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国自身而言，俨然称为‘圣战’、打着肇国精神、‘八峢一宇’的大旗，称美英为鬼畜，以把他们赶出亚洲取得东亚新秩序的霸权为我民族神圣使命，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岛施行暴虐，残害数百万无辜生命的那场战争，如果不是我们民族的暴举和错误、不是对同胞和人类的犯罪，又能是什么昵！我们所担心的是，现在，对所谓‘大东亚战争’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其意义的强调，不论意图和动机是什么，都将导致所谓东亚新秩序亡灵的再次复活，导致毁灭共产中国的战争。实际上，我们的国民中有的人还没有从大东亚共荣圈的梦中醍来，‘梦，再来一次吧’的希望仍旧残存。”
关于最后这一段引用，特别是对于倒数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担忧，有几个发来的邮件、特别是五六十岁的听众反馈说，南原繁作为一名谨慎的哲学家，在思考米来时，恐惧的心理常常困扰着他。当时的担忧就是指“毁灭中国的战争”。
其实，当今，在与中国相处中，尽管日本紧紧追随着美国，一旦挑起战争，无论国土还是民族，首先从地球上“覆灭”的是日本和日本人。这一点连我们当中最健忘的人们（包括那些对广岛、长崎的事件根本不了解、对那些受到光辐射而终生痛苦并已经年迈的受害人的情况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应当想象得到。刚才我讲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讲中透露了两个最人的担心。第一是日中关系的恶化；第二是笼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战后经历了六十一年，与南原繁演讲的时代相比，为“大东亚战争”和“东亚新秩序”正名的叫嚣更加露骨，在一些报纸上占据相当的版面，尤其是出现在面向大众的电视等媒体上。小泉首相认为自己的行动与这种复古性的论调无关、是个人“内心的问题”，今年8月15日参拜了供奉着“大东亚战争”“东亚新秩序”思想的具体实施者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之后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有近50％的日本人对小泉的参拜表示支持。这是战后最大的历史转折点。
我在这里能向大家说的是，8月15日晚我们以南原繁的思想为主题、面对一千二百多名认真的听众演讲，我们大家共有着深刻的危机感——这样一个事实，以及将来我们不应当无能为力——这样一个期盼。
四、我越发坚信“希望”的存在
我作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从少年时代开始，六十多年来一直崇敬着一位中国的文学家，那就是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鲁迅。我最先接触到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在不断接触和阅读鲁迅作品的全部过程中，我从来没有间断做读书笔记，其中包括对鲁迅作品中提到的“希望”这个话语的理解等。实际上，我在很多场合都引用了我的这些读书笔记。无论是最初对鲁迅的话语的解读，还是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认识在不断地加深。下面，我特别想就鲁迅所说的“希望”谈谈我的想法。
如前所述，阅读鲁迅已经伴随我的一生。日本刚战败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我家在四国的山村，没有优厚的文化背景，这种条件下的我又是如何阅读到鲁迅短篇小说的呢？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连我自己也像个谜。因为这次北京之行中我要在北大附中演讲，会提到这件事，所以非常认真地要把记忆中母亲给我的那本很小的《鲁迅选集》找出来。在我的读书笔记上记录了那本书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岩波书店出版，后来又通过书店得知那个版本是1935年出版的。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我也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才听她说的。我母亲的一位自小要好的朋友，她曾在东京的女子大学学习，接触过中国的现代文学，后来作了教师。在我出生的那年（1935年），这位朋友在探望产后的母亲时，送给了母亲那本鲁迅的书。两年后，卢沟桥事变，战争爆发。我母亲害怕周围的监视，把那本书珍藏在了一个小箱子里，把敌对国文学家的《鲁迅选集》藏起来了。战争临近结束时，父亲去世，我失去了上中学的希望。记得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为生活奔波的母亲那时已经没有看书的余地了。
但是，战后第二年，新宪法颁布，半年后宪法开始实施的同时又颁布了教育基本法。我们大多数日本人心中所充斥的，就是刚才讲过的南原繁讲座中提到的对新生日本的决心和希望。我讲过，南原繁是一位依照和平宪法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学者，其实我也是那个改革的受益者。村里办起了新制中学，我高兴极了。我母亲就是在那时把珍藏在箱子里的《鲁迅选集》给了我。那年我12岁，已经可以读《孔乙己》、《故乡》，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我现在引用竹内好对那一段的翻译。
“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这句话，对于当时12岁的我来说能理解得了吗？我重复着他的话，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但12岁的我非常珍爱这句话，我觉得鲁迅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我19岁的时候开始了人学生活，开始阅读更多鲁迅的书。鲁迅所说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为此我不知写过多少读书笔记（仅在新制中学读书时的笔记就有很多册），也多次把他的话抄录下来。
