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县创造出全县学大寨的好经验，国家农业部曾召开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
在学大寨运动中，一个个“等吃队”开始自己动手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辽宁省阜新县委以大寨精神重新分析了全县农业生产面临的形势，特别是重新总结和评价了“三沟”经验。
学大寨，搞副业，一个重灾队在短短一年间就变成了富裕队。
全国水利会议后，各地发扬大寨精神，努力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争取农业生产更快地发展。
有了中央的大力提倡，有了干部的精心组织，通过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学大寨运动出现了喜人局面。
大寨人头脑清醒，他们提出：全国学大寨，大寨要找差距，要用更大的干劲消灭差距。
各地不仅提学大寨、赶大寨，而且还提出了超大寨的口号。
1.盂县盛开“大寨花”
盂县与昔阳县相距不远，也是山西省太行山区的一个贫困县。在学大寨运动初期，这个县就成为闻名全国的学大寨先进县，被认为是创造出全县学大寨的好经验。国家农业部曾在那里召开现场会议推广他们学大寨的经验，《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寨之花》的长篇通讯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编者按”说：“大寨精神、大寨经验，在盂县遍地开花、结果，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盂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两年，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全县学习大寨的好榜样。”
盂县县委1962年就响应晋中地委的号召，在全县开展了学大寨运动。这一年，由于从上到下只注意学习大寨治山治水的具体经验，结果并没有学出什么名堂来。直到1963年，他们根据山西省委的指示，强调了学大寨先学大寨精神，情况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他们从总结盂县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用大寨的历史经验对比盂县的历史经验。他们认为，大寨经验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以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精神，藐视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大寨也经历过曲折和失败，但是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迷失方向，而是不断从失败中找到教训，继续大踏步地前进。而盂县在1956、1958年两年也搞过大规模的治山治水，都没有成功。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4034万公斤。1958年到1962年，这5年平均每年总产量为4564.5万公斤，与1957年相比，平均每年只增长2.62%。
县委找到了这条根本的经验教训，思想豁然开朗了。于是，他们重整旗鼓，先后组织了县、社、队干部和群众8000多人到大寨参观学习。同时，从上到下，开始认认真真地学大寨。县、社领导干部首先走出办公室，带头下乡蹲点，帮助各村解决实际问题。各村都以大寨为榜样，照镜子，找差距，并且开展了比革命精神、比依靠贫下中农、比干部参加劳动、比自力更生、比对国家贡献的“五比”活动。经过反复检查比较，有些基层干部说：“这几年思想睡了觉，前进方向不明确了，农村要建成啥样子，眼里缺样板，心里没谱谱。有了大寨，心里有了灯，身上有了劲。”这样，盂县学大寨的运动一浪高一浪，真正成了最广泛的群众性的行动。
按照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中的说法，由于开展了学大寨运动，1963年秋后，盂县学大寨的捷报就传出来了。这一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5520万公斤，创造了盂县历史上粮食总产量的最高纪录。
取得成绩后的盂县人并不满足。他们继续对照大寨找差距。县委书记、县长和大寨的干部比，比革命思想，比革命干劲，比领导作风，比工作方法……比来比去，又比出个不足来。他们承认自己没有陈永贵那样不怕吃苦、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他们认识到，要走大寨之路，必须先学大寨人的革命精神。而且，县委一定要学在前头，走在前头，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彻底革命的大旗扛起来，站在学大寨的运动中领导学大寨。
1963年11月间，盂县召开了一个2400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他们还特意从大寨把陈永贵请来，给全县的干部上课，传大寨的革命精神，讲大寨的革命作风。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公社干部，直到县委书记、县长都坐下来听。听了就比，队队比大寨，照镜子，找差距。
盂县县长张国英，有魄力，实干，和大寨的干部一比，也说起自己不行来。他说：“比起陈永贵来，他的觉悟比我高，革命干劲比我大。”
