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深刨成为大寨人最具特点的一种田间耕作方式。它要求在玉米定苗后，当苗长到1尺高之前要进行深刨。即用9寸的镢头，在玉米行间距苗2寸半到3寸的地方刨一个鱼鳞坑，要求刨得深，刨得匀，刨得细，刨后不留草，不碎土。刨的时候，人要光脚入地，脚不乱动，以免把地踩实，刨过以后留下一个一个脚窝子，下雨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一个盛水的坑，对土地吃饱水分特别有利。刨的深度因地看苗而异：苗小深刨，苗大浅刨，以免大量伤根和打叶。沙地、漏地（土层很薄，下面是石头底子的地）和淤土地不宜深刨，以免水肥下渗流失。通过深刨，早期可以蹲苗发根，以后又能蓄水保墒，还能减轻地面径流，控制水土流失，防止夏季洪灾。深刨对于清除杂草，特别是宿根性杂草，作用更大。这样做既对当年玉米生长有利，又能促进土壤熟化，加厚活土层，符合长远利益。因此，大寨人在种种困难条件下坚持玉米适时深刨，从不动摇。
大寨人办这件事还在太行山区造成了一场小小的社会革命。因为那里的妇女还挺传统的，过去在外人面前，妇女脚上不能没有鞋，因此，也就不能光着脚下地干活。大寨妇女后来光脚下地，党支部还做了不少工作。
大寨玉米“三深”种植法，是在长期科学实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充实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针对当地的自然条件，以农田基本建设为基础，水、土、肥、温四结合，以蓄水保墒为中心。“三深”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秋后深耕有利于缓和春旱和熟化土壤；春季深种有利于保苗扎根，更好地利用土壤水分养分；夏季深刨可以蓄水养墒，提高土壤温度，有利于玉米发根蹲苗，也可以促进土壤养分分解，增加土壤有效养分，有利于玉米旺盛生长，还可以减轻夏季洪灾的威胁，变水害为水利。“三深”的一整套做法，把当年玉米增产措施和长远的培养肥沃土壤、加工改造耕地结合起来。深耕为深种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条件，深种以后再加深刨，就能更好地满足玉米对土壤深层水、肥、气、热的要求。大寨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稳产高产，“三深”种植法立了大功劳。
4.种试验田
大寨人种田有不少创造，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年年要有“新套套”。这些新套套有的来自长期种田积累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来自种试验田。
一次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告诉大寨人：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下粪，上到地里要传染。村民们听了半信半疑，他们觉得技术员是故弄玄虚，因为大寨人祖祖辈辈都用这种谷草喂牲口，也没有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对此，陈永贵主张试验。他弄了8分谷地，专门施用白发病谷草沤成的农家肥，春天苗出得不错，夏天长得也好，到秋天果然是白花花一片，100根苗就有82根害上了白发病。村民们也都服气了，都承认科学技术厉害、管用。
按新技术要求，作物要适时播种。所谓适时，就是要适合地温。大寨是山地，谷子宜迟不宜早，玉米宜早不宜迟。这与老辈子的说法也不一样。老年人都说：“小满玉茭，不迟不早”，所谓玉茭就是玉米，也就是说农历小满时节播种玉米。又说：“小满谷，不如不”。意思是说，小满播种谷子就太晚了。到底哪种说法对？大寨人又作了试验。试来试去，发现新的说法对，旧的说法不对。芒种种上谷子，二伏天吐穗，既防了旱，又不怕“雾花”；谷雨前后种洼地玉米，能躲过大风头，又不怕水浸倒伏。村民们看了试验，都信服了。他们说：“要增产，还得靠这些新套套哩！”
为了提高产量，大寨人搞合理密植。大寨搞密植也有便利条件，这就是大寨的坡地、梁地多，地块小，通风透光比较好，而且经过改造，土壤肥力已大大提高。密植当然要有个数据，一亩地种多少株苗才算合理密植，这也要搞试验。他们分别在三块地里试验，将一块地种了2000株苗，另一块地种1500株，还有一块地种了1000株。结果发现只要管理得当，合理密植可以增加产量。当然，土质不一样，株数也不一样。于是他们就反复试验，一次看不清，再试一次，最后，将玉米种植由过去的每亩800至1200株，增加到1600至2200株。而且，同一块地里因为边行比中间通风透光条件好一些，所以，地边又比地中间种得稍密一些。于是密植就成了玉米大增产的手段。
庄稼有几十种，每一种又有许多品种，大寨光谷子就有十种，哪种最好？哪种产量高？也要搞试验。试验来试验去，最后定下来两种，一种叫大寨谷，一种叫毛植红，它们的产量比其他品种产量高许多。在玉米种植方面，经过试验，播种期提早了半个多月。并随着播种的提早，相应地淘汰了生长期比较短的玉米品种，扩种了生长期比较长、生产潜力大的金皇后等良种。
