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坨村的村委会，有村主任1人、副主任1人、治保主任1人、妇女主任1人、共计4人。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生产队体质在1988年完成历史使命之后，村委会体质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村委会，全称是村民委员会，为中国大陆地区乡（镇）所辖的行政村的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三至七人组成。领导班子产生依赖民主选举，每三年选举一次，没有终身制，但可以连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只需要到上级政府（乡政府或者镇政府）报备即可。
前坨村目前的村委会，村主任高卫国，妇女主任是高卫国的媳妇史秀云，副主任刘树章，同时也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治保主任赵占春，当年是民兵队长，也是改革开放后，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即使到现在，赵占春在人们的记忆中，仍然是前坨村第一个成为“万元户”的人。
在杨宏波的记忆中，从2000年起，因为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前坨村农民，开始不同程度的“返贫”。当时还在大学的他，曾经利用假期的时间，在村子里做了一些调查。总结起来，返贫的原因大概有几种。
第一是“因病返贫”。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民在医疗相关的费用支出占比越来越多。生不起病，买不起药，住不起院的情况越来越明显。而后世所知的“新农合”（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从2003年才在全国部分地区试点，到2010年才逐步实现了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地区。
第二是“三农问题”。2000年的时候，《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归结到具体的情况，就是产业的天然弱质性、生产资料弱质性和劳动主体弱质性。
同样一亩地，投入的化肥、农药、种子费用，已经几乎快超出了这亩地的粮食产出，这里还不计算农民人工的投入和农业税的扣除。随着城乡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粮食种出来却卖不出好价钱，一年下来每亩土地能收入1000块钱，已经是及其难得的结果。而随着大量化肥的使用，土地的盐碱度进一步增加，地力越来越贫瘠，化肥也就越用越多，成本投入越来越大，形成了恶性循环。
而后世所熟知的“取消农业税”，是在2006年才开始实施的。而在此之前，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
第三是“物价上涨”。除了上述所说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物价之外，农民生活上的支出，也逐年走高。从吃穿住行上来说，更多的支持是在住上面。房子旧了你得翻盖吧，儿子大了要娶老婆了，你得盖新房吧，而盖房所需的木材、砖石、人工等等，都是朝着城镇看齐的。以前一两万块钱就能盖起来不错的三间房，到了2000左右，居然上涨到了五六万甚至十万。这还不说结婚前的彩礼、新家的布置等等。
杨宏波家里现在没什么钱的原因，就是因为家里为了哥哥杨宏江的婚事，已经在村子西南一块宅基地上面盖起了三间正房。现在放在还没有做内部装修，更别说新家具、新电器等等了。
而且杨宏江至今没有成亲，也没有说定的亲事，所以房子还空闲着，杨宏江本人也和父母住在一起。
兄弟俩吃着饭，也就唠起来当前农民返贫的问题。杨宏军是见过世面的人，深刻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特别是城镇人的生活变化。
喝了酒，杨宏军的话就多了起来：“宏波，你说我就不懂了，按理说咱们村，有沙丘有水田，有苇塘有河流，用书上的话说，就是典型的鱼米之乡啊。你说为啥咋村就没富起来呢？临县汉海县的边庄子村，因为靠近滨河入海口，大力发展造船业，你小利哥就在边庄子村的造船厂打工，每个月一千多块钱。为啥我们村就不能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经济呢？”
杨宏军平时读报纸、看新闻，对于一些特有名词，还是很了解的。而且他面对的是家族里最有知识的杨宏波，这些名词说出来，杨宏波也没有理解上的障碍。
柴俊玲在旁边说道：“你跟老七说这个干啥啊？他原本是大学生的料儿，以后也是找个坐办公室的工作，哪懂这些啊？他也不需要懂，是吧，老七？”
杨宏波苦笑一下：“嫂子，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以后就是一个农民，我大哥说的这些东西，我现在不懂，以后也要懂起来。”
杨宏军朝着媳妇瞪了一眼：“你懂个啥？当农民咋了？低等吗？丢脸吗？见不得人吗？辛辛苦苦种地，我自己劳动所得，有啥丢脸的？你给我一边呆着去。”