被称为盂县的“大寨”——上社公社白藏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海亮说：“这下子比得好，革了一场命（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栽了一条根（依靠贫下中农）；死了一条心（立了共同富裕之心）；取了一本经（学到了大寨真经）；戴了望远镜（有了国家观念，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就在上上下下照镜子、找差距的那些日子里，在全县范围内，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大寨革命精神的活动。在各个民校里，教师们讲大寨；在群众会上，干部们讲大寨；农村俱乐部演学大寨的戏，唱学大寨的歌；广播站一日三次向全县人民报告学大寨的消息；县剧团把学大寨样板队——苌池公社熬子坡大队的事迹搬上了舞台，演起了《万紫千红》。从县城到边远的山庄窝铺，处处都开展了学大寨的活动。
“做大寨人，立大寨志，走大寨之路！”盂县人到处都在讲学大寨，人人都按照大寨人的样子去做。这一年冬天，全县有170多处坡梁的治理工程动了工，300多个沟壑的打坝垫土工程和成千上万亩造地、整地工程也开始了，几十条大坝奠基了。
在学大寨运动中，盂县领导一直坚持走在最前面。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干部有70%以上背起行李下乡了。县委机关只留下20个干部，县人民委员会只留下18个干部。全县200来个公社干部，只有25个住在机关。
县长张国英背着行李到了熬子坡村。农民们正在大战黑龙沟。张国英不进村，一直去了工地。县委代理书记梁和义到白藏村，正是冰封地冻的“三九”天。当时土方工程不能搞了，大队管委会计划把劳动力从长条沟工地上撤下来，上山割蒿积肥，谁知偏偏下了场大雪，把山封了。有的生产队干部和村民就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想上山了。大队干部没有办法，去问梁和义。梁说：“天冷，上大山，你们先上。”第二天，他就拿了一把镰刀、一条绳子，领着干部们上山。村民见干部上山，也都跟上来，全村106个劳动力出了工。
王村公社党委代理书记李志清，决心当陈永贵的好学生。参观大寨回来后，蹲到了水岭底村，和村民干了一冬一春，筑坝，修地，垫土，把个平平常常的生产大队一下弄了个热火朝天。他又把周围几个大队干部叫来，让他们看看水岭底比比自己。这些大队干部实在没想到，原来和他们差不多的水岭底，一下跑在前边了。回去以后，也都干起来。
盂县学大寨运动确实形成了相当壮观的场面。从1964年春节过后，到5月底春耕大忙，盂县共出动4万个劳动力，投工91万个。他们依靠人抬、人担、小车推，移动了3万立方米石头和30万方土。完成了总长1500多米的26条大坝，治理了总长60公里的101条山沟和122个小沟壑，把4200亩坡梁地变成了水平梯田，还整修了沟湾地和沟坝地7500多亩。
那一年，盂县还全面地推广了大寨精耕细作的经验，普遍采用良种，14万亩玉米有10万亩进行了深刨，每亩粮田施肥量也增加了。
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盂县继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这期间，全县又修成了101000亩大寨式农田，占两年来所修大寨式农田的一半以上。
盂县的学大寨运动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从1963年到1965年年底，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全县55万亩耕地普遍进行了整修，近40%的耕地基本建成了大寨式农田，1963年、1964年两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增长了45%，1965年全县的小麦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而且，他们在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具体经验，有不少新的创造和新的发展，有些工程的质量和艰巨程度还超过了大寨。
在学大寨运动中，盂县县委从1963年开始，就在全县采取了梅花式的撒网布点的办法，分批分期培养学大寨的标兵。这种办法，他们叫做给后进队“搭梯子”。那一年，县委在五类不同地区选择了12个生产大队，由县级领导干部亲自蹲点。县委搞的12个点都很成功，粮食增产都在30%以上，成为盂县自己的“大寨大队”。这些大队的特点鲜明，学大寨成绩很大，人变了、地变了，产量也变了。这些先进大队不是靠“吃偏饭”长起来的，而是诞生于群众之中，自力更生地成长起来的。它们的成长被群众看得一清二楚，人们信服这些先进大队的经验。在学大寨运动中，它们成了学大寨、赶大寨的活样板。
有了县委的榜样，各个公社的领导干部也搞了自己的点，全县各公社共搞了77个点。这些点大多数也是成功的，从而使县、社领导干部取得了学大寨的第一手经验。第二年，作为标兵的生产大队就扩大到了109个，第三年又扩大到149个。每个标兵一般带动周围的3至5个生产队，形成了一个先进经验推广网。这样，就星罗棋布地把全县的531个大队全都“网”起来了。
盂县的县、社干部，经常有二三百人分头到全县所有的先进经验推广网，采取既蹲点又跑面的方法，具体组织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同时，县委还专门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了流动检查组，在县委负责人的亲自领导下，组织队与队、网与网、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相互检查。通过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时传播好的经验。
