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不仅认为建于宗族居处附近的大宗祠是“礼以义起”，而且还同样认为建于墓所的大宗祠也是合理的。浙江平阳盖竹林氏宗族，从始迁祖林发展到洪武初年，“子孙数百家，散处乡闾”，其十三世孙于始祖墓所“作祠以奉之主，朔望必谒，岁时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从事。祠后为斋，曰思孝，以会其族人。
复立祠于左偏，祀晦庵朱子之像，以其先配。即祠之前为学，聘乡人之贤者为师，使族人子弟就学焉”。该大宗祠是一组建筑，规模不小。宗祠附设思孝斋聚会族人，并立朱子祠和族学。对于该祠是否合乎礼制，宋濂指出：“古者墓无祠，庶人惟祭其祢，礼也，至汉尝祠墓矣，祭尝及高祖矣，不可谓之非礼也。今平阳盖竹之林氏，立祠于其始迁之祖之墓而祭之，乌得谓之非礼乎！时不同礼亦不同，礼虽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尝不同也。”认为礼要因时制宜，判断礼的合理性在于能否“立教”。据此，宋濂又说：“夫以既远久疏之族，有贫富强弱之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无相乖背，必有不可正者。今也，立一祠于始迁祖之墓，率族人以祭，疏者可以复亲，远者可以不散，富强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贫弱者必有所而仰济矣，其族宁有坏乎！况于有学以为教，有先贤之祠以为之则，其为族人虑者，可谓备矣。林之嗣人祭于祠学于学，而能修其身睦其亲者，善为人后者也。”把建祠祭祖的睦族功能置于以法令强制人们为善之上，强调教化的作用。
综上所述，宋濂把建祠祭祖作为推行族治的途径，提出“时不同礼亦不同”、“礼以义起”、“礼因人情而立教”的主张，目的是为了“管摄人心、聚合宗族”，“维持人心，匡持治道”。通过这些化同姓之亲的活动，以解决“经残教弛”之后宗族亲疏、贫富、强弱的各种社会矛盾。
修谱崇本以维持世教
宋濂视族谱为睦族之本，乐于为他人族谱作序。即使在宋濂的晚年，当符氏请其作谱序时，他仍欣然从之。他说：“予老多病，谢绝求文者有如避仇，今特为文昌析符苻之不同，而并著其世系之略者，无他，敦本也。”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收录宋濂所作族谱跋最全，有二十六篇之多。后世学者对宋濂所作谱序很重视，清雍正年间官修《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各姓及各姓部艺文所收族谱序中，就有宋濂所作谱序十二篇。最近人们从浙江民间又发现宋濂作族谱序佚文十篇，合计宋濂所作谱序达三十六篇，由此可以了解宋濂的修谱思想。
宋濂认为修谱的意义在于追始崇本以建立尊卑秩序，使人们以孝悌之道为行为规范。宋濂说：“古之世，聚巨族必有谱焉。谱者，何为而作也？盖尊祖敬宗、追始崇本之所作也。故宗法立则名分正，尊卑序则孝悌生焉。不然，而族无所统，将淆尔尊卑，紊尔名分，任尔气习，贵贱相凌，贫富相形，视宗人如途人矣。谱之所系顾本重哉！尝闻先世遗言，谨谱牒，正伦理，敦孝悌，仁义之本，习诗书礼乐之风，以为子孙之盛传也。”宋濂又讲了孝道与修谱的关系：“夫孝者，莫先于敬身，身之所从来可不知欤？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当油然而生矣。”？所谓知其所自出，就需要通过修谱来实现。特别是宋濂还明确指出，修谱以维护长幼尊卑秩序是有辅“世教”。洪武三年他在《陈氏家乘序》中说：“尝谓谱者，名家巨族之纲领也。凡冠婚丧祭，别长幼，定尊卑，虽子孙至于万叶，秩然有分以相守，灿然有伦以相接者，皆有赖于谱者。古者大宗小宗之法明，故其子孙虽至百世，循循有序，未之或乱。自后世民不兴行，宗法因之以废。是故巨族之家，其世次多不相识，昭穆多不相辨，忻戚不相关，而庆吊不相及，恩义判隔若秦人之与越人焉。噫！木同一源也，而其后乃如此可叹也哉！是故，宗法后废，惟有谱牒之兴为可以维持世教也。”把族谱功能用“世教”即教化世俗表述，以维护宗法制废后的社会秩序，这在宋濂之前尚未发现，它是张载“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之说的发展。
由于重视修谱，遂使宋濂向往人尚谱系之学的士族社会，而对后世谱学不振感慨万端。他说：“濂窃闻之，隋唐而上，选举必稽于簿状，婚姻必由于谱系，是以图谱有局，郎令史有员，知撰谱事有官，四方以家状来上者，官为考定，藏于秘阁，副在左户，其制最详且明也。五季以来，法始大坏，而近代尤甚，官不必有簿，而品第混淆，家不必有谱，而姓氏无别，有不得不怃然而增慨者。”这种感慨在宋濂所作的多篇谱序中都有。
