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卡斯托普自己对纳夫塔的停滞不前则感到惋惜，不禁想起酷爱荣誉的约阿希姆来，既为他骄傲，又为他担心。约阿希姆以他的英雄气概和艰苦努力，终于挣脱了贝伦斯顾问的坚韧罗网，逃奔到军旗下去了。在汉斯·卡斯托普的想象中，他这会儿没准儿左手正握着军旗柄，举着右手的三个指头在宣誓吧。就像纳夫塔在向汉斯·卡斯托普介绍他的教团时自己所说的，他也曾对一面军旗宣誓效忠，也被接纳到了这面军旗之下。不过，他显然不如约阿希姆忠于自己的旗帜，他的言谈中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联想发挥——自然，在听这位从前的或者说未来的耶稣会神甫谈话时，作为平民与和平之子的汉斯·卡斯托普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教士和少尉彼此都欣赏对方的职业和地位，因而引为知己。要知道他们都属于战士等级，这个是，那个也是，而且在多重意义上是如此：都既要求“苦行”又重视等级，既要求服从又重视荣誉。后者在纳夫塔的教团中十分盛行，因为它也起源于西班牙，它的教规跟普鲁士的腓特烈后来在自己步兵中颁布的军规一样，原本都是用西班牙语拟定的，难怪纳夫塔在讲述和说教时常常用一些西班牙语词汇。例如他谈到“两面旗帜”，谈到所谓“两面旗帜”，在这两面旗帜下聚集着两支大军，准备决一死战：一面是地狱之旗，一面是教会之旗；在耶路撒冷，一切善良人的“总指挥”耶稣基督统率着教会大军——而在巴比伦平原，鬼王撒旦则是另一支大军的“主将”或者说首领……
“晨星会”的寄宿学校不是俨然一所军官学校吗？学生们被编成了团和连，严格要求施行教会加军队的礼仪，可以说就是“硬衬领”与“西班牙花边领圈”的中和吧。在约阿希姆那一行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荣誉和出人头地的观念，在纳夫塔的教团里同样显得多么突出啊，汉斯·卡斯托普想，只可惜生了病，纳夫塔不可能有大出息罢了！听他讲，他那教团全部由一些极有抱负的军官组成，人人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恪尽职守，出人头地，用拉丁文讲就叫“insignes esse”。根据耶稣会创始人和第一位将军、西班牙神甫罗耀拉定的教义和教规，他们比那些仅凭健康的理智行动的人要更多地，也更卓越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且还不止于此，他们要完成超过自己份额的工作，“exsupererogatione”，也就是说，他们不只要像每个具有健康理智的凡人都可以做到的那样，好歹抵抗住肉体的暴动——rebellioni carnis，而且要与感官享乐，与爱自己和爱尘世的倾向作斗争，即便在那些被允许做的事情上也如此。因为向敌人作斗争，“agere contra”，亦即进攻，比只是自卫，比“resistere”来得更有意义，更加光荣。削弱敌人，摧毁敌人！战斗规程中写着。在这一点上，它的作者，西班牙教士罗耀拉，又和约阿希姆的上帝即普鲁士的腓特烈的意见完全一致。腓特烈的战斗规程也是“进攻！进攻！打得敌人屁滚尿流！进攻！”
然而，在纳夫塔的世界与约阿希姆的世界之间，最根本的共同点却是它们对流血的态度。这是它们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在鲜血面前，不应该将手缩回去。在这一点上，它们作为世界、团体和等级，真是难分轩轾，完全一样。对于一个平民来说，值得听一听纳夫塔如何讲述中世纪那些好战黩武的僧侣，讲他们苦修禁欲，骨立形销，然而却满怀对教会的权力的贪婪，为了迎接上帝之国，迎接超自然力的世界统治的到来，不惜让人类流血。纳夫塔讲到好斗成性的教士，说他们认为在对异教徒的战斗中牺牲比在床榻上寿终正寝更有价值，认为为了基督而被杀或者杀人不是罪行，倒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很好，塞特姆布里尼不在场！他要听见这些言论必定又会扮演街头摇风琴艺人的角色，唱起和平老调来的——虽然对于反维也纳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文明的圣战，他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另一方面，正是对他这种偏颇的热情，纳夫塔自然不免给予蔑视和嘲讽。至少，只要意大利人还热衷于宣扬这样的情感，纳夫塔便会搬出基督教的世界主义来对抗，说他乐意称世界的每一个而不是单单某一个国家为祖国，并斩钉截铁地重复一位叫尼克尔的教团将军的话：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将确定无疑地导致基督之爱的死亡”。
很显然，是从禁欲苦行的观点着眼，纳夫塔才称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因为，苦行这个概念对他来说有着无所不包的含义；在他看来，与苦行和上帝之国背道而驰的事物真叫比比皆是！不只对家庭和故乡的眷恋是这样，对健康和生命的珍惜也属此列。当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侈谈和平与幸福的时候，他正是以上面的理由对他进行指责。对肉体的珍爱，喜欢肉体的舒适，都遭到他大肆非难。他不留情面地对塞特姆布里尼指出，哪怕对生命和健康有一丁点儿重视，都是市民地道的反宗教行为。