柴俊玲就嘟囔了两句，没敢再说什么。而中午回家吃饭侄子杨志征在老爸面前，老实得跟个绵羊是的，只是默默地吃饭。
杨宏军又喝了口酒，接着说道：“我分析着吧，还是那句话，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现在计划生育在咱们村甚至咱们镇咱们县都执行得很好，少生孩子已经达到了。种树呢，你看看，一些主要的乡村路两边，都种满了杨树和柳树，这个也满足了。就是咱这路啊，没法提啊。”
“先说通往村外的，朝东去镇里，先经过后坨村，人家后坨村的路修的那叫一个笔直平坦，你再看看咱村到后坨村的这两里地，那能叫路吗？整个就是大坑，有雨就是泥坑，没雨就是土坑，有雪就是冰坑。去往南边杨家岭镇的路，号称修过了，可都是大石头，棱角分明，好车都不敢进来，怕轮胎扎坏了。去往西边边庄子的路呢，就是田间土路，那叫一个窄，错车到会掉到沟里去。往北去荣各庄的路呢，年年都被沙土覆盖，更是别提了。这还没说每条路上面的那些桥呢，年久失修，桥板之间的缝隙能够掉下去一个人。”
“哥，你说的很对，但修路需要花钱，四条路都修了，可是笔不小的费用，钱从哪里来呢？”
“是啊，没钱修路，人家有钱了也不来，我们的好东西也出不去，我们就更没钱，恶性循环了。”
“哥，如果你是村主任的话，你会咋办？”杨宏波忽然看着杨宏军的眼睛问道。
杨宏军的眼睛眯了起来，想了想，才说：“我如果是村主任，我会去镇上贷款，就是求爷爷告奶奶，也要把路先修起来。”
“然后呢？”
“然后就发展农村特色经济，我说了，咱们这里是鱼米之乡，老天爷赐给咱村这么好的风水宝地，我们还折腾不出个人样来？”
“咋折腾，想好了吗？”
柴俊玲又忍不住说道：“咱村有沙子，有苇子，这些东西不值钱，可是这东西占得地值钱啊，把沙子、苇子平了，变成耕地，承包给个人，光收取承包费，就是一笔大收入。”
杨宏军怒道：“头发长见识短，胡说八道啥呀？那能有几百亩地？顶多一千亩，能有啥用？这些东西平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你见过养鱼的，会把鱼塘的水都抽干了，把鱼都捉了卖的吗？”
“治保主任张占春承包的咱村葫芦坑鱼塘，年年不是抽干了捉鱼吗？”葫芦坑是前坨村唯一的鱼塘，占地大概两亩地，呈不规则的宝葫芦状，位置在村南。没有活水，养鱼所使用的水是灌溉的水，通过一道水渠流入到鱼塘中。杨宏波小时候经常跑到葫芦坑去钓鱼、游泳、滑冰。
张占春对鱼塘的管理也不是太严格，只要不被他抓住有人偷他的鱼，平常也不怎么管。塘里的鱼也不大，偷鱼的人也就不多了。
“我就是比方懂不懂？而且他那种做法，第二年还得重新买鱼苗，每年那鱼长出来，都没有巴掌大，不知道捉大放小的道理。”杨宏军喝了酒，黑黑的脸膛本来就有些红，这一生气，瞪眼扯脖子的喊，脸上的红色更深了。
“嫂子，我哥说的是竭泽而渔，就是把水坑里的水放干了捉鱼，大的小的一网打尽的意思。你娘家在边庄子村旁边的村子，还不知道边庄子的渔民出海，那渔网的网眼大小都有尺寸规定吗？要是网眼太密，小鱼小虾都给捞起来了，明年还有鱼虾吗？”
“还是老七读过书，啥道理都懂。征征，你多跟你叔学着点。”柴俊玲将矛头的目标指向了正在闷头吃饭的杨志征。杨志征躺着也中枪，只好郁闷的点点头。
杨宏军看了看吃饭的儿子，撇了撇嘴说道：“他也不是啥读书的料儿，早点初中毕业，早点回家种地。”
杨志征就表现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但惧于老爸的威严，啥也没敢说。
杨宏波知道前一世，杨志征初中毕业后，花了一笔钱上了县里的职业中学，然后又花了一笔钱，去了省会的一个大专学校，出来后也找到合适的工作，还是回到了前坨村。
其实杨宏军对于儿子的期望还是很高的，要不也不会连续为儿子花钱上学。只不过，这个儿子不太争气，没有达到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高度，花了钱，在外面的世界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后面哥俩就没有继续详谈，杨宏波估计自己的这个大哥，对于如何发展村里的经济，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只是有股冲劲，但他已经意识到毁沙丘造田、毁苇塘造田的不可取之处，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在注重眼前利益的广大农村地区，能够看到这么远，这么透的人，完全是凤毛麟角。
席间杨宏波提到高卫国和他说的薄膜厂的事情，杨宏军就说：“我听说这事了，村委会征求了党员的意见，我是投了赞成票的。毕竟是为村里人着想，这事有好处，肯定是要上。但是资金的来源问题，还没有定下来。”
“不是村委会出钱吗？”
“村里哪有钱？现在还欠着镇上好几万呢。村主任提出要全民集资，好多人反对。最后讨论是一半村委会出钱，一半村里集资，按集资的比例，年终分红。当然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具体的比例还没有定。”
“村长那么有钱，为啥不能多出点？再说还按比例分红呢。”柴俊玲又忍不住插嘴道。
这回杨宏军没训斥她，只是说：“他要挂名任厂长，拿厂长的工资，当然会出更多的钱，要不然大伙也不会同意他出任厂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