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为媒介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外来观念引进带来的理念更新则为媒介改革实践找到了理论依据。“一旦人们发现，自己经验与传统理念不符时，他们就会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理念”。如前所述，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理论界对信息观念、信息产业观念和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观念等一系列新观念的引进和介绍，它们极大地更新了媒介运作的许多传统理念。除了积极引进外来新观念之外，新闻理论界还十分注重“舶来品”与中国国情和中国媒介实践的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媒介特点的创新之路，努力促使新理念在实践中“开花结果”。
思想观念的转化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对媒介从功能定位到性质、内容、形式、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都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因此人们才认为中国媒介改革是“由观念的变革来拉动的改革”。
21世纪最初5-10年内是中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期，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新一轮改革已经启动，全面的制度创新将成为改革的主导方向。这意味着今后媒介改革也将逐步进入制度创新的攻坚阶段，其间观念变革仍会起到引领、支持、强化的作用。
改革围绕政府宣传需要、媒介盈利需要、社会信息需要三者的协调而进行。
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中国新闻媒介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基本属性任何时候不容动摇。新闻媒介必须按照党性工作，新闻事业的改革无论是宗旨、格局还是运行模式都不能背离这一方向。总体讲，新闻媒介只有在无条件完成宣传任务的前提之下履行其他的职能，这是中国媒介改革中最硬性的要求。正如前面指出的，体制变革衍生出的社会信息需求变化是推动媒介变革的社会动因，市场竞争环境中媒介要实现自我拓展的目标，必须不断适应变化的社会信息需求，谁适应得快、适应得准、适应得好，谁就会在竞争中占先；反之，滞后于社会信息需要（例如党报）或过度超前（如部分专业频道）都必然在竞争中陷入困境。社会信息需求是推动媒介创新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压力。最初，媒介改革带有很强的被动适应社会变革的色彩，自我意识不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媒介经济实力快速膨胀和媒介竞争的日益激烈，传媒自我意识猛醒。利益刺激之下，传媒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主动的变革精神，这也是目前媒介内部积极寻求新的改革路径、目标的内在动因。中国媒介26年来的历史变迁正是围绕满足政府宣传需要、媒介盈利需要、社会信息需要进行，今后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当三者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中国媒介改革就会处于最佳时期，过于向任何一方倾斜，媒介变革都会出现问题，如媒介的低俗化倾向和从业者专业理念的弱化、媒介盲目多元投资、规模不经济等，都是某种“失衡”的结果。媒介改革要达到理想的结果，必须重新回到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去。
媒介改革基本限定在原有新闻体制之下；各个媒体根据自身需要制订近期发展目标，但就媒介整体而言，改革长期以来缺乏总体目标的确定性。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增量”改革，路径选择“自下而上、从外到内、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通过培植和扩大新体制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力，改革和缩小旧体制对经济的控制力”，从而力图最大限度降低改革成本和社会震荡。这一特点也深深影响了媒介改革。中国媒介改革采取的也是渐进式改革，路径选择采取类似的“自下而上、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最大不同的是，由于媒介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媒介改革严格限定在原有体制框架内，决不允许体制外的“增量”。入世之后在新一轮改革中，在全面制度创新的社会变革导向之下，传媒业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部分，会在多大程度上有所突破、选择什么样的途径，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也正因为媒介改革是在经济体制变革拉动之下产生的渐进过程，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必然折射到媒介上。1978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体制改革带有很强的摸索色彩，由此展开的社会变革本身就带有目标不确定性，这使媒介改革的方向自然也就带有不确定性。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处于竞争中的各个媒体协调政府要求、自身需要和社会需要，制订近期发展目标。媒介改革表现出分散的自为性，但对中国媒介整体而言却缺乏长远的整体的发展规划，媒介管理部门经常根据媒介的最新发展动态制订针对性的决策，但很少也很难主动对媒介长远发展和改革的取向做出设计。媒介改革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每前进一步会产生什么样的连带反应，并不十分清楚。目标不定、走走停停、忽松忽紧，这成为中国媒介26年新闻改革最明显的外部特点。
