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湖南人，终其一生仍是乡音无改。陈永贵听不懂湖南话，再加上心情紧张，在没有听懂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地点头说“嗯”。毛泽东知道他没有听懂自己的话，便对他又重复了一次。周恩来也在一旁向他解释毛泽东的意思，陈永贵这才知道自己弄了个笑话出来，赶忙红着脸纠正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
他们正在聊天，服务员过来请大家入席。等毛泽东等人进入小宴会厅时，不少人已等候在那里。根据曾志的回忆，那天是李富春、陶铸、曾志、胡耀邦最早来到宴会厅。其他人也陆续来到。毛泽东进入宴会厅后，环视了一下四座，说道：“东兴和罗长子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李讷呢，李讷下去搞‘四清’了。她没有资格来。”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东兴同志”，是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罗长子”是指罗瑞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李敏、李讷都是毛泽东的女儿。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座席安排得也很有特点。毛泽东将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安排在自己的座位旁，坐在这一桌的领导干部只有罗瑞卿和从广东来的陶铸及陶铸的夫人曾志等人，其余的领导干部，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被安排在了别的桌子旁。
宴会开始后，毛泽东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毛泽东说：“今天既不是祝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毛泽东的开场白讲完后，举起酒杯提议为大家干杯，大家也起立为毛泽东的健康长寿干杯！
毛泽东不喜欢喝酒，杯里的葡萄酒也只是沾沾嘴唇便放下。但作为席间的主人，他不断地劝陈永贵与王进喜等人吃菜。他见陈永贵有些拘谨，就说：“永贵，吃菜，吃菜嘛！”
陈永贵确实是在紧张拘谨中吃了那顿饭，以至于事后他竟说不出那天究竟吃了些什么。多亏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他先是自己和陈永贵碰了一杯，又提议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互相碰一杯，这才使气氛活跃了点。
席间毛泽东还问起了陈永贵的年龄，陈据实回答说今年50岁。毛泽东一听这个岁数，又来了兴致。他风趣地说：“噢，五十而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
“五十而知天命”是孔子的一句话。这是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他说话时就喜欢引经据典。问题是陈永贵不知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也就更不可能知道它的出处。好在“君子不二过”，他不会重犯刚才的错误。这一次，他既没有点头，也没有“嗯”着附合，而只是不住嘴地笑。
也就是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还对陈永贵说起了贾进财。看来他对于大寨的故事已经知道了不少。他说：“贾进财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说到这里，他又对另外的几位劳模讲：“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作一点不要翘尾巴，作两点不要翘，作出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
这次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做客令陈永贵终生难忘，终生感激。
4.周恩来亲临大寨指导
周恩来对大寨有很深的感情，他一生曾三次到大寨，他的亲切教诲、平易近人和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每一个大寨人的记忆中。
周恩来三次去大寨，都是陪同外宾去的。第一次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一个外国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在中国外出参观，按照外交礼仪，周恩来可以不必陪同。周恩来此次陪同科列加参观大寨，可以说是破例之举。
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带着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罗瑞卿陪同科列加一行由北京到大寨参观。他们先到了河北省的石家庄市，然后再由那里乘坐两架直升飞机来到大寨。那时昔阳连个平一点的停机场都没有，直升机就停在了离大寨2.5公里的松溪河的乱石滩上。等候在那里的山西省省长卫恒、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和晋中地委、昔阳县委的有关领导迎上前去，欢迎外宾及中央领导。
吉普车开到大寨村口，村民们已被组织起来夹道欢迎客人。周恩来陪同客人下车与群众招手。科列加在周恩来、陈永贵的陪同下走在最前面，欢迎的村民们挥动着花束彩带喊着“欢迎！欢迎”的口号。阿尔巴尼亚客人似乎觉得这样不足以反映两国的特殊关系，带头喊起了新口号：“毛泽东！恩维尔！”恩维尔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最高领袖，这样一喊就显示出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了。群众于是也跟着喊：“毛泽东！恩维尔！”周恩来马上给予纠正，带头喊起了：“恩维尔！毛泽东！”群众便也跟着喊：“恩维尔！毛泽东！”
