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办公棚出来，我闷闷地往驻地走。逼近白露的清河，仍未脱尽“秋老虎”的闷热，白天汗出在身上，还是发黏。只有傍晚此时，东南方的清风才乘虚而来，习习掠过秋黄的田野，带着些泥土的湿味，向日落方向从容飘去。日落后的天空，青蓝，空旷。
路过干部科，适逢肖科长从里边出来，于是同路。
同路，却无话，没想到“患难”了一个多月，彼此反而越来越觉得生疏。默默地并肩走了一段，肖科长先漫无边际地把话拉起来。
“这几天可把干部科给忙坏了，这次遇难和受伤的科级干部将近一个排，孔局长又要求九月中旬非把各单位的班子配齐不可，干部科得全力以赴看档案，准备材料，大后天就得向党委汇报了。”
“唔。”我冷淡地应了一声。
“唉，有些同志，出身、表现，都不错，能力也行，就是因为以前有过一点小小不然的差错，这回还是提不起来。就怕领导一问：那么多没毛病的为什么不提，单找这种有疵儿的？你怎么说？搞人事的谁爱找这个麻烦。”
我从鼻子里吭了一声，表示在听。
话锋顺水一转，肖科长忽然用一种半是责备半是体贴的口吻，说道：“你呀，弄不好将来也吃这个亏。像你这么年轻的党员，又是团委书记，还不是明摆的干部苗子吗，这次参加抗震救灾对你又是个难得的‘镀金’机会，你怎么着也得把它变成你历史上的一个光荣，可千万别……”他斟酌着词句，“别弄一身不清白。”
“什么？”我倏然变色，“我不明白！”
肖科长站住了，恨铁不成钢似的抬高了声音，“今天上午你在孔局长那儿说的那些话就很不明智。你呀，也包括小祥，你们都太年轻了，太没经验了。我这是跟你说，小祥嘛，其实人并不坏，落得这么个下场，就是太认真了，他往上告有什么用！你跟孔局长顶牛有什么用！”
我心里直发抖：“对了，你们倒是不年轻，论岁数你可以当他爸爸了，可为什么明知道他并不坏，还要落井下石，凑在一块火上浇油？”
“你没看出来吗？孔局长这回是真急了，他没追究咱们就算不错。”
“咱们？”
“咱们一块给他写过先进材料，我定的，你写的。而且你前些天和他又那么热乎，这时候就更应该少说为佳。”
“我们在一起工作，难道整天板着脸才对？”
“人家要想给你造点什么出来，谁管你对不对呀，造谣有的是听众，分辩却没你的机会。”
见我闷了声，肖科长又说：“我是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陷进去不值得，要不然我也不费这个唾沫，咱们又不是一个单位的，说不定那天就‘再见’呢。”
也许是的，肖科长并无恶意，他的话，十年后不是应验了吗！
十年后的今天，人事方面的无密可保几乎成为一大社会弊病了，连我都搞不清消息是怎么辗转传出来的——院人事部派人到所里了解我的情况来了，据说还是奉了当年拿他老战友儿子顶替我出国的那位书记大人的旨意呢。
知情面很广，先是有人前来拍马套近乎，“我早说了，第三副所长的交椅，非你莫属。不信你问问他们我说过没有。”后来连要好的朋友也要在碰面时开玩笑地提醒一句“可得请客啊”。我不禁有些飘飘然了，估量着自己工作上的表现，学术上的成绩，还有年龄、资历、性别……以及诸如此类，也觉得，该了。
关键是肺结核，不能让人知道，两大瓶“利福平”，几十针“链霉素”，疗效显著，阴影大大缩小，我想，八成这就算差不多了。
继平给我找的是友谊医院，按自费病人治，每周去两次。他现在正在友谊医院学习西医的儿科，跟内科大夫也混得很熟，连病历都破例让我自己拿着。
前天刮大风，我照例去医院看病，准备把春节期间的药都取回来。内科候诊的走道里，病人挤得转不开腰，药房的窗口也拉起了长长的大队，可进了诊室一看，只有一两个大夫坐班看病，人呢？难道都办年货去了？
一直给我看病的大夫也不在，我怕别的大夫不了解情况，只好转到儿科去找继平。儿科也一样，病人多大夫少。继平也不在，一问，才知道是跟着医院组织的街头医疗宣传队打着红旗上长安街了。
莫名其妙，谁顶着风上大街听你们宣传去？
在儿科的走廊里，意外地碰上了继平的表姐，带着孩子来看病，于是便说了会儿话。
继平的表姐在地质单位搞了多年野外工作，嗓门儿大，爱攀谈，先是大大咧咧地同我寒暄了一阵，然后突然问道：“怎么着，我可听说你们学院原来要提拔你当副所长？”
我未置可否地笑笑，却有些疑心：怎么叫原来呢？我随口问：“你消息倒灵通。”