我在《华盖集续编》里读到一段，我想在这里读给大家。这是那篇悼念被杀害女学生的文章之后，在更加严峻的情况下，鲁迅前往厦门之前向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发表的最后公开演讲，是记录下来的。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学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情，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仍然记得自己在读了这个谈话后的感想。我特别意识到自己进入大学生活就是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12岁时对《故乡》的阅读其实并没有理解透彻，曾经在笔记中写过“希望”将怎样才能出现呢？现在，鲁迅面对现实危机，站在犹如一堵高墙的黑暗前，把希望解释得那么透彻。再联想到《故乡》的结尾，鲁迅向我们保证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属于希望的！19岁的我终于破解了12岁以来未解的这道题。随着人生岁月的流逝，我越发坚信这个道理。
五、我们必须改变毫无反省的状态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台上的我，内心是非常忧虑的。这是我真实的并不情愿的感受。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对于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本身，我并不做什么考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我因此而深深忧虑。
我想到，自己在战后那些年曾经被给予希望，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因日本人而遭受战争残害的亚洲、特别是中国人民真正和解，而现实能够告诉我们未来会是那样吗？我怀疑。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那天晚上，与我有着同样忧虑的知识界人士向大家讲述的南原繁对未来的那个期望，今天正当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现在的日本人没有那样的祈盼，将来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昵？
伴随着自己的这些忧虑、或者说尽管有这些忧虑，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有两点。当然，这只足我的强烈的祈盼，并不是说我已经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的可能。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我要把我的祈盼讲给你们。
我用汉语的祈盼（日文为“希求”——译者）这个词，它出现在带给战败后日本人再生希望的宪法中，也出现在教育基本法中，教育基本法与宪法在思想上、在丰富思想的感情上都是贯通的。我12岁的时候，曾经请教新制中学的老师，被允许把教育基本法的文章抄写在笔记本上（我总是把认为好的文章抄下米，这是小时候母亲教的，这个习惯保持到老，这也是自学者的学习方法），就是因为我深深地被“祈盼”这个词所牵动。
那么，刚才说过，我想告诉大家两点，第一点，三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死于白血病，他就是爱德华·萨义德，直到他过早去世之前，他一直主张巴勒斯坦的正义，批判当前充斥世界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
他死后，日本的年轻电影人拍摄了记录萨义德生平的纪录片，其中有对他的同事们的采访。他们说，萨义德在他的晚年并没有找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死亡的临近，萨义德逐渐变为“意思性乐观主义”，他认为，世界的人们不会永远这样，也许要经历很长时间，但巴勒斯坦问题是一定会得到解决的。萨义德的朋友们认为，虽然“不清楚他讲的很长时间到底是多久”，但对萨义德的“意思性乐观主义”有同感，并表示要继承他的遗志。
那么我也是这样想，虽然我忧虑现在的日本人与亚洲的人民、特别是位于其中心的中国人民之间很难达成真正的和解，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应当抱着最终能够达成和解的“意思性乐观主义”度过自己的晚年。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亚洲的人们、特别是日本人又怎能对未来抱有真正的希望呢……。
我现在讲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二点，回到刚才南原繁一生主张的思想上，对于把想象思考作为职业核心的我来说，南原繁思想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我称之为“伦理性想象力”。我所尊敬的日本的部分知识界人士感到最痛苦的是，现在的大部分日本人已经不再具有对那场战争的记忆。
可能更多的人会说，如果老人失去了战争的记忆，那年轻人就更记不得，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那个记忆。但是，正因为年轻人是可以通过教育了解过去的，所以我用“意思性乐观主义”更正自己的忧虑。我想呼吁把教育作为核心渠道，运用“伦理的想象力”唤起日本人对未来的构想。如果说为了推动自我教育需要具体的教材，那我们周围不是有很多吗，问题在于需要勇气面对现实。更坦率地说，就是我们要改变现在这种毫无反省的状态。我们要为我们的未来拥抱“伦理性想象力”的祈盼。
我还是要朝着这个目标，把它作为自己晚年的工作，加入到保卫宪法第九条、保卫教育基本法的运动中。已经有老年、壮年、青年和妇女等有觉悟的日本人走在了这条道路上。诚然，我们所面对的是猛烈的逆风……。
（李薇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