2.穷队变富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榜墟公社第一生产队，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等吃队”。这个队的生产长期落后，从解放以来直到1964年，虽然不断得到国家的扶助，总是翻不了身，要靠国家返销粮食和拨发救济粮。
这个生产队当时共有43户，152口人，78个劳动力，平均每人有7分田地。这些田都在达洪江水利灌溉区内，全是保水田，而且有部分坡地可以改为水田，自然条件并不差。但是，由于人们缺乏劳动积极性，历年来耕作粗放，很少施肥，粮食产量很低，农民口粮不能自给。仅1962年到1964年的3年间，平均每户就吃了国家的统销粮和救济粮525公斤以上。
对于这个穷村子，上级领导也很关心，想过很多办法。1962年以来，榜墟公社党支部书记覃汉祖常到这个队去，帮助他们搞生产。区领导也曾到这个穷队蹲点。可是由于没有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只能是听到干部和村民喊困难，就采取“恩赐”的办法，缺粮给救济粮，缺钱给救济款和贷款，缺肥就给化肥。1964年春耕生产大忙时，社员出集体工少。领导听到队干部说：“现在困难多，缺乏生产资金，社员缺粮所以出工的人不多。”为了帮助农民渡过难关，上级连忙发了救济款和贷款1100多元，发了救济粮4800多公斤，平均每户有110多公斤。以为给了这样的帮助，一定可以解决问题了。殊不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不劳动，也可以得到粮食，有人就更不愿意劳动了。有人说：“做也得吃，不做也得吃，反正不够吃有国家补！”因此，虽然有了粮和钱，社员出集体工仍然不够积极，全队78个劳动力，出工最多时也只40个。部分早稻因此误过了种植季节，收获时粮食仍是减产，全队要国家统销和救济粮食6500多公斤。
这个队越帮越穷的原因在哪里呢？各级领导都在思索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它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但当时的人们不可能这样考虑问题，就是想到了也不敢这样解答问题。1964年秋收后，公社党支部发动各生产队总结生产经验教训时，覃汉祖从第十七生产队的变化中得到了启发。第十七生产队原来也是个穷队，他们的水利、土质等条件与第一队大致相同，田地面积也差不多。这个队上一年春天学习大寨精神以后，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对水田加工加肥，精耕细作，把部分坡地改为水田，很快就改变了落后面貌。结果，秋天这个队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除完成征购任务外，平均每人每月有口粮25公斤，还增加了现金收入。
实实在在的对比，使覃汉祖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后来总结说：过去蹲点帮穷队时，没有相信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没有教育干部和社员树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也就是没有通过“内因”去解决问题；相反地带着“恩赐”观点下去，缺粮给粮，缺钱给钱，缺肥给化肥。这样就助长了干部和社员的依赖思想。难怪第一生产队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
找到了病根，就对症下药。1964年12月底，这个队开展了学大寨运动，覃汉祖组织干部和社员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改变穷困面貌的革命精神。他给人们讲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大寨之路》等有关文章。相信当时全国这样做的地方一定很多，但不一定都能起作用。但这一着在第一生产队还真的起了作用。社员们听到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和三战狼窝掌的事迹以后，很受教育，纷纷用大寨精神对照检查自己。一位叫韦妈的女社员说：“人家大寨人有两手两脚，我们也有两手两脚，为什么人家能战胜穷山恶水，改变穷山面貌，每年有大批粮食卖给国家，我们生产条件比大寨好，却年年靠国家统销、救济？我看主要原因是我们有依赖思想，缺乏大寨人自力更生的精神！”共产党员苏家权说：“我们穷，主要原因是有‘等吃’思想。只要我们学大寨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家团结一心搞好集体生产，就一定能够脱掉缺粮帽子！”
于是，他们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挖潜力，找窍门。结果找出了很多改变穷困落后面貌的门路。他们根据本队所有的田不缺水的情况，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1965年由原来计划种65亩扩大到71亩，晚稻由原计划种78亩扩大到88亩，并改疏植为合理密植，力争稳产高产。同时，开沟引水，把过去产量很低的15亩坡地改为梯田。另外，克服过去依赖国家贷款买化肥的思想，大积人粪尿，争取消灭历年种“白田”的现象。
学习大寨精神以后，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挖半里多长的巴独水沟的时候，30多个社员努力开挖，7天就把水沟开通了。在改7亩坡地为水田的过程中，铲子、锄头等工具不足，有的社员就把自己家里的借出来用，不够再向别队借用。有好几天下着雨，但是，在干部的带动下，农民们还是冒雨劳动。这样足足干了20天，花了1000多个工，终于把7亩坡地改成20多块梯田，及时插上了中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