（一）游行，抗议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位为军事条约。当时我认为，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将意味着我们这些年轻日本人的未来空间会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为年轻团员吸收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文学家代表团里。
由于这个代表团的性质，日程里安排了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当然，对于我来说，其实只是在稍后的席位上看着团里的主要成员与领导人对话。对于热衷阅读中国现代史的我（现在上了年纪，回过头看自己，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除了读书，就是用于写书了）来说，在那个位置上细细眺望中国的历史伟人，觉得他们犹如茂密森林中的参天大树。在这里特别想告诉人家，我这个人最爱的，就是书和树。
下面我引用自己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作为伟大的历史象征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请允许省去敬称。我当时写到，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还有文学家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那是多么茂密的森林啊！
在北京逗留期间的一天，这些伟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经非常和蔼可亲地主动与我交谈。我们在北京逗留的6月末，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机动队（相当于武装警察——译者）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一行人最后边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著名烤鸭一口都没咽下。
当时我想起了鲁迅的文章，是指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事件。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组织了游行示威，在国务院门前与军队发生冲突，遭到开枪镇压，47名死者中包括刘和珍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两名学生。后面我还要讲到是什么契机使我从鲁迅文集中摘录了“希望”这个词汇。我回忆着抄自《华盖集续编》（翻泽这本书的是曾经和我一起参加过东京游行的竹内好）的一段话，看着周总理，我感慨，眼前的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
鲁迅是这样讲的：“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诡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丁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苟活者在淡红色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那天晚上，我的脑子里不断出现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点食欲。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见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地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想，即便像我这种鲁迅所说的“碌碌无为”的人，也应当做点什么，无论怎样，我要继续学习鲁迅的著作。我当时还希望，我不应当再让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为了我花费他宝贵的任何一分钟。后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
二、鲁迅作品伴我读到老年
这个开场白可能长了些，说这些也是向社科院表示感谢，因为人家为我安排的整个日程遵循了我的原则，体现了我的愿望。
首先，日程中包括了和北大附中学生对话的机会。我是个作家，对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子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是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爱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又从中受到了哪些影响。
此外，根据日程安排，将用一整天的时间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中国的学者们将从多个角度和我交换意见，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这个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我夫人是我年轻时代曾经影响过我的好朋友的妹妹，我们结婚已经五十多年了，按她的话讲，结婚前和结婚后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什么），但是，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中国各地的畅销和热烈研讨，我倒是有些嫉妒，所以特别高兴参加为我准备的研讨会。
日程中还包括今天社科院在这里为我组织的这场演讲会，我想你们都能够理解，我最后提到它并不是我以为这个日程安排的分量轻。我要说的是，这是继2000年后，我在这里的第二次演讲。那一次，虽然不是我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却是我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第一次演讲。
六年前，我在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忧虑，即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我不仅对北京的听众讲过我的这个担忧，也对东京的听众做出过提醒：千万不能让日本历史上多次重复的“锁国”再次发生了！事实是，我所忧虑的事情正在发生。
这次来社科院演讲，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感到紧迫。因为，我已经7l岁了，也许没有第三次机会，作为一名对中国知识界抱着敬意的作家，也为了和我抱有同样意念的日本的那些朋友，我要尽我的力量。坦率地说，站在这里讲话的我，心情是沉重的。在这六年里，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保持着亲密的友好交流关系，在我东京的书房里，一直自豪地、珍贵地摆放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证书！
六年来，可以说我的担忧一直挥之不去。我长期以来所崇敬的巴金先生以高龄去世了。勇敢、诚实、卓越的文学精神贯穿于巴金的一生，他的人格的威严永远闪烁着光芒。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把我的哀思写在了给社科院朋友的私人信函中，据说被发表在报纸上，也许有些人读到了。在那篇悼文中，我谈到了我的忧虑。
我在巴金的悼文里对日本政府走向与中国和解相反方向的强硬态度表示了忧虑。最近的8月15日，小泉首相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当天晚上，早有预感的我和我所信赖的知识界人士组织了大型抗议集会。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应当向人家介绍8月15日晚上我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面对一千两百多与我同样忧虑的老人、壮年以及青年人（包括很多女性听众）所演讲的内容。
三、我们共有深刻的危机感
在8月15日的集会上，我们所有发表演讲的人都事先统一了基调，大家都从对政治哲学家、教育家南原繁的思想分析展开，联系当今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探讨对南原繁理念的理解。
南原繁是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教授，战后不久曾经担任东京大学的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频繁地对学生和一般市民发表演讲，其中许多在出版后被广 泛阅读。演讲的内容集中在战后日本人如何重新做一名国民、重新做真正的人以及如何复兴已成为战争废墟的国家等问题上。
南原繁特别提到的是核武器问题。他说：“经受了长崎、广岛爆炸伤害的人类第一个原子弹受害国日本，担负着和应付的代价，也是日本的出路，是日本民族对世界历史的使命。”
关于中国问题，他说：“决定日本民族命运和未来的，只能是重新建立在真正和平基础上的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它的实现需要一个根本的条件，那就是目本国民要对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争责任做出深刻的反省、深刻的认识。”
我只亲耳聆听过一次南原繁的演讲，那是1963年12月1日纪念学生出征二十周年时所作的题为“放弃战争的再次宣誓”。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对那次演讲的深刻印象讲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听。
南原繁在演讲中谈到，战败前的两年，日军越来越被动，征兵令下达到大学，凡达到兵役年龄的学生都要上战场，即所谓“学生出征”。作为送行的教授，心情复杂。学生当中有的已经“对战争疑惑和忧虑”。当自己的教授同事对学生继续嘣着“大义名分”、“道德意义”的高调时，不能否认有的学生确实已经认识到那是一场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侵略战争。要把这些学生赶上战场，怎么对他们说呢？南原在演辨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如下叙述，我在这里引用南原繁著作集中的原话。
“我不能对他们说‘即便违抗国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我不敢说。（省略）我对学生讲的是，‘国家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论个人的意志如何，我们必须依照国民整体的意志行动。我们热爱这个祖国，必须和祖国共命运。要知道，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终将经历很多失败和错误。因此，我们的民族将付出巨人的牺牲和代价。不过，这些付出将带给我们日本民族和国家真正的觉醒和发展。’”
我在8月15日演讲的时候引用了南原繁的话。当晚回到家里时，已经收到批评的邮件。发件人认为，南原没有阻止学生出征，而学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战场，而且有许多亚洲人、妇女和儿童被那些出征的学生杀死。怎么能允许教授的沉默呢？
这话说得对。面对不得不出征的学生，南原没有说出真正想说的话，对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为他战后行动的动力，他为此而付出了努力。我聆听南原演讲正值战争结束第18年，南原繁不得不担心的是，处在战后重建中的日本，本应对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以及对近邻民族带去的更大牺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觉的发展之路”，但是这个“民族国家”却正在淡忘这个自觉……。下面再引用他演讲的一段话：“……向内外宣布放弃战争、废除一切军备的我国，今天在战后同一个宪法下却拥有不亚于战前的二十几万兵力，由此可见建设新日本精神的变化，这一切正是对自己的抹杀、对自我的否定，这么说可能更合适。别的暂且不论，与此关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战后的新教育理念已经发生了动摇和混乱。现在的政府、各政党口口声声自由与和平，但其精神内涵和志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不仅仅是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问题，在我们的一般国民中间也同样存在，所谓战前派（包括战中派），在战后18年来，已经淡化了对战争的反省和战后初期的决心，甚至已经忘却，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南原繁这种沉重的恐惧在他的另一段长话中表达得十分透彻。请允许我再次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