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对人权的含义，中国与美国有不同的理解。而且，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来看，美国确实在搞人权外交。尤其是，美国的许多政界人士、媒体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缺乏应有的了解，他们的批评和指责许多都是相当盲目的，不切合实际的。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来说，生存权是第一位的，而美国对此并不十分理解。与改革开放之前比较起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而那个时候美国却很少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权状况也并不比中国好，美国却仍然与这些国家保持亲密的关系。冷战期间，美国还经常支持一些独裁政权，只要这些政权是反苏、反共的。可见，“六·四风波”对美国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国感到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失望。是“反共产主义”幽灵在作怪。
由于美国带头接连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随后有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中国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也急剧倒退，冷却到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采取的方针是稳住阵脚，顶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施加的各种压力。邓小平指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他还提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中国不但未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败阵，反而逐渐地稳定了国内局势，站稳了脚跟。不过，西方的施压和中美关系的倒退给中国政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特别强调和警惕美国颠覆活动的动向，甚至有些人试图否定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看成是西方搞“和平演变”的途径。
中美关系虽然出现了严重倒退，但是并未破裂。这是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前，中美之间毕竟还存在着战略合作关系。虽然1989年5月中苏实现了最高级会晤，此前美苏也举行了最高级会晤，中、美与苏联的关系都大为缓和，但苏联的威胁依然是中美两国担心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布什政府在制裁中国时留有很大的余地，限制了制裁的范围，使制裁尽量不对中美关系产生实质性的损害。与此同时，布什政府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以防中美关系彻底破裂。1989年7月7日，美国宣布批准波音飞机公司向中国出售4架原定于6月交货的商业性喷气客机，不过同时又宣称，中国政府订购的其余飞机的交付仍然“取决于中国局势的发展”。7月，布什总统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为特使秘密访问了中国，与中国方面就中美关系中的紧迫问题交换了意见。7月下旬，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美方暗示东道国法国将美国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长钱其琛的位子排在一起，使他们便于见面。贝克三次会见钱外长，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也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坦率的对话。钱外长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形势，指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贝克则表示，布什总统十分珍视12年来双方培育起来的中美关系，希望共同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维持和发展。8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由于“北京安全情况正在改善”，批准260名驻华使馆外交人员家属返回中国。中方适时地作出了相应的反应。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会见美国MGM商业公司总裁马利克波尔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继续改革开放，中国才能繁荣富强。
10月28日至11月2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分别会见了他，并与他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邓小平提出“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针对中美关系中的症结，邓小平指出：“西方有一些人想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他还请尼克松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尼克松回国后向布什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汇报了访华情况。11月7-10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也会见了他。尼克松与基辛格的访问，在中美两国高级官方接触被中止的情况下，实际上起到了官方的作用，有助于双方互相沟通情况，了解彼此的立场。
1989年12月9日，布什总统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为总统特使访华，在改善中美关系上先走出一步。邓小平在会见总统特使时说：“你这个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这次提到，要改善中美关系，双方都让点步，只照顾一方不行，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而在10月份同尼克松谈话时，邓小平则强调中美要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
此后，中美双方都采取了一些缓和关系的措施。1989年12月19日，布什总统批准向中国出口3颗美国制造的通讯卫星；1990年1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将不再反对世界银行对中国提供的所有贷款。中国政府宣布自1990年1月11日起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自1989年5月20日起实行的戒严。
然而，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到了美国国会的严重制约。1989年11月15日和16日，美国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对中国进一步制裁的《美国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修正案除了支持继续中止向中国出口军事装备、中断双方政府高级官员接触、中止同中国的核能合作、反对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贷款外，还要求中止以“援外法”所提供的资金用于“贸易发展办公室”与中国有关的活动。该法案被布什总统否决搁置，但在1990年1月30日再次讨论时获得通过。1989年11月19日和20日，美国众参两院又分别通过了《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法案以保护中国留学人员不受迫害为由，决定豁免全部持J-1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在学业期满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布什总统虽然否决搁置了这项法案，但却宣布决定通过采取行政手段，实施该法案中对在美中国学生的全部措施。不仅这样，布什政府为稳住对华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在国内受到普遍的批评和反对。反对者认为，布什总统派特使访华是搞“叩头外交”，而从中国方面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这给布什政府构成相当大的压力。
