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孩子，”师娘说，同时向我招手示意，“快别讲这些造罪的话！”可是我没吭声，丽赛的抱怨并非没有道理。——他们不得不返回村里，马车和车上装的东西全给村长扣下了，老滕德勒还奉命跟随骑着马的警察，步行到城里投案去。尽管警察一再地驱赶她，丽赛仍远远地跟在后面，满以为至少可以陪父亲蹲蹲大牢，直到仁慈的上帝使真相大白。谁料人家却认为她没有嫌疑，监狱的看守理所当然地把这硬往里钻的姑娘拒之门外，因为她丝毫没有在他那所房子里栖身的权利。
丽赛仍然想不通，她说，这个惩罚比真正的小偷将来肯定会受到的所有惩罚都重。但是她马上又补充说，她也并不希望小偷受到多么严重的惩罚，只要她善良的父亲的冤屈能够昭雪就成。唉，他多半是熬不过来了呀！
我突然想起，无论对于对面那个监狱老看守，或是对于刑事检察官先生，我都是个少不了的人，他们一个靠我替他修纺纱机，一个靠我替他磨那把宝贝折叠刀。通过前者，我至少可以去探视关在牢里的人；在后者面前，我至少可以为滕德勒先生出个担保，也许还会促使他加快案子的办理。我请求丽赛忍耐忍耐，自己随即动身到对面的监狱去。
害痨病的老狱吏正在大骂那些无耻的娘儿们，说她们总是没完没了地要求去牢里看自己的贼丈夫或贼老子。可我不准他这么称呼我的老朋友，除非法院“依照法律”加给他这样的称呼，而且我敢保证，此事绝不会发生。终于，在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一阵以后，我们才一块儿爬上宽大的楼梯，到了楼上。
在这所古老的监狱里，空气似乎也被囚禁起来了，我一踏进长长的走廊，迎面便扑来一股浊气。走廊两边是门挨着门的单人牢房。在差不多到了顶头的那扇门前，我们停下来。狱吏抖搂着一大把钥匙，想要找出需要的一把。门嘎嘎响着开了，我们跨了进去。
在牢房中央，背冲着我们，站着一个瘦小男人。只见他仰着头，仿佛正在仰望那透过墙上高高的窗孔俯视着他的一角愁惨的苍天。在他的脑袋上，我立刻认出了像短剑般兀立着的头发，只不过它们也像外边的自然界一样，已经一片雪白。我们进门时，小个子男人转过了身来。
“您大概不认识我了吧，滕德勒先生。”我问。他不经意地瞅了瞅我。“不，亲爱的先生，”他回答，“非常抱歉。”我说出自己故乡的名字，然后道：“我就是那个淘气鬼，他当时拧坏了您奇妙的卡斯佩尔！”“啊，没关系，一点儿没关系！”他尴尬地应着，样子十分谦卑，“我早已忘记了。”
显然，他没有留神听我的话，而只是机械地动着嘴唇，像在自顾自地讲着别的什么。
我告诉他，我刚才碰见了他的丽赛，这下子他才瞪大两眼望着我。“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他边说边合起掌来。“是的，是的，小丽赛和小保罗，他俩那会儿在一块儿玩儿过来着！——小保罗！你就是小保罗？啊，我完全相信：那活泼的孩子的善良小脸儿还没有变！”他激动地点着脑袋，头上短剑般的白发也颤动起来。“不错不错，我们再没到你们那儿的海边去。当初可还是好时光，我的老婆，伟大的盖塞尔布莱希特的闺女还和我在一起！‘约瑟夫，’她总是讲，‘人脑袋上要是也有根提线，你就会对付他们啦！’——要是她今天还活着，人家就不会关我进监狱。你仁慈的主哟，我可不是贼呀，保罗森先生！”
看守在掩着的门前的走廊里踱来踱去，已经哗哗哗地把钥匙串摇过几次了。我极力安慰老人，要他在过堂时提出让我作证，须知我在此地是颇有点儿声誉的。
我一跨进师娘房间，老太太就冲我嚷起来：“她是个犟丫头，保罗森。我拿她简直没办法。我给她腾过夜的房间，她却非走不可，非要去乞丐收容所或上帝知道的其他什么地方！”我问丽赛，她有没有带身份证。“主啊，身份证已经叫村长给收去了！”“那没有哪个旅店老板会让你进门的，”我说，“这你自己也清楚。”她当然清楚。师娘于是拉着她的手，高高兴兴地摇着说：
“我琢磨，你该是有自己的头脑的。这个小伙子已经详详细细告诉我，你们曾经怎样一块儿蹲在箱子里。我才不会这么轻易让你从我家中走掉哩！”
丽赛困窘地低着脑袋，接着却又性急地、刨根问底地向我打听她父亲的情况。我详细告诉了她，然后向师娘要了几样卧具，再加上自己用的一点儿，一齐亲自送到对面的牢房中去，事先我已得到看守的允许。——这样，在夜幕降临的时刻，我们就能祝福自己待在冷清的牢房中的老朋友，祝他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枕着世界上最软的枕头，也睡上一个香甜的好觉。