阿尔巴尼亚是个欧洲小国，农业生产情况与中国大不相同，阿尔巴尼亚客人参观了大寨似乎也没有什么感动的表现，至少从现有的文字材料上找不出他们受了感动的例子。倒是周恩来此番大寨之行给大寨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关于他在大寨的故事也格外多。
周恩来在人群中发现了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上一年陈明珠进京出席共青团九大会议时，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当周恩来与他握手并说起上次相见的事情时，陈明珠大受感动，想不到一个共和国总理工作那么忙还能记住自己。
在陈永贵的介绍下，周恩来与贾进财握手，周恩来还称呼贾进财为“老英雄”。
在人群中，周恩来看到站在第三排的牛国栋似乎想和他说点什么，就越过前面的两排群众，伸过手来与他相握，还与他聊了几句。1967年4月23日，周恩来第二次来到大寨，那天牛国栋因患感冒没能出来迎接。没想到6年之后，1973年4月23日周恩来第三次来大寨时又见到牛国栋，竟问起了第二次来时怎么没见到过他！此事令这位种了大半辈子庄稼的农民激动不已。他说，在旧社会就是个村长也不会正眼看我一下，如今周总理竟这样看重我！
周恩来随陈永贵来到郭凤莲家。郭凤莲指着周恩来向她姥姥介绍说：“这就是咱们的周总理，他每天晚上都不休息！”周恩来忙说：“夸大，夸大。”郭凤莲的姥姥把一个玉米面窝头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接过来分了一半给阿尔巴尼亚客人，留下一半自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这时，院子里的孩子们要为外宾和中央领导表演《找朋友》舞，周恩来便一手拿着窝窝头，一手给孩子们打拍子，还时不时高兴地亲亲孩子们的脸。
在贾进财家，周恩来像庄稼人一样盘腿坐在炕沿上与贾进财聊大寨村史，宋立英又递给周恩来一个枣窝头，周恩来又是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吃了一半大概吃饱了，他便掏出手帕将另一半包起来说：“我把它带回去，叫其他中央首长也尝一尝。”
参观了大寨新村，周恩来又陪同外宾登上了虎头山。在路上，周恩来看见远处有一片松林，就问：“那是什么地方？”陈永贵说：“那是武家坪，大寨的邻村。”周恩来又问：“虎头山为什么不能栽松树？”陈永贵说：“大寨也准备搞。”
在山上，陈永贵向客人们讲述了大寨村过去的穷苦生活，讲述了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治山治沟，增加生产的不平凡经历。还特别讲到了1963年的大洪灾，当时地毁房塌，但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一斤粮、一件物，依靠自己的努力建设起一个新的大寨。周恩来还详细询问了大寨的水利建设情况，他说：“你们这里十年九旱，不解决水利可不行呀！”他又扭头对陪同上山的山西省省长卫恒说：“全国只有一个大寨，连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不了还行吗？”
陈永贵还领外宾与中央领导来到狼窝掌，看见狼窝掌的几十条大石坝，周恩来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这就是三战狼窝掌的地方。”陈永贵在一旁补充说：“现在是四战了，加高石坝，小块变大块。”周恩来说：“可以修一些排水沟，修一些水簸箕，防止洪水危害。”
从狼窝掌回来的路上，看见在一块地头有沤下的秸杆肥，周恩来抓起一把看了看，高兴地对陈永贵说：“要多施农家肥，土办法就好。”他又说：“永贵同志，你们也要注意改革农具，向机械化要劳力。”
中午吃饭的时候，按照周恩来的吩咐，餐桌上要上大寨人天天吃的玉米面窝头、蒸山药蛋，喝大寨人平常喝的小米稀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
下午4时，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客人离开了大寨。
周恩来此行虽然是陪同外宾来参观，但在大寨人心目中，周恩来比谁都重要。在周恩来离开大寨的当天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大寨党支部会议，讨论对周恩来来访的感想。陈永贵在会上说：“总理指出我们大寨的林业和水利没有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山西省省长卫恒也出席了他们的会议，他在会上说：“大寨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而是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了！”
此后，周恩来又曾两次踏上大寨土地。一次是在1967年4月9日，周恩来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和副总理武元甲来大寨访问。另一次是1973年4月23日，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和夫人来大寨参观访问，与他一道陪同墨西哥客人前来的还有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等人。
5.关于大寨红旗的冷静分析
