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人类进行了第一例真正的基因治疗尝试，主持试验工作的是美国的马丁·克赖恩（M．Cline）教授。1980年7月，他在以色列为一位地中海贫血病病人施行了基因治疗试验；接着他又在意大利为同一病症的患者进行了基因治疗试验。然而，试验结果没有取得预期的疗效。尽管如此，他的开拓性研究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即证实了外源基因可以导入人的骨髓细胞，这种细胞可以在体内继续增殖，外源基因对人体无副作用。克赖恩虽然开了临床基因治疗研究的先河，可是由于事先未征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批准，算是违规。因为在197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召集和组织了一个重组体DNA顾问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有关进行重组体DNA研究的规则。这样，克赖恩就受到了舆论界的谴责并失去了对他的临床研究来说极为重要的联邦研究基金。此后，克赖恩便在临床研究领域销声匿迹了。但是，一个人的挫折，并没有阻挡住基因治疗研究汹涌澎湃的潮流。时隔不久，这一研究的触角便迅速延伸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导致了一场医疗技术革命。
“克赖恩事件”表明了社会公众对基因治疗很敏感，基因治疗要进入到临床试验还必须建立足够的动物模型和开展安全性研究，临床试验必须进行严格而广泛的审议。直到1989年，没有人开展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80年代后期，由于从小鼠到灵长类等一系列动物基因转移试验获得成功，美国和欧洲都及时制定或修订了基因治疗的有关原则。科学家们慎重评价和改进将目的基因转移到靶细胞中的载体设计和疾病选择。这其中，美国的安德森（F．Anderson）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基因转移和治疗的研究，他后来被誉为“基因治疗之父”。1989年1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食品药物管理局经过反复10余次论证后，正式批准国立癌症研究所的罗森伯格（Rosenberg）等进行5例标志基因的人体转移试验。1989年5月，他们正式动手临床操作，5名患有进行性转移的黑色素瘤病人接受了这项试验。他们将新霉素抗性基因转移到肿瘤浸润性的淋巴组织中，再移植到晚期患者体内，以便追踪这些细胞在肿瘤患者体内的分布情况。研究表明，体内基因治疗对患者没有损害。这虽然不能说是严格的临床基因治疗，但是这项世界上首次获准的临床基因标记试验的成功，使基因治疗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得以逐步阐明，并且逐渐为社会公众所理解，人体基因治疗的时机趋于成熟。
在罗森伯格等人试验结果的鼓舞下，1990年9月14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的布利斯（R．M．Blease）等人进行了世界上首次人体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并获得初步治疗效果。接受基因治疗的患者是一名年仅4岁的小女孩，她患有腺苷脱氨酶（ADA）缺陷症。由于遗传基因缺陷的缘故，其体内细胞无法合成具有分解氨基毒素功能的ADA，因此，在血液中无法排除这种由细胞代谢所产生的毒素，从而导致免疫系统细胞的中毒死亡。患有这种病的人和艾滋病患者一样，免疫能力低下，抵抗力很差，极容易夭折。在基因治疗的临床实验中，用无害的病毒作为载体，将能产生ADA的健康基因导入患者体内的细胞中。经过了一年多的整合，所移植的健康基因已经能够在体内合成足够的ADA，患者无须再接受体外ADA的注射，也没有出现任何由免疫缺陷引起的病症。新鲜血液和基因表达的实验表明，ADA的水平能够稳定地增加，嵌入的基因也能够持续地表达，患者的免疫能力明显提高。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批准、由科学家谨慎进行并取得重大成果的人体基因临床治疗实验，它极大地鼓舞了科学家的士气，推动了基因治疗的发展。据美国《人类基因治疗》杂志1993年、1995年和1997年的统计结果，世界各国政府批准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方案逐年增加，其中以恶性肿瘤居首，且试验病种亦增加，而基因标记试验则逐年减少。目前至少有2000余名各类患者接受了正式的基因治疗。1997年统计的212项临床试验方案，美国占了178项之多，说明美国政府对基因治疗这一全新的医学尝试热情不减当年。恶性肿瘤患者充当基因治疗的排头兵则反映出科学家对基因治疗选择对象的审慎态度和对基因治疗效果的观望心理。
基因治疗就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既不是治疗疑难病症的“救世神医”，也不是什么“危险武器”。人们往往把基因治疗方法看得过于神秘和新奇，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基因治疗只是医学史上不断出现的新疗法中的一种，是医学发展承上启下的一个环节。例如，由于某个代谢途径障碍而导致某种产物遗传或缺乏，可施行替代疗法，这早就是传统的标准疗法了。侏儒症可用生长激素，血友病A用凝血因子Ⅷ，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等遗传性缺乏某种酶的患者，临床上可以补充这种酶来治疗。基因疗法则将这种传统的替代疗法上升到了基因水平。客观地讲，基因治疗是一种日臻完善的新医疗方法，尤其对于一些目前尚不能治愈的疑难病症，如单基因遗传病、恶性肿瘤的术后复发和转移、心血管病等，基因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思路。同时，与其他传统的方法配合，将为人类攻克“不治之症”、预防疾病作出重大贡献。据统计，截至1998年底，世界范围内已经实施373个临床方案，3134人接受了基因转移试验。其中肿瘤方案234个，受试者2134人。目前，美国不仅已将基因疗法用于恶性肿瘤，如恶性脑瘤、肾癌、皮肤癌，而且还用于心脏病、关节炎等临床试验。德国将用基因疗法治疗难治的风湿病。英、法等国在基因疗法上也有较快的发展。已有93个方案864人进入或即将进入Ⅱ期临床试验，2个方案251人进入Ⅲ期临床试验。在全部临床试验方案中，所应用的基因多达10余个不同类别97种基因。而且，正越来越多地采用肌肉、皮下、皮内或静脉注射、滴鼻等体内途径。到目前为止，多数试验研究表明，基因治疗是安全的、有效的和易于操作的。如果我们能全面了解、精确定位并成功分离与遗传病相关的基因，那么，人类约6000种遗传病就将可能通过基因疗法而治愈。作为一种新的医学生物学概念和治疗手段，基因治疗正逐步走向临床，并将推动21世纪医学的革命性变革。
5．基因治疗的伦理分歧
基因治疗作为治疗人类疾病的新方法，在诞生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以迅猛的发展速度和显著的治疗效果得到了医学界、产业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由于基因治疗是一个全新的医学领域，它采用多种方法治疗多种疾病，而对最终的治疗效果尚无足够权威的医学统计和临床证据，研究者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盘旋于脑海，对其远期效益也仅能作出纯理论性预测。况且，当科学家在技术上已经有能力提供用于治疗致死性疾病的基因时，也有能力为不太光明正大的目的而提供基因。因此，现实的危险是我们的社会可能滑向“优生”的新时代。给予有病的个体以正常的生存跟试图对正常个体进行所谓的改良不是一回事。当我们开始改变生殖细胞或胚胎细胞时，这个状况甚至将会变得更加危险。在改变人的遗传方面的错误指导或险恶企图，都可能给后代带来许多问题。所以，基因治疗在初期除遗传工程本身技术上的问题外，人们更关注的是基因治疗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伦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