第二天上午，我正准备出门去见刑事检察官先生，监狱看守趿拉着早晨穿的拖鞋就朝着我走来。
“您对了，保罗森，”他用他那中气不足的嗓音说，“这人的确不是贼，真正的贼他们刚刚送来了。您那老头子今天就会释放。”
果然，几小时后监狱的大门打开了，老滕德勒被看守喊口令般的声音驱赶着，走到了我们跟前。正是摆午饭的时候，因此师娘在他也坐上桌子以前，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但是他对那些上好的饮食几乎碰都没碰，不管师娘怎么使劲儿劝他。他仍旧寡言少语，坐在女儿身边就像心不在焉似的，只是时不时地，我发现他抓起她的手来轻轻地抚摩着。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一阵铃儿的叮当声。我对这声音是太熟悉了，听着它，我又回到遥远遥远的童年。
“丽赛！”我柔声道。“嗯，保罗，我听见啦。”
转眼我俩已站在门外。看啊，它沿着大街慢慢爬上来了，那辆载着两口高高的箱子的小车，就像我曾在故乡无数次地盼望的那样。一个年轻的庄稼汉走在车旁，手执缰绳和马鞭，只不过，那铃铛儿如今已挂在一头白色的小马驹的脖子上。
“棕色小马哪儿去了？”我问丽赛。“棕色小马，”丽赛回答，“它有一天倒在了车前，父亲立刻去村里请来了兽医，可它再也没能站起来。”说时，泪水从她的眼里掉了下来。“怎么啦，丽赛？”我说，“现在不是一切又都好了吗？”她摇摇头。“我不放心我父亲！他那么不声不响，怕是受不了这样的耻辱啊。”丽赛以她忠实的女儿的眼睛看得不错。他俩在一小客栈里安顿下来，老人就开始在作继续上路的打算——他现在不愿再在此地抛头露脸——，谁料这当口儿却患寒热病起不来床啦。我们不得不马上请来医生，然而病却拖了很久。我担心他们会陷入困境，便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帮助丽赛，可她却说：
“你的帮助我乐于接受，不过别担心，我们还没拮据到这种田地。”我无计可施，只好满足于和她轮流在夜里守护病人，或在晚上他感觉稍好时坐在病榻旁陪他一个半个小时。如此的我还乡的日期便临近了，心情也随之越来越沉重。甚至看见丽赛我就感到难过，她不是很快又要跟随父亲流浪到广阔、遥远的世界去了吗？要是他们有个故乡多好！将来叫我到何处去寻找他们呢，如果我想带给他们一个问候和消息的话！我想到了我们第一次离别后的十二年，难道又要熬过长长的十二年才能再见，或者到头来永生永世都再也见不到了吗？
“请代我问候你的家庭，当你回到了故乡，”临别的那天晚上，丽赛送我到门口说。“我眼前还看见那所房子，那门前的长凳，那园中的菩提树，啊，我永远不会忘记它们。在这个世界上，我再没有找到过那样可爱的地方！”
“唉，丽赛，”我说，“现在哪儿还有我的家哟！人去屋空，满目凄凉啊！”丽赛没有回答，只让我握着她的手，用自己善良的眼睛望着我。蓦然间，我仿佛听见了我母亲的声音：“抓住这只手带她回去，这样你又有家啦！”
我果真抓紧丽赛的手，说：“跟我一块儿回去吧，丽赛，让咱俩共同努力，在那现在无人居住的家中，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就跟那两位你热爱的人所过的生活一个样！”“保罗，”她大声说，“你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的话。”可是，她的手却在我手中剧烈颤抖，我只得恳求她：“啊，丽赛，理解我吧！”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不能离开我的父亲哩，保罗。”
“一定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丽赛！在后屋，那儿空着两个房间，他可以居住和工作，老亨利的卧室就在旁边。”
她点点头。“可是保罗，咱们是流浪艺人，你的那些老乡们会怎么讲呢！”“他们会大讲特讲，丽赛！”
“难道你不害怕吗？”我只笑了笑。
“喏，”丽赛说，嗓音清脆得像银铃似的，“要是你都害怕的话，那我更该怕死啰！”
“这么说，你也是乐意的啰？”“嗯，保罗，如果我这个都不乐意，”她冲我摇着她那黝黑的脑袋，“那，那我永远不会再乐意什么了！”
“孩子，”讲故事的人转开话题道，“你只有再长好几岁，才会慢慢明白，姑娘的一双黑眼睛在说这些话时将怎样望着你！”