一天，已经临近圣诞节，在踏雪散步去到“村”里和返回的途中，由这样一些分歧衍生出了一场关于健康和疾病的大论战，而且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塞特姆布里尼、纳夫塔、汉斯·卡斯托普、费尔格和魏萨尔——全都有点儿头昏脑热，都因在严寒中行走和谈话而激动，而麻木不仁；没有例外，全都有点儿哆嗦颤抖，不管他们是像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似的积极参加辩论，还是多半在旁听，只是偶尔插那么一两句话。总之，所有人全兴致勃勃，以致忘乎所以，常常走着走着就停下来，形成又比又划、七嘴八舌地忙忙乎乎的一群，挡住了去路，对其他行人全不在意，有的行人只好兜着圈子绕过他们，有的则同样停住脚，尖起耳朵，惊奇地听着他们天南地北地争个没完。
论战原本是由卡琳引起的，这位手指尖开了口的可怜的姑娘，前不久死了。汉斯·卡斯托普对她病情的突然恶化和死一点也不知道；否则，他便会以病友的身份去参加她的葬礼——何况他原本是喜欢葬礼的，他自己也承认。只是院里的保密规定，使他知道卡琳的去世太晚，等他得到消息，她已经在那个有一座顶着歪歪的雪帽子的小石膏像的园子里，被放平身体，永远地安息了……汉斯·卡斯托普说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就引起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谈兴，开始对他扶贫济困的活动，对他去看莱拉·格尔恩格罗斯小姐，看无事忙罗特拜恩先生，看肥胖的齐默尔曼太太，看那位“两个全都”夫人好吹牛皮的儿子，看死得很痛苦的纳塔莉亚太太等等，大肆加以讽刺，最后还加上一句，说他很可惜那些珍贵的花，汉斯·卡斯托普竟然拿它们去讨好这帮既无希望又可笑的混蛋。汉斯·卡斯托普却指出，这些受到他关照的人，除去纳塔利亚太太和男孩特迪暂时不算以外，不全都死得很严肃吗？塞特姆布里尼随即反问，难道这就使他们变得可敬些了么？可汉斯·卡斯托普回答，除去塞特姆布里尼所指的以外，还有所谓对苦难的基督徒的敬重哩。不等塞特姆布里尼驳斥他，纳夫塔便开始谈起中世纪那些治病救人的非常之举，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狂热行径来：国王的女儿们亲吻麻风病人恶臭的伤口，故意让自己染上这种病，并称自己身上长出的脓疮为她们的玫瑰，还饮洗脓血的水，饮完后说从来没什么饮料比这水更好喝。
塞特姆布里尼装出要呕吐的样子。不是那些情景和联想在生理上引起他恶心，他解释说，更多的是在这种对于仁爱行为的理解中表现出来的变态狂心理，使他反胃。接着，他挺直身板，恢复乐天和庄重的神态，大谈新时代人道主义的扶病济困的先进方式，谈到战胜瘟疫，谈到以讲卫生、进行社会改良以及发展医药科学等实际行动，去对抗人类的可怕灾难。
这类资产阶级的可敬举动，纳夫塔回答，对他刚才提到的世纪都甚少补益，而且对两部分人都如此：病人和受苦人得不到什么，健康人和幸福的人也一样；后者之所以对前者表现温柔敦厚，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而是为了自己灵魂得救。须知，通过成功的社会改良，健康人失去了为自己灵魂辩护的最重要手段，病人则被剥夺了神圣的地位。因此，为了两部分人的利益，贫困和疾病应该长久存在；这样的观点将一直是正确的，只要可能坚持纯宗教的立场。
那是肮脏的立场，塞特姆布里尼宣布，是愚蠢的观点，对这样的观点他几乎不屑于驳斥。因为“神圣的地位”也罢，工程师跟着别人讲的“基督教对苦难的敬重”也罢，统统都是谎言，都建立在欺骗、妄断和心理错觉上面。健康人同情生病的人，并将同情提高为敬重，是因为他简直无法设想，要是换上自己该如何才能忍受那样的苦难——这同情被严重地夸大了，跟病人毫无关系，只是一个思维和幻想的错误结果，表现在健康人把自己的体验方式强加给了生病的人，仿佛后者也是一个不得不承受病人的痛苦的健康人似的——这完完全全是个错觉。病人就是病人，有着病人的脾性和改变了的感受方式；疾病造就了病人，使他与它相安无事，谁也离不开谁；还有感知力的减弱、丧失、麻痹，以及自然的种种精神和道德的适应与缓解措施，都被健康人天真地忽略了。最好的例子就是这儿山上的一帮肺病患者，都那么轻浮，那么愚蠢，那么放荡，那么缺少恢复健康的诚意。简单地讲，只有那个敬重疾病的健康人自己病了，丧失了健康，他才会认识到，原来病人们自成一个等级，但绝不是体面的等级，而过去他自己对它是太认真了。
