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探讨元代宗族制度的过程中，阅读了一些元末明初人的文集，注意到著名学者、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浙东人宋濂（1313—1381年）著有多篇有关宗族问题的文章，当时浙东诸多士大夫也颇留心宗族事务。因此，欲就宋濂的宗族思想作一论述，以期加深对这一时代士大夫宗族观念的认识。
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的族治思想
宋濂的宗族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所作《俞氏宗谱序》中。该序首先提出士无位当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的思想。宋濂指出“：俗之不美，有志者鲜也。今世之士论法道不古，若则以无位为解，及得位，卒不能有所为，岂特无位之罪哉。先王经天下之法深远矣，大者信非无位之所能行，至于族师、闾胥之事，独不可推行于州里之间乎？州里之间，苟未暇为，独不可推行于同姓之亲乎？为士者布海内而无救于俗，由是知为士者多无志也。”其次，设计了每月一次在祠堂进行宗族教化的具体方案。宋濂说：“吾尝损益周制可以化同姓者：凡月之吉，少长咸会于先祠。拜谒毕，齿坐，命一人庭诵古训及拜法。诵已，长且贤者释其义而讽导之，书会者名于册。再会，使互陈其所为，其行有孝悌忠信者，俾卑且幼者旅拜之，而著于名之下。有悖戾之行者，命遍拜群坐之尊者以愧之，而亦著于其名之下。逾月而能改者如初，否则摈不使坐。逾年而不改者，斥勿齿同姓之人。疾相抚，患相拯，贫相周，死相葬，老弱癃残者相养，祭酺相召，婚嫁丧灾相助。不能然者，不使与会。”该方案无论是拜法还是与会标准，均要求族人以孝悌忠信为行为规范，这是其实质。而且将先祠祭祖之地，作为教化族人的场所。再次，呼吁士人力行其方案。宋濂讲道：“斯数者非甚难为也，而人咸莫能为，谓有志者鲜，非邪？诚有一人为之，众见其善必效之；效之愈多，则所化者必愈远，因以美天下之俗不难也。”最后，强调其方案是睦族的保证。宋濂将其方案与修谱加以比较“：谱固睦族之本也，然无法以行之，安能久而无坏乎？欲其久而无坏，舍吾言不可也，吾是以有言焉，呜呼！恂苟能行之，孰谓有志者之果鲜哉。”宋濂重视族谱的作用，称之为睦族之本，然而更将其方案置于修谱之上，实际上认为其方案是睦族的最佳办法。
宋濂所处的元末明初时代，能够如宋濂睦族方案而行者很少，浙东的金华府浦江县义门郑氏则是其代表。这是个累世同居的宗族，宋濂与之过从甚密，宋濂的宗族思想也特别表现在推崇义门方面。宋濂本是金华县潜溪人，元惠宗至元元年（1335年）慕义门郑氏家风淳厚，追随其师吴莱至浦江，求学于郑氏东明精舍，并于至正六年（1346年）迁居浦江，多年主讲东明书院。宋濂与郑氏义门为邻，他学于斯，教于斯，在浦江形成并传播了他的宗族思想。郑氏义门始居于南宋，元至大四年（1311年）首次被政府旌表为孝义门，至元年间是郑氏义门宗族制度化的重要时期，惠宗至元三年（1337年）郑钦首建宗祠，翌年郑文融初定家规五十八则，此后又续订为九十二则，增订为一百六十八则。宋濂目睹了郑氏义门宗族制度化的过程，尤其是最后形成的《郑氏规范》，经过了宋濂的审订。值得注意的是，《郑氏规范》中也有祠堂祭祖和教化方面的内容。规定朔望参拜祠堂完毕，举行训诲子弟的仪式，族长坐堂上，族众分立于堂下，击鼓二十四声，有一个子弟讲唱：“听，听，听！凡为子弟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听，听，听！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纵奢以干天刑，毋用妇言以间和气，毋为横非以扰门庭，毋耽麴糵以乱厥性，有一于此，既损尔德，复隳尔允，睠兹祖训，实系废兴，言之再三，尔宜深戒！”
听罢，众人对揖，然后坐下，再听讲一个孝悌故事，才能散去。郑氏强化了对族中子、妻、弟行为规范的伦理要求。我们看到义门郑氏的祠堂活动及《郑氏规范》这一要求和宋濂设计的方案是相似的。由此可见宋濂与郑氏义门在族治思想方面的互动关系。
浦江还有黄氏和王氏两个义门，这些义门的形成和发展也得到了宋濂的支持、宣传。如王氏认为“收族而聚居谓惇本”，效法郑氏欲成为义门。受王氏之请，宋濂“参定《家则》一卷”，并勒以石碑，宋濂就此指出：“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坏，九族之亲漫焉不相统属，俨若秦肥之视越瘠，仁人义士乃于服尽亲迁之时，缀之以食而弗殊，事虽有异于古，不犹行之道乎哉。”宋濂是把义门作为分封、宗法制破坏后凝聚宗族的手段看待的。他还说，王氏义门如果“世守遗法而不坠”，“圣朝以孝治天下”，将有可能旌表王氏。可见宋濂又把旌表义门作为王朝以孝治天下的内容之一。关于义门与孝治的关系，宋濂在《黄氏义门铭》有更多的论述：“天地之间有大防焉，孝友之谓也。人心感物而动，不能无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为表式，则沦胥以成风，而彝伦斁矣。”义门之存在，正是实行孝友的结果，支持义门，就是要风行天下，使人人知孝友，家家讲和睦，以大治天下。宋濂还强调说：“诗有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濂于黄氏盖深有厚焉。”把黄氏义门作为挽救颓俗之楷模。其实黄氏义门只是三世同居，而王氏也仅四世同居，宋濂对他们寄予厚望，表明倡导义门是宋濂的重要思想。