“不错，不错，”我心里想，“特别是那样一双能把湖水烧干的眼睛！”“喏，不是吗，”保罗森又开始说，“现在你也肯定知道，谁是丽赛了吧？”“保罗森太太！”我回答。“好像我没有先见之明似的！可她讲话总还带点南方口音，细细的眉毛底下一双眼睛仍旧漆黑漆黑的啊。”我的大朋友笑起来，我却暗自决定，在回房去时要好好注意一下保罗森太太，看还能不能在她身上认出那个演木偶戏的丽赛来。“可是，”我问，“那位滕德勒老先生又到哪儿去了呢？”“我亲爱的孩子，他已去了我们大家最终都要去的地方。”我的朋友回答。“在那边的绿色墓地里，他与我们的老亨利并排安息在一起。不过，随他进坟墓的还有另外一位，还有我童年时代的一个小朋友。我很乐意给你讲，只是咱们得再走开点儿。我妻子有可能正好来找咱们，而这件事我不愿让她再听见。”
保罗森站起来，我们于是信步走去，来到了花园背后的环城林荫道上。我们只遇见很少的人，眼下已是晚祷的时候。
你瞧，孩子——保罗森又开始讲他的故事——，老滕德勒当时对我和丽赛的婚约非常满意，他怀念和他相识的我的双亲，他对我也怀着信任。再说，老艺人也已厌倦了流浪生活，是的，自从他感到有让人混同于那班堕落下流的游民无赖的危险，他心里便越来越渴望有个安定的家。我好心的师娘对婚事却表示不赞成。她担心，一个四处流浪的木偶戏艺人的女儿即便再愿意，也成不了一个有根有基的手工业者般配的妻子的。——喏，如今我的师娘早已不这么想啦。
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回到了这里，从山区回到了海边，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我和老亨利狠抓了一下营业，同时为约瑟夫老爹布置好了后屋中那两间空着的房间。——又过了两个礼拜，正值园子里的春花开始飘香的时节，从下面街上便传来了铃儿的叮当声。“师傅，”老亨利叫着，“他们来啦！他们来啦！”接着，那辆载着两口高高的木箱的小马车，便站在了我家门前。丽赛来了，约瑟夫·滕德勒老爹也来了，两人都眉开眼笑，满脸红光，整个的木偶戏行头都跟着他们一起搬进了我家里，因为有过明确的协议，这些东西必须陪伴约瑟夫度过晚年。反之，小马车不几天就卖掉了。
随后我们举行了婚礼，不过气氛冷冷清清。我们在城里再没其他亲戚，只有我的老同学码头总监在场做证婚人。丽赛和她的父母一样信奉天主教，可是我们从未想到这会对我们的婚姻有妨碍。头几年她大约还去一座邻近城市做复活节的忏悔，在那儿有个天主教教区你是知道的，到了后来，她就只向自己的丈夫吐露自己的心事了。
新婚后的第一个早上，约瑟夫老爹放了两只口袋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大的一只里装的是哈尔茨矿区铸的银币，小的一只里装的是克莱姆尼茨地方铸的金元。
“你从来没问过，保罗，”老爷子说，“可咱们丽赛并不是穷得连一点儿陪嫁也没有哇！再说，我反正也用不着了。”
这就是我父亲当初曾经说过的积蓄，现在，当他儿子重新开业的时候，这钱来得正是时候。自然，我岳父是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交出来了，从此就指望着孩子们的关照。不过尽管如此，他仍旧闲不住，而是重新找出了自己的刻刀，在作坊里帮着干些活儿。
木偶们连同全套舞台道具，都存放在厢房顶楼的一个贮藏室内。只有礼拜天下午，他才一会儿把这个，一会儿把那个拿进了他的小房间，整理它们的提线呀关节呀，擦拭擦拭呀，或者把什么地方修理修理。这时候，老亨利常常衔着短烟袋站在旁边，听他讲木偶们的故事。而木偶差不多又是个个都有自己特殊的遭遇的。可不是嘛，现在已经知道，那个雕刻得十分可爱的卡斯佩尔，当初在丽赛的爸爸向妈妈求婚的时候，还为自己年轻的制作者充当过媒人哩。为了使某些场面更加生动具体，老爷子讲着讲着就动起提线来，我和丽赛往往也站在院坝中，透过葡萄藤遮掩着的窗户往房里窥视，可里边的两个老小孩多半会玩得忘乎所以，非得等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才会发现我们这些观众的存在。
过了一年，约瑟夫老爹又找到了别的事来干，他把整个花园都管了起来，栽花种树，收获果实。礼拜天，他总穿得干干净净地在花坛间踱来踱去，一会儿修剪蔷薇丛，一会儿给丁香和紫罗兰绑上亲手削制的小撑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