“我那天到你们院樊书记家去了，你们所长正跟他说这事呢。咳，要我说，当那个芝麻官有什么意思，别人眼热，自己又辛苦，受洋罪。”
“我们哪个所长？”
“姓罗吧，我记不清了。嘿，你提防点，可不怎么地道。”
“怎么不地道？”
“胡说八道呗，说你这人工作还行，就是作风上……咳，你甭听他的。”
我认真了：“他说什么？”
表姐到底是快人快语：“说你地震那年在劳改场和一个犯人有过不正常关系，说你们公安局好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要考大学离开公安局的。我心说了，这都是哪辈子的陈芝麻烂谷子呀，再说‘******’时期的犯人，也未准都是坏人呀。那姓罗的一走，我就和樊书记说了，我说我了解你，作风没问题！”
我压抑着胸中的愤怒，竭力平静地问：“樊书记怎么说？”
“咳，老头儿么，死框框，说要是真有那个问题倒真该慎重了，特别是女同志，不提拔则已，一提拔，什么话都来了，群众对作风方面的事最感兴趣。要提就索性提那种一点辫子没有的，也是爱护本人嘛。我心说了，女同志怎么啦，女的就活该倒霉？怪不得刘晓庆说了，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也想开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声不响待着算了，只要别干缺德事儿，完了。”
见我沉默不语，她及时转开话题：“哎，你回去见着继平，就说我骂他了。前两天他姐夫求他帮忙买两张去广州的车票，他居然开口要十块钱手续费，他姐夫还以为他开玩笑呢，谁知道他竟是真的。这小子怎么回事，也真张得开嘴，要不认识嘛让他宰一刀也认了，可自己一家人，都挺熟的，你说给还是不给呀，甭说他收钱的，我这拿钱的都脸热。我们长年跑野外，不是没钱当这个冤大头，去年我们还捐了一千块修长城呢，不信你看去，将来那砖上有我们孩子的名儿。”
护士叫她孩子的名儿了，她这才住了口，匆匆道别领着孩子进去了。我心绪暗淡地离开医院。
肖科长一点没说错，即便是造谣，你都没个分辩的机会，你能怎么着，还能到樊书记家解释一通去？那岂不滑稽，岂不“越描越黑”？
这种拿风当雨的勾当，姓罗的能在领导的家里干，在所里未必不会。他张着嘴巴说，别人伸着耳朵听，既不会有人跑来找你问究竟，你也就无从洗白辩诬，无论真伪，舆论反正是造成了。
尽管我们大家，也包括他，都经历过舆论可以杀人的时代，都看到过在愚昧中留下的淡淡血痕；尽管那血痕已被如水的岁月洗刷，但现实中仍然有某些硬邦邦的东西，要不时地触痛你的伤疤。
它常常提醒我想起和小祥最后的那段日子。
那时候，总场抽了几个干部，加上工作队的一位老同志，组成了陆小祥专案组，组的阵容相当不小，专案却搞得毫无声色。在给市委写信的问题上，小祥不但不肯认错，反而常常把审案子的问得没话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件事上对他含糊责骂几句是可以的，一认真追究罪名，反倒成了“莫须有”。问题是专案既成，又不能不查出几件足以“服天下”的行状来了结，所以根据孔局长的意见，只好采取“歪打正着”的办法，从其他方面找岔子了。于是从尿布时代查起，几乎连上小学时打了教室的一块玻璃这类恶作剧也不肯放过。如此种种，全是鸡毛蒜皮，但集中得多了，似乎确实有了一点“舆论”的味道。轻信和盲从作为当时的一个时代性格，使得许多过去对小祥比较熟悉的人，都禁不住懵懵懂懂地疑心自己以前是不是被他的迷人的外表蒙蔽住了。
而了解内情的人，依然清楚专案组进退失据的难堪。因为他们回来和大家闲扯的时候，再也谈不出什么新情况了。
“这小子，要在旧社会准是个‘瘾君子’，审他的时候居然跟我们要烟抽。”
多数只能谈谈这些“当日新闻”，而对我来说，却能从这些关于小祥的只言片语中，想象到他此时的苦闷。孔局长大概也明白专案组的难处，所以很宽限，并不催着结案，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件震惊世界的事——九月十一日，北京传来噩耗：毛主席在两天前逝世了。
