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延安 隐姓埋名
刺蒋事件的失败，在华克之心理埋下了深深的阴影，惨痛的教训使华克之终于明白：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大多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蒋家王朝才能取得成功。1937年初夏，华克之终于结束了在香港的徘徊，决心北上延安“朝圣”，希望在那里找到真正的政治归宿。在中共华南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华克之改名赵宣成，安全到达北平。
在中共北平市委的安排下，华克之夫妇俩来到山西太原，又在中共山西负责人周小舟的安排下，顺利到达延安。行前，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又委托他带去一封致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信件，表达了他们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对抗日救国的意见。华克之到达延安后受到了热情接待，也遇到了徐平羽、陈赓、宣侠父等新老朋友。特别令他高兴的是，毛泽东在百忙中约见了他并与之长谈。
1937年5月4日，华克之与毛泽东的见面中，坦率地介绍了自己的全部经历和刺蒋未成的惨痛教训，以及自己的处境。他真诚地说：“蒋政权的通缉令遍布全国各地，戴笠动员全国的军统特务，在海内外缉拿我，我无处可以安身，跑延安来，希望共产党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进入抗大或陕公学习，进入正式战线，再行战斗，万死不辞。”毛泽东对华所说的一切表示充分理解，同时表示欢迎他参加革命。但又坦诚说明现在让他留在延安不妥，因为当时国共已经合作，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令并未撤销，倘若国民党向延安要人就会陷入被动。毛泽东建议他仍留在华南，以后会派人和他联络。最后，毛泽东要华克之捎给李济深先生一封信。
很快，华克之便离开延安经北平、武汉、广州重返香港。回到香港后，华克之迅速向陈铭枢叙述延安之行的经过，递交毛泽东、朱德的信函，并详细转述了毛泽东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特别是对中日战争的预言。此时，蒋光鼐正好拿着刊有“卢沟桥”事件爆发的报纸向陈铭枢走来，陈不停地发出啧啧声，“料事如神！料事如神！”华克之一面参加民主人士的一些活动，做延安和华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信使，一面等待着中共的召唤。
1938年秋，中共华南局派人找到华克之，并将他带去见了廖承志、潘汉年。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他说：“老华，我们一直把你当作同志，这才请你到这里来会面的。多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的游击战，费了很大气力，多不讨好。这样的方式不必再干了。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预期的效果是不同的，你愿意吗？”华克之一次表示，只要是党的需要，他将无条件服从。
当廖承志、潘汉年代表党要他回上海工作时，他犹豫了一下，并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国民党对自己十万元悬赏、五道通缉令并没有取消，在上海的特务和日本宪兵对华克之这个名字还是很注意的，工作起来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廖承志和潘汉年用一些证据说服了他，解除了他的担心。华克之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9年，由廖承志和潘汉年两人介绍，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华克之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从这时起，华克之化名张建良，在中共的隐蔽战线上一干就是十多年，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干将。
潜伏沪港 密夺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占领区加紧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集中兵力反复“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也趁机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军事封锁。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除了加强根据地建设，抗击日伪顽的进攻，在政治上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阻止日、蒋之间妥协。面对这一形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把工作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的决策。1941年七八月间，又指出了对敌情报工作的重点应是搜集战区和敌后战略情报，包括国际上对日军侵华战争的情报和国内日、蒋、汪三股力量的情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法搞到蒋、日、汪之间秘密勾结反共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对应措施。1942年秋冬之际，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主管抗战敌后情报工作的副部长潘汉年从新四军军部来到上海，向华克之传达了中央的工作部署。
周佛海原是国民党要员，深受蒋介石的器重。然而，1938年周佛海却随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汪伪汉奸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拥有大权。潘汉年分析说，中日战争已打了四五年，但蒋介石从来没有放弃与日本谈判的打算，而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也必然要与蒋介石政府勾结。周佛海曾是蒋介石的亲信，自然将成为沟通日蒋关系的最佳人选。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自己人打入敌方内部，加强了解蒋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及时将情报送出，为我党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服务。潘汉年说：“现在正好有一个机会，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想物色一个驻沪代表，与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笔财富。”
华克之听后十分兴奋，感到中央政策英明正确。他与潘汉年分析谁更适合这项工作。这时，他想起了自己在上海创办晨光社的老朋友，国民党左派任庵、彭希民两人，并积极向潘汉年推荐此二人。