听说化肥能提高产量，他们就买回了许多磷肥，开始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往地里上化肥。结果，春天撒到地里，秋天还是灰面面，没有任何作用。他们便再次试验，又失败了，就第三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成功的途径。他们把磷肥和成泥汤汤，与农家肥拌在一起，发了酵，再配上5%的氨肥，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肥使用起来。经过试验后，他们给玉米施用了过磷酸钙的磷素化肥，促使玉米茎秆坚韧，子粒饱满，子粒出粉率比未施磷肥的提高5%以上。
原来大寨的大田作物就是玉米，从1958年开始，大寨人在陈永贵的带领下试种小麦，结果也成功了，这就使得大寨的粮食品种更丰富了。
庄稼种在地里，如果遇到一场灾，地里缺了苗，再种是不可能的了。而太行山区天灾随时可能发生，他们就寻找解决的办法。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个村民说：“每年雨天锄苗，把拔掉的谷苗扔在地边，雨后，有些谷苗还大模大样地长了起来，咱们能不能试试谷子地里移苗？”
他们就开始试验。他们将间下来的谷苗移栽到缺苗的地方，浇上水，果然有效，谷苗大多数都能成活。于是，他们就把这个成果推广开来。后来，他们又针对高粱和玉米的断垅进行移苗试验。开始有人说，玉米不比谷子，它根大茎粗，不好成活；还有人说，移苗时必须带着土胎，否则活了也不会出穗结子。为了证实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就试验。经过反复试验，他们发现高粱、玉米都可以移栽，而且带不带土胎都可以结出穗子结出果实。
大寨的试验田越搞越红火。山后的试验田搬到山前来，差地的试验田搬到好地里来；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试验田，大队长贾承让也有试验田；两个生产队长有试验田，村民们也都有试验田。坡地有坡地试验田，沟地有沟地试验田，梁地有梁地试验田。他们试验各种作物、各种技术，真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5.干部，先干一步
陈永贵有一句名言：“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从互助组时起，大寨的干部就坚持做劳动的楷模。合作化以后，农业社无论干什么活，总是由陈永贵、贾进财、贾承让、梁便良这些人干在前面，由他们带领村民们冲锋陷阵。收工的时候，其他社员扛起工具回村，陈永贵等干部还得留下来检查当天的农活。正是由于干部们本身劳动过硬，大寨的社员们才干劲冲天。
陈永贵在入社以后的第一个支部会上就宣布：谁当大寨的干部，谁就得说在前、干在前。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人就不能算是好干部。久而久之，这就成了陈永贵用人的一条原则，哪个干部劳动不积极，首先就过不了他这一关。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稳妥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主张。同年10月4日，****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开幕。248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拥护******《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致批评了合作化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此后，合作化跳跃式发展，在初级合作化基本完成的同时，高级合作化的高潮也随之而来。
这一年的12月，大寨与几个相邻的村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长。陈永贵由于忙于高级社的事务，就安排一个党员负责大寨村的生产。这个人只注意抓村里的各项工作，而忽视了参加劳动这一环，陈永贵回村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大为不满。在一次由他主持的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叫这个党员汇报近期的工作。他刚汇报了一半，就被陈永贵打断了。陈永贵问他：“这三个月你参加了几天劳动？”那人知道陈永贵不高兴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说，最近事情太多，工作太忙，没有顾上参加劳动。陈永贵提高了嗓门问了他几个问题：“我忙还是你忙？我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你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怪不得工作上不去，地头都不到，还能把工作搞上去？”就为这件事，陈永贵在会上当场宣布撤销他的代理生产队长职务。
有一句从大寨讲起的话，后来曾经传遍全国：“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车头就是指领导干部，领导干部靠什么来带动火车跑得快呢？陈永贵认为，就是靠参加劳动，而且要在劳动中发挥模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