纂修族谱，最主要的事情是建立可靠的世系。然而时过境迁，世系绵长，族谱欲建立清晰的谱系是困难的。宋濂重视谱系的准确性，他说：“予闻氏族之学，昔人所甚重，所以明同异、辨亲疏、别是非也。盖气血相贯，喘息相通，唯正系之传则然，傥以他氏参之，此即莒人之灭鄫，不可不慎也。”宋濂还提出了修谱中诬祖和忽先为不孝的观点。他指出：“君子重乎谱者，非夸博而务多，所以慎同异、别亲疏也。故无所据强加之者，误其祖考也；可据而反遗之者，忽其先者也。诬祖不孝也，忽其先亦不孝也。”关于反对忽先，还可以从其所作谱序中看出，宋濂经常为请序者考辨文献中该氏的源流，追述先祖的活动。所序谱之世系往往溯至唐前。宋濂又针对元代一些人批评宋代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主要记载五服之内族人收族是“隘”和“薄”，修谱有追远、合异的情形，严厉批评这种“务华而炫博”的诬祖行为。他说：“族之有谱，所以纪所自出，实则为尊祖，伪则为诬其先而乱其类，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多不察乎此，多务华而炫博，或妄为字名，加于千载之上不可知之人，或援它郡异族之贵显者以为观美，其心非不以智，卒陷于至愚而弗悟也。”又说：“夫国有史则统明，家有谱则宗正。古之家谱必掌于史官者，以其事有同而所关非细故耳。吾每慨时人居显达而发于卑贱、处享盛而起自困厄者，必援古证今，远攀贵重之宗，以彰其世之美。殊不知生人之有姓者，皆古圣君贤臣之苗裔。虽以子孙有贤否，则创述有得失，而门望遂有高下之殊。然其宗则未尝异也。”？反对诬祖和忽祖，旨在建立可信的谱系族史。
总之，宋濂的修谱主张是其宗族思想的一部分，视族谱为教化族人改变风俗的手段。
宋濂宗族思想的历史地位
宋濂是元末明初金华及浙东士大夫治世思想的代表。这一时期浙江宗族组织化的活动频繁，宋濂笔下的宗族思想及制度是以此为社会背景的，当时士大夫的宗族建设和世家大族的崛起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宋濂作为朱熹理学嫡传金华学派在元末明初的代表人物，其族治思想有师承和社会氛围的影响，也推动了当地的宗族活动。在建祠祭族问题上，礼以义起以情起的主张，宁波府鄞县人袁桷、衢州府开化县人鲁贞就提出过。元人虞集、苏天爵、郑玉等人也有这种思想。他们多从人的感情需要和风俗习惯出发，提出不必拘泥于古礼，而宋濂更强调“立教”以管摄人心，这或许是其特色。在修谱问题上，依据谱序统计，元代族谱地区分布的结果显示，继江西之后，浙江修谱数量居全国第二位。浙东的士大夫喜欢探讨谱学，谱学思想一脉相承。宋濂说：“予尝侍先师黄文献公（溍），相与论及谱事。”金华人黄溍修有本族族谱，对族谱的编纂有自己的主张。宋濂的另一位老师柳贯也重视谱学，认为修谱乃“防范人心之一物”。宋濂为其师作《柳氏宗谱序》，为得意门生方孝孺撰《方氏族谱序》，而宋濂宗族的族谱，则有胡助的《宋氏世谱纪》和方孝孺的《宋氏世谱序》。他们在对族谱学的切磋中，交流了彼此的思想，提高了修谱水平。
宋濂主讲东明书院多年，向其问学者甚夥。宋濂在传道、授业中宣传其宗族思想，影响了他的学生，特别是造就了光大其说的“明之学祖”方孝孺。宋濂就其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的主张说：“学于吾者众矣，吾未尝不语其故。”在众多可语者中，方孝孺将宋濂的思想进一步明确化和系统化，并影响了明代，成为明代宗族思想的代表。方孝孺青年时游宋濂之门四载，深得其师赏识，他的宗族思想体现在治族蓝本《宗仪九首》和为他人所写的谱序中。在为其师所作《宋氏世谱序》里，直接引用宋濂在《俞氏宗谱序》中的主张，可见是深知其师思想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方孝孺提出睦族的三个方法：“为谱以联其族，谒始迁之墓以系其心，敦亲亲之礼以养其恩。”并把睦族提到了“化天下”的高度，比其师的提法更具政治色彩。方孝孺也推崇义门，还在本族内推行宗族制度化建设。明代宗族制度比起元代来明显的不同是政治性的加强，而这种强化主张实始于宋、方师生两人，尤其是方孝孺。已有学者指出，方孝孺致大同、明世教、新谱例影响后世深远，然而方孝孺的宗族思想基本出自宋濂。
小结
宋濂的宗族思想是作为移风易俗提出的，即通过教化治理宗族，从而改造社会。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俞氏宗谱序》中。宋濂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的族治思想，具体落实为举行族会教化族人、建祠祭祖以管摄人心、修谱崇本以维持世教等方面。他把宗祠主要作为教化场所、赋予族谱以“世教”的功能，均是以前罕及的论述。宋濂还把义门作为族治思想的现实楷模，强调以义门改变天下风习。
士人应担负其化同姓之亲美天下之俗的历史重任，是宋濂的又一重要思想。修齐治平是古代特别是宋以后儒家伦理政治的模式，宋濂把“化同姓之亲”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看待，则是“齐家”内容的变化，为士人提出了新的历史命题。
元明之际浙东宗族组织化加强的社会现象，与当地士大夫重视宗族建设不无关系。显示出此时该地域社会士人恢复华夏传统文化、复兴“先王之制”、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感。宋濂吸收了老师们重视宗族问题的思想，结合浙东民间宗族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族治思想，并传授给学生，使其发扬光大，反映出元末明初浙东族治思想的师承关系和地域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