在树立大寨红旗的过程中，无论是《人民日报》社论，还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报告，都曾明确指出大寨的工作并非尽善尽美，大寨人也经常讲自己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与错误。但有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中央领导和《人民日报》的文章都没有说明大寨工作中究竟有哪些不够完善的地方，而大寨人在谈起自己的不足时，最多也只是说自己在发展林业方面不如更先进的单位等，而没有作出更深层次的总结。我们不应当苛求于前人，是历史遮住了人们的眼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没有能够在系统总结大寨先进经验的同时，也系统地总结出它的缺点与不足。
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即使是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不是没有严重缺陷的。
大寨大队从1961年开始改变定额包工管理办法，随后经过几年的修订补充，逐渐演变成一套完整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和分配办法。他们认为，第一，定额包工劳动管理是“卡君子不卡小人”的制度，“一年下来，老实人收入少，奸滑的人收入多”，“集体化，是一家人了，为什么还你干多少活，我给多少分，这不跟过去当长工一样？”第二，实行劳动定额管理制度的结果，仍然是“贫的贫，富的富，悬殊越来越大”。大寨实行“自报公议工分”劳动管理制度，就是在全大队选定三个标兵工分，男的一个，成年妇女一个，铁姑娘一个。然后由社员“自报工分，大家合评”，由一天一评改为五天、十天一评，又改为一个月、二个月一评，至1966年改为三个月一评。实行这种劳动管理制度后，社员干活不考虑工分，干部也不考虑工分，评分“主要不是评别的，主要是评思想”。这种办法后来被人称为是“大概工”，也有人说它是“神仙一把抓”。它的特点是：“有差别，不悬殊”，也就是差别不大。它忽视甚至鄙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把劳动者的政治思想，以及人际关系特别是同干部的关系等，都作为评议工分的依据。劳力弱、技术低、劳动贡献少的社员可以因“政治思想好”而得到较高的工分；而劳力强、技术高、劳动贡献多的社员，则要遵循社员之间“工分不悬殊”的原则，不能得到应得的工分。有些干技术活的社员，原来的劳动报酬高于农业上同等劳力，也按照“与农业上同等劳力挂钩”的办法被拉平。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违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办法。同时，它也明显违背了《农业六十条》的有关规定。
大寨从1963年战胜特大洪灾时起，就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陈永贵早就说：“有的社员在集体地里养精神，在自留地里打冲锋。”认为自留地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有人用自留地跟集体经济唱对台戏，为‘单干’扫清道路。”随之，大寨又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大队的过渡。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一些具体的政策尝试，而且只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有利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党和政府不仅允许，而且应当给予鼓励。但是，对有些关乎全局的政策变动，必须十分慎重；有些已经经过实践检验属于正确而党中央又作出明确规定的政策，各级党组织都应当坚决执行。大寨党支部所变动的一些政策，有的就属于这一类。例如农民的自留地问题，就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几收几放，经过了多次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最后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作出了严肃规定。实践证明，农民应当拥有一部分自留地，它并非如陈永贵所说，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而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调剂、丰富农民家庭生活的必要措施，在一些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地方，自留地甚至被农民称之为“保命地”。
一个“自报公议工分”，一个取消自留地，一个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些做法都不符合党在当时的农业经济政策。但由于大寨人自力更生、战天斗地，在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在发展粮食生产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他们的一些错误做法就不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也没有受到批评。其中有的做法，如“自报公议工分”，还受到了表扬。
随着大寨先进事迹与经验的广泛传播，大寨大队的一些错误做法也作为大寨“经验”传到了各地。起初，这些做法还只是作为大寨的“具体经验”被介绍传播，后来随着“左”倾错误的日益发展，大寨的这些错误做法便被提升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度，并运用政治运动和行政手段强行在各地推行，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造成了灾害性的影响。此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