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安自己也不明白他是怎么变成一个如此决绝的人。他认为自己参与的一件事情过去了，就再也不肯回头多看一眼。留给他的都是随记忆模糊了的故事。
告别了钟楼东边的这个小院，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甚至也没有打听过。马克和他的邻居们，或者说邻居们和马克在后来的日子如何相处，马克是否真的住进了这个用心血筑成的表面光鲜实则千疮百孔的小院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喜欢和过去一刀两断干干净净的感觉。他自称是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乐观，是因为他深知自己到此一生都算是一个幸运的人，悲观，是他看到这个扰攘逐利的丛林世界正在加速走向自己的消亡。进入知命之年，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半生都在用消极的方式抗拒这个世界。
帮马克在北京的腹地盖房，给了他一次反观自己的机会。他有了横向比较的可能。
离开工地不久，他的一位法国记者朋友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国际先驱论坛报》为回顾中国七七届高考三十周年所做的人物专访。傅安认为自己从来都属于边缘人物就没有答应，但是记者说他们本来就是随机采访，人物各异。
他最终接受了采访，地点就在鼓楼西侧的一间极小的咖啡店里，距离马克的工地只有咫尺之遥。他和那位记者说了很多他的经历和故事，内容非常散乱。这倒也符合他真实的生活经历。这次采访被刊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上。傅安看到了网络版。同时接受采访的都是一些在各行各业取得突出成绩的老七七届人士，有趣的是傅安出现在主要的人物照片上，照片上的傅安穿着便服，手扶自行车，笑意盎然，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的遮阳帽，盖住了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但是文字内容只有寥寥几个字“傅先生在谈到他作为七七届大学生的感想时说他只是比很多人运气好而已。” 傅安对这几个字的报道非常满意。对照老文、老索、老刘、老三这些同龄人，他的运气确实是好。
08北京奥运给他提供一个积极向上的机会，他几乎没费周折就成为法国奥林匹克代表团的志愿工作人员，很奇怪，从报名那天起他就相信自己一定会进入法国奥委会的团队。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出入奥运村和各种竞赛场馆，接触到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的运动员。在整个奥运会期间，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不分国界、没有意识形态的争论。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似乎都想尽情享受这场盛大的游戏。
他在奥运村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全部过程中最打动他的是参加过数届奥运会的法国代表团副团长在临别的时候跟他说的话：
“好好珍惜这段记忆吧，假使英特纳雄耐尔得以实现，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鼓楼一带仍然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而且经常是陪同他的各色各样的朋友，其中以法国人居多。他发现，这一带的居民对来来往往的游客和外国人越来越抱有敌意，以至作为陪同的他也常常遭遇尴尬。
一次他和他的一位法国朋友在鼓楼东侧的一条相对较宽的胡同里漫无目的地闲逛，这位朋友是个发烧级摄影爱好者，手里拿着一部中画幅胶片相机。由于体积大且沉重，他每次拍照的时候总要依托一点什么。在一次拍摄中，他在一户小院门口把左脚放在了一个沿街砌筑的两级台阶上，左手肘顶住抬起的左腿，托着相机正在取景，这时站在门边一个年纪约莫五十岁上下的男子嘴上叼着烟蒂，透过还没有吐尽的白烟乜斜着眼睛瞟着傅安说：
“这孙子是哪儿的？跟他说让丫把脚放下去！”
“他说什么？”
“他不高兴你把脚放在他家的台阶上。”
“他是怎么啦？”
“我很长时间都在问这个问题，北京人是怎么啦。”
另一次在南锣鼓巷附近一家胡同旅馆门口，傅安的一个法国朋友想租一辆自行车，看车人在二十多辆自行车里挑了一辆锈迹斑斑的大二八自行车让法国人骑，这位朋友实在为难，他的个子矮小，根本就上不去。就让傅安帮着说说给换一辆。
“就这辆，他爱要不要！”
“您这儿不是有这么多自行车呢吗？给他找辆能骑的不成吗？”
“这儿他妈有你插嘴的份儿吗？让丫把钱拿走，把车搁这儿！”
“您怎么说话呐？！”
“就这么说话，怎么着！你丫也就是一汉奸，狗腿子，我抽你信不信？”
傅安哭笑不得地看着站在自家门口的这位瘦小的中年男子，不知该说什么好。法国人也知道这个人怒得莫名其妙，拉着傅安走到另一个胡同口从一个外地修车的小伙子那里租了一辆车。小伙子非常客气，而且还特意整了整这辆车的车闸，嘱咐法国人要注意安全。
