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是中美日关系变化的关键一年。中国的“六·四风波”成了中美日三角关系发展的转折点。风波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进行制裁，日本也是参与制裁的重要一员。同年11月，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随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这使1972年开始建立起来的中美日新三角格局的基础——即战略上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随着美国和日本对华战略的转变，三角关系出现了急剧的转变。中国与美国、日本，是朋友还是敌人？三角关系是否会发生质的变化？三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何在？经过近10年的磨合、调整、重构，三角关系终于以新的姿态稳定下来。
§§§第一节从低谷中走出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始终是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主轴。冷战结束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转变首先表现在中美关系上。还在冷战正式结束前，中美关系就已经因为“六·四风波”而跌进低谷，以后又因苏联因素的消失，中美关系丧失了重要战略基础，使得这个双边关系更加复杂，更加起伏不定。中美关系的倒退，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还是地缘战略上的利益冲突造成的。
一、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幽灵
自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反共产主义”思潮就在美国兴起，并逐渐发展成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美国“这个共产主义运动从未有过胜利希望的国家”，在反对共产主义上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坚决、执著。这一方面是出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另一方面同美国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首先，美国特殊的历史，使得在美国形成了敌视激进革命的传统，而象俄国十月革命这样的共产主义力量领导的革命，则被看成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最不人道的革命。其次，在美国很早就形成了“天定命运”的观念，即美国是个伟大的民族，天定命运应该领导世界，而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美国实现领导世界这一愿望的巨大障碍。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美国是个移民国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将来自不同种族、民族的居民维系在一起，而共产主义则是对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严重挑战的“非美因素”。
“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对苏政策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从1917年到1991年这74年间，尽管美国的对苏政策几经变化，但有一条线始终贯穿其中，这就是反共产主义。十月革命后，美国不仅出兵干涉苏俄，而且长时间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其主要动机是反共，因为当时苏俄并未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任何威胁。美国政府当时的主要考虑是，通过孤立和施加各种压力促使苏维埃政权的垮台，这反映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很多媒体经常断言俄国革命即将失败。就连被认为通常是比较严肃的《纽约时报》，“在对待俄国革命问题上也明显有偏颇。在2年期间，它预言布尔什维克失败大约91次，宣布列宁和托洛茨基逃亡、死亡、退休或被监禁不下30次。”民主党政府孤立苏俄的政策被共和党政府继承下来，“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断然宣称，在苏维埃表现出愿意‘与我们其余者共同担负起文明的负担’之前，我不打算同它来往。这反映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16年内占优势的官方观点。”就是在美苏建交后，甚至是两国结盟共同对付法西斯主义期间，反共产主义也仍然渗透在美国的对苏政策中。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美国一方面宣布对苏联实行“道义禁运”，停售飞机及有关战略原料，另一方面积极援助芬兰，向芬贷款2000万美元，退还芬兰偿还的一战时的战债23万美元。美国援助芬兰抗苏的神速与援助中国抗日的拖延形成了鲜明对照，“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美国国内存在着强烈的反苏反共情绪和浓厚的绥靖日本的倾向”。二战期间，在德国突袭苏联后，哈里·杜鲁门发表声明：“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俄国，而如果俄国快要打胜，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他们尽量彼此歼灭。”参议员罗·塔夫脱的话更能反映出仇视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说：“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胜利比法西斯胜利还危险。”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虽然从现实主义出发与苏联结成联盟，但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并未因此而消失，他在给驻莫斯科大使约·戴维斯的信中写道：“不论我，还是您，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代理国务卿萨·韦尔斯发表声明：“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专政的原则和理论就象纳粹专政的原理和理论一样，是不能接受的，是异己的。”美国虽然在二战中根据《租借法》对苏联进行了援助，但援助程度与英国相比相差甚远，美国援助英国达500亿美元，而援助苏联只有112亿美元。同为美国的盟友，受到的待遇却大不一样。在二战期间，在苏美英联合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同时，美英联手限制、削弱苏联的行为不胜枚举。
冷战，对美国来说，更是以反共产主义为旗号的特殊战争。正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一书中所说：“可以有把握地说，战后时期几乎每一项重要的美国对外政策决定，都是对某一觉察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作的反应。”尽管美国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不同的政策，但反共这一宗旨始终没有放弃。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立。这个由美国发起、西方15个国家组成、于1948年11月秘密成立的机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政策，实行封锁禁运，禁运的主要产品是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等。1987年4月，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因违反“巴统”的有关规定，向苏联出口高技术产品，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厉制裁，遭受巨大损失。
这段时间，美国的反共产主义不仅直接贯彻在对苏政策中，而且还贯彻在对其它国家的政策中。1926年尼加拉瓜发生内战，美国竟以所谓“布尔什维克危险”为理由进行干涉，柯立芝总统说：“我们不是在从事针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巡警对过路人的战争”。他还说，他的国家派出去的军队“不是用剑而是用十字架武装起来的”。1953年，伊朗发生革命，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伊朗民族运动领导人在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后，宣布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中立国家，美国决策者担心摩萨台政权会成为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帮手，于是同英国一道策划了一起军事政变，将摩萨台政府推翻，使伊朗国王重新执政。1970年，自称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大选中获胜当选为总统，并推行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正在同苏联和中国缓和关系的尼克松政府不仅对阿连德政权实施经济制裁，而且还支持智利军方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权。