从宋濂宗族思想中我们看到，他以西周宗法社会的“先王之制”为指导，把化同姓之亲即治理宗族作为美天下之俗——治国的途径，而化同姓之亲的具体办法主要是教化宗族，使族人的行为纳入儒家以孝为中心的伦理规范，其主张实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伦理政治理论在宗族中的运用，归根结底是要以孝治天下。在宋濂看来，义门是化同姓之亲的楷模。此外，宋濂也非常重视宗族制度的建设，他参与宗族规范的制定就是证明。修族谱、建宗祠在化同姓之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建祠祭祖以管摄人心
由上可知，宋濂赋予宗族祠堂以教化、管理族人的功能，对祠堂是很重视的。此外，宋濂还支持宗族建祠祭祖活动，将其视为管摄人心的办法。我们知道，祭祀祖先是宗族制度的重要内容，因为所谓宗族，是由共同祖先“宗”所界定出来的群体，因此宗族的维系与祖先崇拜关系甚大，而祭祖是祖先崇拜的核心。关于祭祖问题，中国古代依据身份制有严格规定，最基本的是士大夫祭于庙、庶人祭于寝，而士大夫又依品级享有祭祖世代和祭仪的不同权利。宋以后，程颐主张士大夫都应建立家庙，设立高祖的牌位，四时祭高、曾、祖、父四代祖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的先祖。而朱熹根据当时士庶祭祀风俗并区别古制设计了祠堂之制，主张在正寝之东建立祠堂，为四龛以奉高祖以下祖先，墓祭始祖和先祖。这些思想家的方案于南宋以后陆续为士大夫所实践，在元代，祠堂祭祖有了相当发展。宋濂对于有悖于礼制的建祠祭祖，主张礼以义起，给予支持。如浙江金华张氏宗族，始祖张隆于南宋建炎初年自睦州迁至金华，其子分为三大支，从张隆到元朝末年，历十一世，在至正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365、1366年）冬春间，张隆六世孙族长张荣与三支族人建先祖祠堂，祭祀始迁祖张隆，这是所大宗祠。至于祭祖，“惟月朔旦，无小无大，咸拜于祠下，复令拜别室，以叙长幼焉”。该族正月朔祭祖是全族在祠中大祭始祖，既不合古典礼制，也与程朱庙制祭祖主张不同，是一种“悖礼”行为。宋濂则承认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他说：“濂闻之，先王制为庙祭之礼，上下隆杀皆有常典，牲宰器币皆有常数，固非士庶人可得而行。然其亲亲之仁出于物则民彝之懿者，初不以贱与贵而有异也。今荣乃能于服杀宗迁之后，以义起礼而远祀府君，非惟使子若孙不忘其所自出，而管摄人心、聚合宗族之意，实于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用心也哉！”宋濂把张氏建宗祠祭始祖的悖礼行为看作是“礼以义起”，鉴于可以“管摄人心、聚合宗族”而予以支持，并亲自作《金华张氏先祠记》。再如福建莆田国清林氏宗族，唐（？）大理评事林元始徙居国清，五代至宋朝人睦庵，睦庵有三子，分鼻头、追远、白沙三房分衍于后，到了明洪武初年，已有十三世之久。该族旧祠“以睦庵为之宗”，元末至正年间该族因旧祠“规制庳狭，不足以交神明”，始建新祠，明洪武三年落成。祠中“列为神板者五”“，其板中起于大理之祖考，逮睦庵三子而止，左右则追远，西则白沙，东则鼻头，凡三房之后其物故者，辄升名其间，当日南至群族相率合祭，其小宗有事于四世，别各行之于家，岁旦则展诣，举序拜之礼，若冠若婚，宦学出入，悉于此而告焉”。该祠也是大宗祠，远祀十三世祖先，当林衡请宋濂为此祠作记时，宋濂欣然接受，并解释说“：先王之时，立宗法以统其属，定庙制以严其分，制有隆杀，毫发之莫逾，宗有大小，条序之不紊，所以维持人心，匡持治道者，其事至详且密也。迨乎后世，经残教弛，漫焉而弗之谋，曾未四三传，已藐若秦越之相视。当是时也，有能以义起礼，固祀事而崇孝敬，虽于古昔未能尽合，宁不为君子之所取乎？此濂于衡之请不敢固辞，而亟称之也。”宋濂同样把林氏宗祠视为“以义起礼”的行为，并加以赞扬，是鉴于“经残教弛”的形势而企图以之移风易俗，达到先王之时用宗法“维持人心，匡持治道”的目的。此外，宋濂还为广东惠州何氏宗族作《惠州何氏先祠碑》，该族先祠也是祭及始迁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