这当口，安·卡·费尔格跳了出来，反对塞特姆布里尼对肺结核病的诽谤和污蔑。怎么，什么话，对肺结核太认真了？感谢之至！请多原谅！他巨大的喉结和浓密的胡子一上一下地蠕动着，表示不允许人家对他忍受的病痛作任何蔑视。他只是普通人，一个保险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一切高深的思想他都摸不着边际——这样的谈话已经超出他的水平。可是，如果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把肺结核也扯进他所说的范围里——这是个弥漫着硫黄味儿的把灵魂折腾得脸青面黑、死去活来的地狱——那他必须请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多多包涵了。因为这里丝毫谈不上感受力的减弱、麻痹和想象的错误；那样讲是天底下最大最无耻的谎言，谁要不曾像他一样亲耳听见，谁就不可能对它的卑鄙无耻有一个……
哎哟哟，哎哟哟！塞特姆布里尼说。费尔格先生生病的时间越久，他的病痛也将越加了不起，最后简直成了绕在他头上的灵光。他塞特姆布里尼确实不大尊重那种要求得到赞赏的病人。他自己也生着病，而且不轻；但老实说，他反倒为此感到耻辱。再者，他讲的话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作一般性的哲学探讨；至于对病人和健康人在天性和感受方式上的不同，他发表的那些见解也有根有据，各位只要想想精神病想想幻想狂，比如说吧，在他的同行者中如果有一位，就算是工程师或者魏萨尔先生吧，他如果今天傍晚在一个屋角上看见自己已经过世的父亲，看见老人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和他说话，这对作为当事者的先生来讲无论如何是件可怖的事，是一次极度令人震惊以至于神经错乱的经历，准保会使他马上离开房间，去要求接受精神治疗。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好笑就好笑在，你们两位根本不可能出这种事儿，因为你们是精神健康的人。可要是你们碰见了，那你们就不健康，就有了病，就不会像健康人似的做出反应，就是说不会惊恐不安地逃出房间，而会处之泰然，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且跟那幻影交谈起来，就像幻想狂患者常做的一样；认为他们这时也会产生健康人似的恐惧，正是没患病的人容易产生的想当然的错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讲屋角上的父亲时既滑稽又绘声绘色，大伙儿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连费尔格也不例外，虽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他的可怕病痛表现轻蔑，使他觉得深受侮辱。意大利作家呢却利用大家的好情绪，继续探讨和阐述幻想狂患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病人都不值得尊重的论点。这种人，他说，放任自己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据他有时候去参观疯人院所见，他们常常原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当有一位医生或生人出现在门口，幻想狂患者多半马上会停止装鬼脸，停止自言自语和嘟嘟嚷嚷，而是表现得规规矩矩，一直要等到不再有人观察他了，才又发作起来。要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他无疑是在装疯卖傻，以此要么逃避巨大的苦闷，要么作为软弱的天性抵御过分沉重的命运打击的保护措施；像这样一个弱者，是不会有勇气神志清醒地承受命运的打击的。如上所说，任何人都可以去试一试；他，塞特姆布里尼，仅仅用他的目光，仅仅通过以毫不含糊的理性的姿态去对付他们的胡言乱语，就使好些疯人至少是暂时神志清醒了……
汉斯·卡斯托普发誓说，刚才塞特姆布里尼讲的情况他一字一句都相信。这时，纳夫塔冷笑一声道，如果他能想象出塞特姆布里尼是怎么笑嘻嘻地以不屈不挠的理性去正视那些疯子，那么他也能理解，这些可怜虫将怎么不得不振作起来，乖乖儿恢复神志，因为他们自然会感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出现是个极值得欢迎的消遣……不过，纳夫塔他也参观过一些疯人院，能想起曾在疯人院的一座“重患者楼”里待过。在那儿，他见到了一些场面和情景，对它们，我亲爱的主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充满理性的目光和富有震撼力的影响恐怕是毫无作用的：但丁《地狱篇》中描写的场景，令人恐怖而又难受的荒诞画面，疯人们精赤条条地蹲在水里，摆着各式各样恐怖和僵硬麻木的姿势，有的大哭大叫，有的高举着胳膊，大张着嘴巴，发出一阵阵狂笑，全都掺和着地狱的气味……
“啊哈。”费尔格先生说道，随后又突然闭住嘴巴，险些笑了起来。
简言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面对那“不安之楼”里的情景，只好把他无情的教育理论统统收拾起来，纳夫塔继续说，倒是基督教对它们表现的敬畏，是一种更合乎人道的反应，而傲慢的理性道德说教则不然，只有我们这儿这位天马行空的太阳骑士和所罗门王的摄政才爱用它去对付癫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