国际形势也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89年10月起，东欧国家局势开始动荡，6-10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举行代表大会，将党的名称改为匈牙利社会党；11月9日，民主德国决定开放柏林墙；12月22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东欧局势的变化使布什政府改变了对华态度，以为国际局势还会有重大变化，中国也有可能重蹈东欧国家的覆辙。由此，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又加强了施压的一面，试图以压促变。刚刚有了一点转机的中美关系又面临严峻考验。1990年2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年度《人权报告》，对10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逐个进行“评判”，在涉及中国的部分，报告称中国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包括谋杀、失踪、死刑、压制劳工权利，迫害天主教和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在中国西部建立奴役劳改营。报告还在多处用“可能”、“据说”、“据估计”、等含糊的字眼，集中抨击中国在平息1989年“六·四风波”中“可能”杀死了几千人。3月，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中美两国在联合国的人权斗争由此开始。4月，布什总统发布行政命令，以中国在美国的公民回国可能受到迫害为由，给这些人以在美国居留的权利。5月12日，布什总统签署公告，宣布5月13日为“全世界支持自由和人权日”，再次就人权问题攻击中国。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海湾危机，这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机遇。美国寻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解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于是拥有否决权的中国的一票就成了美国能否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为了使中国不行使否决权，美国邀请钱其琛访美。在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进行表决时，中国投了弃权票，使出兵伊拉克的决议得以通过。随后，钱外长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同布什总统和贝克国务卿等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这实际是打破了美国中止两国高层互访的制裁，并给陷入困境中的中美关系带来了一定的希望。但是美国对华政策并未有根本性的转变，美国还是不断对中国施压。
除了在人权领域外，美国在其他方面也加强了同中国的磨擦。1991年7月10日和23日，美国众参两院分别以313对112票和55对44票通过了第2212号决议，就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了一系列条件，将人权问题、武器扩散等问题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不过这一决议被布什总统否决。但是此前，为了换取一些议员的支持，布什总统向参议院表示将提出一套新的对华政策计划，该计划内容将包括：只支持国际机构对华提供“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贷款；运用“301特别条款”来调查和制裁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停止进口劳改犯生产的产品；同意支持台湾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如果就停止扩散核材料和导弹的谈判失败，将对华实行贸易制裁。
不过，由于此时苏联尚未解体，美国在战略上仍有求于中国，美国的对华政策仍存在着两面性。1990年8月13日，布什总统向国会递交了《1991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对话与接触”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特点。
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了稳定中美关系，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温和的作法。1990年1月至1992年1月，中国政府对在1989年“六·四风波”中被捕的人员进行了比较和缓的处理。1991年11月，中国发表了第一份关于人权问题的白皮书，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待人权问题的态度，这有助于国际社会客观而全面地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同时也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重视。与此同时，在外交上，中国政府继续努力做美国朝野的工作。1991年4月14日，江泽民总书记对应邀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提出，中美要增加接触，增进了解。继卡特之后，三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舒尔茨、黑格也先后来访。同时，美国官方的对华访问也有所恢复。1991年3-7月，先后有美国的两位副国务卿和两位助理国务卿访华。1991年11月15-17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贝克一行。1992年2月21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政府打算取消1991年6月对华实施的三项制裁，同时希望中国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准则和参数。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美方此举表示欢迎。
值得提出的，中国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对缓解西方的压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90年起，在日本的带动下，西方七国集团开始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加强了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到1991年，中国同日本、西欧等众多西方国家的关系已经恢复正常，许多西方大国的领导人相继访华，欧共体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关系。这些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起到了牵制作用。
总的来看，自1989年6月起，经过两年多的较量与谈判，美国对华制裁措施虽然尚没有完全解除，但在高层互访以及经济合作方面已经有所突破。美国对华政策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坚持“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促使中国“西化”、“分化”，但另一方面，由于两国间还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又试图修复两国关系。中国一方面尽力维护、稳定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
二、“中国威胁论”：由“捧杀”到“棒杀”
如果说1992年之前，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消极因素是意识形态问题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主要消极因素则是战略因素。1972-1992年这20年间，中美关系得以维系的主要因素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即对付苏联的威胁。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和苏联全球战略的变化，特别是柏林墙倒塌后，这个因素的作用逐渐减弱，但仍不失为中美关系得以维持的主要基础。然而，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美国在冷战中完全“不战而胜”后，上述因素则完全丧失。许多美国人认为，随着苏联解体，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消失，中国对美国来说不再重要，对中国的特殊待遇也应被收回。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顾问理查德·布什指出：“从我们的利益来看，美国的政治在地缘政治和价值上，我们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所以在选择伙伴时，也更有发言权。”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基础的丧失，使得两国关系的基础变得非常薄弱，从而使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凸显出来。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这个让美国畏惧了40多年的战略对手的消失，使得美国在欢呼胜利之后，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正是反苏反共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国国内各种力量高度统一起来，现在这种对手没有了，靠什么来维系美国社会的统一性呢？胜利之后的美国反而烦恼起来。于是乎美国的战略家们开始为美国寻找对手。日本，俄罗斯，伊斯兰国家，都曾被作为考虑对象，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未来的日美战争》这样的书。正当美国在为寻找新的对手而烦恼的时候，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高涨，而且仍然高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令人信服的新的对手终于找到了。于是乎，“中国威胁论”出笼并甚嚣尘上，在国际上也得到某些人的遥相呼应。
究竟谁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现在难以考证。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出，叫喊“中国威胁论”的有三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