住在胡同里的老北京的易怒和暴躁已经完全颠覆了人们从书本上得到的有关北京人的印象；他们不再是多礼好客的北京人。虽然很难说他们一概地仇外，但是他们看似无由的怒火已经到了不需要理由随时可能爆发的地步。不仅是傅安，他身边那些热爱访古，热爱北京胡同的朋友几乎无一例外地曾被老北京骂得狗血喷头而不知所以然。
不过，静下来想一想，傅安觉得他们完全情有可原。现在的傅安在游走于胡同的时候，就是成千上万接踵而至的游客之一。这个庞大的游客群体对老北京人的生活所构成的打扰之大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渐渐处于劣势的老北京的窘困生活暴露在外。他们失去了体面。街上越是灯红酒绿，老北京人的失落感就越大。
2010年，北京市政府出资大规模进行危房改造，据说马克所在的胡同里的民房也享受了政府的恩泽。可是马克的消息也随之传来。一个晦暗的下午，老三媳妇惊慌失措地给傅安打来电话，说马克向他们追讨四年前付给他们的赔偿费。傅安在无奈、愤怒和无计可施之余只说了三个字：丫有病！
不久后，在一个留法中国艺术家举办的安徽民居摄影展上，傅安与马克不期然相遇，马克仍然面色红润打着领结，兴高采烈地走上来热情寒暄。傅安并没有问任何关于小院儿的事情，马克自己却主动提起老索，说老索似乎仍然无意与他和解。算来马克此时已经在中国十五六年了。结了这么一个冤家，怨谁呢？
几年当中，北京仍然在迅速地改变面貌，高楼越来越多。古建被破坏乃至拆除的消息不绝于耳。
傅安在巴黎居住过五年的时间，准确地说，是在巴黎北郊住的时间更长，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巴黎的痴迷。他不喜欢旅行，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走得足够远了。所以，在旅居巴黎的五年中，几乎每一个周末都是在巴黎市区游荡。用他的话说，他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把自己的灵魂都浸泡在巴黎这个城市之中。在追溯巴黎的城市发展史的时候，他注意到巴黎和北京一样也曾经有高大的城垣围绕，巴黎的城墙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也还未被拆除干净。但同时他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巴黎城是一个沿着塞纳河不断由东向西移动的城市，而移动的原因却是由于贵族富贾为了摆脱由于下层市民的不断进驻而败坏的城市卫生和面貌。对巴黎的了解使傅安在将北京与其他国际大都市作比较时有了一个鲜活的参照。
北京古城从元代算起就是按照商周时期既已基本定局的帝京建制设计规划，采用前朝后市的格局，七百年不变。前朝者，皇朝宫禁也；后市者，市井凑杂之地，之于北京则是以景山后街、北海迤北；以钟鼓楼、什刹海为中心为“市”。钟鼓楼往北一带原本就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的居住营生之所。与巴黎所不同的地方是京城格局限制了人口流动，所以世代居于一处乃是常态。但是毕竟时移世易，天下没有恒久不变的事情。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终将对北京城市的格局造成剧烈的冲击。北京古城保护的难题在于如何抵御资本力量的冲击。法国政府二战后的城市重建中就很清楚地意识到现代经济，尤其是二战后房地产市场对巴黎古城造成的威胁。1963年，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倡议并通过立法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古城和古代建筑遗迹的保护，史称“马尔罗法”。
北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曾经免于战火的古城墙被拆毁殆尽，大片古城街衢被推土机在瞬间夷为平地。我们还没有商量好保护古城的对策时，一切已经太晚了。北京现有的区区几片古城保护区仍然遭受着不断侵蚀。北京的管理者也已经失去了对这座城市的尊重。在没有任何民意的支持下，北京的宣武和崇文竟然被分别合并到东城和西城，而城区面积相类似的巴黎仍然保留着二十个行政区分。老北京说******拆北京城墙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来自湖南山乡，对北京没有感情。现在北京遭遇的种种荼毒也不例外。马克之流在这个时候进驻残留不多的古城居民区给这个地方居民带来的信息是极其强烈的。他们虽然世代居住于此，但大多不是业主，他们不可能承担保护古城和古建的重任，但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这里的主人。他们心中也期盼着早日住进厨厕浴俱全的楼房，但是他们如何甘心就这样被扫地出门，他们是愤怒和无奈的一群。而马克则完全想不到这一点。当老北京随着岁月沉沦为社会最底层，最终不得不离开他们祖居之地时，这座城市的灵魂也被抽走了。
在资本巨鳄的觊觎下，老北京改造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名词不断被当局作为城市开发，再造古城的政绩讴歌着。解放初期，梁思成等有识之士甘冒政治风险吁请当局保护古城，而今连他老人家的旧居也已荡然无存。
其实，这些事情是傅安不愿意深想的。世界的进化非一日，未来的变迁无穷尽。世界本来就是一片混沌蛮荒，人类再坏也至多是把属于上帝的再还给上帝。
2012年2月4日星期六结稿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