1992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入世之后，这一目标得以全面强化，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目标渐趋明朗。媒介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明显加快步伐，主管部门以较强的行政干预色彩自上而下主动推进改革（如结构调整、集团化、频道化等），一定意义上讲，这是社会总体改革目标逐步明晰在媒介变革中的反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闻改革不但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明朗的情况下，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完整的改革总体目标。
就目前而言，最紧迫的任务是制订既符合中国媒介特性又能正确适应今后社会变革需要的目标，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是媒介管理者、从业者和研究者至今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26年新闻改革中的问题
改革给中国媒介带来的巨大进步有目共睹，但正因为是在旧有体制和运行模式基本未变的框架之下进行，26年改革也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和矛盾，给新世纪的媒介改革留下了艰巨的任务。
结构失衡
主要表现在——
媒体数量过度膨胀，媒介结构小、乱、散，规模效益低下。
26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媒介市场化浪潮兴起之后，我国媒体数量飞速增长，到1996年结构调整启动前达到最高峰：报纸从1978年的186种增至1996年的2163种；电视台从80年代初的38家增至1996年的2827座（无线电视台961座，有线电视台715座，教育电视台593座，企业有线电视558座），广播电台也从80年代初的114座增至1320座，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党委、广电厅、局批准设立的广电机构2790座，我国实际的广电播出机构有6937座。媒体数量的增加固然可视为新闻业的长足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介市场也相应膨胀。就我国情况看，媒体数量过快增长已形成媒介市场粥少僧多的局面，导致媒体整体效益的下滑。单就报业而言，从报纸种数与平均期发数的比较中足可看出问题：1981年报纸总数已恢复至建国初期50年代、60年代的水平，每种报纸平均期发量在12万份左右，此后报纸种数不断上升，平均期发数相对稳定，这说明80年代初期我国报纸整体效益的上升。但自1985年后，报纸种数上扬势头更加迅猛，1986年超过2000种，1988年高达2322种，1989年后一度锐减，1992年后又持续增长，1996年达到第2个高峰2163种。然而就在这10年间，每种报纸平均期发数却在下降。种数的飙升和平均期发量的下降，恰恰说明市场是有限的，过度的竞争必然导《国内外新闻界动态》，载《新闻业务研究》1999年第5期。
致报业整体效益下滑。广播电视业也存在类似状况，除京、津、沪和东部沿海少数经济发达省区效益较好之外，大批广播电视台，特别是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广告和其他营收并不足以支撑其运作，亏损仍很普遍。1996年后，政府采取了不少治理整顿措施，包括调整报业结构，停办“小机关报”，广播电视推行局台合一、有线无线合并以及大规模推广集团化、频道化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看，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
媒介核心失落，党报出现边缘化倾向。
媒介结构失衡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媒介核心失落，主流媒体弱化，曾长期本应占据媒介中心地位的党报出现边缘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党报发行量的下滑和党报核心读者群的流失、舆论引导功能的弱化。党报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但随着传媒品种的多样化发展，党报垄断格局被打破，媒介，市场严重分割，而长期依赖于公费发行的党报在发行、营销等市场手段的运用和经营理念上大大落后于市场型的新兴媒介（如晚报、都市报、专业报）。党报发行量（尤其是覆盖面大、接近性较差的中央和省级党报）持续下滑：
《人民日报》1981年到1996年的15年间平均期发数下跌近60％，30家省级党报中比历史最高发行量下跌30％以上的达23家。即使在报刊结构调整开始后的1998年，情况仍是如此，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徐光春忧心忡忡地在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会议上指出：中央10多家报纸1998年1月的发行量只有两家微升，其余都下降。党报既要面向市场，争夺市场份额又要完成硬性的宣传任务，举步维艰。近年来除了对党报发行继续采用行政手段保证之外，组建集团强化党报的主体地位、解决党报发行带来的经济困难也是针对性的举措，但这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比表面的发行下滑更为严重的是党报核心读者群流失引发的党报社会影响力的下降。20多年改革中党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党报在宣传、报道理念、模式上还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理念表现出相当的差距，不能适应新时期受众对指导性需求的转化。握有大量社会资源、承担社会舆论领袖角色的精英阶层（如干部、企事业领导者、中年知识分子）是党报的核心读者群，党报本可以通过影响精英阶层实现对社会舆论的有效引导，但党报理念、模式的脱节使其常常滞后于时代的需要，失去对核心读者群的影响力，这是比经济压力更大的危险。
发行滑坡，读者流失，影响力下降，党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从未有过的严重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