主席的万岁之日偏偏出在了震灾期间，国难加国丧，祸不单行。为了减轻北京治安方面的压力，市局决定九月十五日从北京监狱转送七百名犯人和一部分“劳教”人员到清河来，除了要求清河农场务必做好接收工作外，市局还下了死命令：在毛主席治丧期间，不准一个犯人逃回北京。非常时期，如有胆敢闹监、逃跑和进行反改造活动的犯人，要不惜用最严厉的手段加以制裁！孔局长在长途电话里向局党委立了军令状，工作队的归期一下子变得杳然了。大家每天分组下去摸情况，和各分场一起订措施、抓落实，忙得不可开交，小祥的专案在无形中被搁置一边，难得再听到他的消息了。
仅仅是那次，在一分场汇报犯人对主席逝世的一些反应时，他们谈到了小祥。
“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倒是流了眼泪，这几天没怎么说话，后来跟看守的干部要黑箍戴，没给他，今天早上发现他把褥子上的黑布撕下一条戴在胳膊上了。值班干部批评他这是破坏公物，可一看反正也撕下来了，也就让他戴了。”
孔局长没说话，洪场长说了句：“情有可原。”沉吟一下，赔着几分小心地又对一分场的人说道：“你们今天是汇报犯人的情况，顺带讲讲他的表现也不是不可以，但最好不要真的把他当犯人对待，他不是犯人。过几天看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棚子住，那间反省号长期住人不安全，人也受不了。”
一分场的场长点头称是：“对对，那房子没窗户，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是一身汗，可我们那儿防震棚又紧张得不行，现在只好每天让他擦一次澡，就是没换洗的衣服，他家没人送。”
洪场长点点头说：“我们找人送吧。”
散了会，洪场长让我去找一下小祥的邻居，他们有小祥家的门钥匙，让我到他家拿出几件衣服来托顺路的人带到一分场去。
嘿！这岂不是个难得的机会，我干吗不自己去？
第二天恰巧是星期天，我从小祥家取出几件干净衣服，借了辆自行车，谁也没告诉，一个人往一分场来了。以后要是有人问起，我可以说，没找到顺路的人。
一分场监区的围墙不像八分场塌得那么厉害，除了少数地段还搭着脚手架外，大部分墙体都已修复。在监区门口，我碰上了一分场直属队干部刘成德。主席逝世后，管教干部都发了枪，刘成德瘦巴巴的身子上也别了一支老式的美国撸子。他听到我是给小祥送衣服来的，便极其热情地把我领到一间办公室，引见给值班干部。值班干部见我是工作队的，不敢怠慢，说一声稍候，便拿上钥匙奔反省号去了。
我稀里糊涂不知等了多久，说不清为什么心情紧张，刘成德在一边和我说了些什么，我答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屋门被人拉开时，我站了起来，慌慌张张打翻了一条凳子，听见值班干部高腔大嗓地说了句：“看见没有，给你送衣服来啦！”我知道小祥已经站在我面前了。
他穿着上白下蓝的警服，领子上还残留着缝领章的红线头，胳膊上系着从褥子上撕下来的黑布条，裤子上尽是土；上衣被汗水沤得发暗，衬着苍白的脸，脸很瘦，下巴显眼地尖出来了；不知谁给他剪了个小寸头，显得土里土气。他一看见我就愣住了，没想到送衣服的是我。对他来说，他一定觉得和我，和他姥姥，已经分开整整一个世纪了。
我尽量轻松地笑笑，故意随便地问：“听说你那屋子没窗户？”
他低声说：“啊。”
我又问：“热得要死吧？”
他又低声说：“死不了。”
我只管拣好消息说：“洪场长要他们过两天给你找个棚子住。”他呆呆地没反应，半天才莫名其妙地问道：“他们给我整的材料，你看到了吧？”
我一时没弄清他的意思，含混地唔了一声。
他眼睛望着地面，说：“你才知道我不是个好人吧？”
我明白了，摇摇头说：“我没看，也不看。”
他嘴角动动，想笑一下，却是哭相，眼睛抬起来，投给我含意复杂的一瞥。
我们都沉默了。我有千言万语要说，张开嘴却什么也说不出，好半天才呆呆地说了句：“坐吧，看看我给你拿的衣服行不行。”
他听话地坐下来，眼睛不看我，下意识地摆弄着那几件衣服。
值班干部对小祥的看管很松，似乎体现了一种与犯人区别对待的政策性，见我又是工作队的，所以更其放心大胆地和刘成德蹲在门外面的台阶上聊天去了。我万没想到居然能有这么一个可以单独说话的机会，呼吸都禁不住急促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