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反共产主义”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之所以推行反华政策，主要是因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同苏联结为盟友。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中国缓和关系，意在联华抗苏。美国决策者在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缓和关系时，并没有放弃反共的目标，只不过是战略策略发生了变化而已。比如里根1982年6月8日在英国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说”，公开提出要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的民主，制订一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扔到历史垃圾堆”去的自由和民主进军的长远规划。乔治·布什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美国若不去追求崇高的道义目标，它就决不会成其为完全的美国。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就拥有这样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国家的面貌更可爱，使世界的面貌更美好。”尼克松的《1999年：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都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及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他们心目中，冷战结束、苏联垮台与共产主义大失败是同一个过程。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美关系稳步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决策层一直抱着这样一种幻想：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向西方社会的开放，中国会演变成他们心目中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会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然而，“六·四风波”使美国人的幻想破灭。他们感到，改革开放并没有使中国发生性质的演变，而只是使中国更加强大。这与他们的初衷是完全不符的。于是乎对中国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一下子由最开明的改革者变成了最保守的国家。尤其是不久发生苏联东欧剧变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中国的人权问题成了美国和西方关切的焦点。按说，此时美苏之间的竞争尚未结束，而中苏关系刚刚实现了正常化，美国更应该注意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以牵制苏联。可是美国却不能容忍中国的行为，宁可使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六·四风波”发生后，美国立即以维护人权为名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6月5日，布什总统宣布了第一批制裁措施，决定中止中美军事联系。6月20日，布什总统又决定对中国实行进一步制裁，宣布暂停中美最高级互访，阻止国际金融机构对华贷款。美国国会的反应更为强烈。6月6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要求总统对中国实行国际制裁，要求停止政府资助对华贸易，严格控制对华军售许可证的发放，美国之音增加华语节目。众议院也一致通过了类似的决议。6月29日和7月14日，美国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制裁中国的修正案。7月19日，美国42名参议员向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致抗议信；同时，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把中国驻美使馆附近的一块草地命名为“天安门广场公园”。7月21日，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人权奖“沃伦伯格奖”。美国一些地方政府也遥相呼应。6月7日，纽约市长郭华德宣布，他已经中止纽约市与北京市之间的姊妹城市关系，以示抗议。10日，美国华盛顿市市长马里恩·巴里宣布，该市已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关系。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也积极配合总统和国会的反华行动。8日，美国国防部通知美国格鲁曼飞机公司，下令在该公司工作的40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离开该公司，从而中断了一项改良中国战斗机的军售合同。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普赖斯通知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暂停同中国的科学交流活动。13日，美国商务部取消向中国销售核电厂装置的出口许可证，这批装置价值5亿美元。一些受美国影响的国际组织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6月26日，世界银行推迟考虑对华贷款。7月15日，在巴黎举行的美、日、英、法、德、意、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其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并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
针对美国的一系列制裁行为，中国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反华举动表示“极大的遗憾”；宣布推迟钱其琛外长原定6月12日对美国的访问；6月14日，美联社驻京记者潘爱文和《美国之音》驻京记者裴新被中国驱逐出境。8月16日，中国通知美国驻华使馆，中止富布赖特教育交流计划。中国的立场是：“六·四风波”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想要压中国就范，迫使中国走上“西化”的道路。
在人权问题上，中美两国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从美国方面来说，人权首先是与美国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构成美国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在美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对美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有着深刻影响。美国在经济、科技等事业发展上的成功又使美国人将他们的价值观绝对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应该在世界推而广之，让全人类共享，而美国则负有义不容辞的“推广”责任。所以，关心它国的人权问题是美国人（至少是那些关心政治、有社会责任感者）的普遍心态和情感，在这方面，美国当权者与公众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价值观肯定会影响美国当权者的政策倾向以及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感。所以人权外交在美国非常有民意基础。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实行议会民主政体，选民的意志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的去留。因此，任何一届政府在制定内外政策时都要尽可能地仰合选民的心态和情感。人权外交是美国政府用以笼络人心、争取选民的一个常用的有效手段。此外，由于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因此它构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单就政府这个层面来说，美国一方面要极力维护这种价值观在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不使其受到动摇，任何有可能动摇这种地位的思潮和价值观都会遭到美国的敌视。另一方面，美国有意识地在全世界推广它的价值观，将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当然，人权问题还是美国外交中的一张“牌”，这从美国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人权标准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对美国来讲，打人权牌，高举人权旗帜，不仅有利于动员国内力量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而且还有利于调动它的盟国与之步调一致，从而提高它在盟友中的威望。更为重要的是，高举人权旗帜有助于美化美国的外交形象，好象美国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斗争，从而掩盖了它对经济、战略等利益的追求。
从中国的角度讲，人权问题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在本质上是国家主权之下的问题，怎样解决完全是内政问题，外国无权干涉，更不能将人权置于国家主权之上，用人权来压主权。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手划脚，完全是干涉中国内政，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中国还认为，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没有完整可靠的生存权，对政治权利及公民权利的谈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尽管后者是构成人权非常重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包括生存权的人权是不完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