任庵，祖籍湖南，父亲在清朝光绪年间做过官，是位开明、进步人士。任庵虽未得到父亲遗产，但在生活上受到父亲庇荫，18岁就在北洋政府做事，后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他生性高洁，耻于高官厚禄，厌恶官场黑暗，“四？一二”后，对蒋介石十分憎恨，虽然未离高位，却决心结识天下豪杰。曾和华克之一起南下福建劝说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同中国工农红军合作抗日，后对华克之照顾甚多，且与周佛海、还有那位司令长官都早就熟悉，且是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他便具备充当中介人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任庵是华克之的知交，华克之熟知其人品与才干，有他去，令人放心。
彭希民，湖南人，早年留学日本，一直追随黄兴搞民族革命。回国后，被人举荐在段祺瑞政府做过小官。因对国事不满，遂退出政界，奉好友章士钊邀请，举家赴沪，从事律师业务。晨光社刺汪案件发生后，参与者张玉华、贺坡光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死刑，任庵请求彭、章出面，进行法律辩护。彭希民十分卖力，不收分文。
潘汉年听后，十分满意，马上表态要华克之尽早安排这两位人士与自己见面。不几天，在华克之的陪同下，化名“严如云”的潘汉年在中国饭店会见了任庵，在惠中旅馆会见了彭希民。“严”和任、彭虽是第一次见面，但谈得很投机。“严如云”特别对任庵说：“先君的那些门生故吏，很多还起着现实作用，假如运用得法，可以创造奇迹。”任庵为人善良，不仅对共产党，即便是一般民主人士，他也乐于接近，赤诚相待，他对“严如云”先生的才干也佩服有加，两人一见如故。
根据潘汉年的指示，华克之动员彭希民参加了汪伪的汉奸团体——“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直接打探日军动态。任庵先去重庆会见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后在周佛海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中周旋，成了他们的座上客。为了打进汪伪内部掌握第一手情报，经组织批准，任庵把华克之介绍给周佛海，说华和他是生死患难的兄弟，可以代替自己，以供驱役。周佛海深信不疑，和华克之来往频繁。这样，华克之也大模大样地成为周佛海的贵宾，不断获取机密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任庵与华克之甚至获取了蒋介石“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的绝密情报，使中共中央及时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令蒋方大为震惊。
由于华克之和任庵、彭希民等众多中共地下党员和党外人士的忘我工作，使中共中央对这一时期日、蒋、汪之间的活动了如指掌。许多重要情报对延安作重大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作用。
打通关节 营救战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党员李白被派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负责上海八路军办事处与延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秘密通讯。日军占领上海后，对市内的电讯通讯实行了严格控制，对所有电讯器材一律登记封存，购买民用器件需经日本宪兵批准，私设和未经批准的电台一律取缔。中共在上海设立的电台更是他们重点搜寻和取缔的对象。1942年8月，日本宪兵通过先进技术测出了中共老情报工作者龚饮冰领导下的电台方位，在福履里一间小阁楼上将报务员李白逮捕了。
李白，湖南人，出生贫苦农民家庭，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加入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当组织派他去上海工作时，他立下誓言：即使被敌人打掉牙齿，烙铁烙在身上，也绝不说出组织上的任何一个秘密。日军将其逮捕后，对他施以种种酷刑，让他受到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他却始终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没有说出任何一个同志的地址和姓名，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得知自己的战友被捕后，李白的好友、同一个小组的同志季建石和妻子裘慧英非常着急。组织上指示季设法营救李白，季多次想到自己的姨父任庵，认为他交游甚广可能有办法救出自己的战友，但是姨父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暴露过自己的政治面目，加上是自己的长辈，一旦拒绝将左右为难，因此一直难以启齿。季在不知如何是好时，忽然想起了华克之。他知道华早在1927年就是一位激进的反蒋分子，到了上海后，从组织上略知华克之的一些事情，他知道华克之和姨父交往很深，由华出面说服姨父，效果可能更好，即使不行，或许华克之也还有其他的办法。于是，他决定找华克之帮忙。
一天，季建石找到华克之，说明了原委，华表示尽全力营救，并要求季调查一下李白被捕后的每次口供。再次见面，季建石把了解到的李白口供情况作了具体陈述。他说，李白被捕后每次审讯都守口如瓶，只是说有某某商人托他收听国际广播的有关商业行情，做投机生意，彼此解决生活问题，其他什么都没说。
华克之得知内情后，很快约见了任庵，他对任直截了当地说：“这几天建石已经和我在此谈了两次。他们是共产党派在上海搞电台的。最近出了乱子，报务员李白被日本宪兵逮捕。经过刑讯，日方没有得到任何口供，所以没有人受到株连。组织上要建石设法营救，他自然要向你我来求救了。你是他的姨父，他不敢同你商量，怕你不便公开营救，一旦否定，事情弄僵，于是托我出面。这件事我们应当帮助，如何帮助，请兄长考虑。”听了华克之的话，任庵毫不犹豫地说：“营救是一定的，如何进行，请让我考虑一下。”
华克之告别了任庵，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当时，华克之的领导潘汉年去了新四军驻地，他的临时领导变成了一位叫“老太爷”的人。对于这个人，华克之知之甚少，“老太爷”与华克之每周定期会面两次。这次会面，华克之把李白的事件作为首要问题作了详细报告，请“老太爷”定夺营救方案。“老太爷”思虑多时，对华克之说：“此事我早有所闻，只是条件未备，未能协助他们。”最后，他还是同意让任庵出面，请大汉奸周佛海设法解决。
第二天上午，任庵电话约见周佛海，周很高兴，说：“今天星期一，来宾较少，请来吃晚饭。”当晚任庵来到周的寓所，两人谈得很投机。任庵谎称自己有部与重庆联络的电台，报务员李白在一次发报时被日本人发现抓走，虽然至今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万一受刑不过讲了出来，后果难以预料，因此想请周佛海设法搭救。他还利用周佛海好拉关系的心理，告之李白也是湖南人，与周是同乡等等。周答应次日除了他自己向宪兵队高级负责人通话外，还指定一名机要秘书和日方不断联络。时隔不久，周佛海告诉任庵，他已向日方担保，日方同意考虑释放李白。
1943年6月，被日本宪兵关押10个月的李白同志终于出狱了。李白为什么死里逃生，真正的原因李白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妻子也不知道，只知道日本宪兵是把他当作重庆分子释放的。
李白出狱后，坚决要求季建石说出被救的真相，以对恩人报感激之情。几天后，季建石带着李白来到任庵家里，向任庵道谢，恰巧华克之也在场，大家都认识了。事后，任庵严厉批评季建石太欠考虑，纯属多余。他激动地说：“对于你们，在敌占区工作，这些世俗的礼貌越简单越好，对于我则完全无此必要。”李白出狱后，经过短暂的休息便要求回到工作岗位，但是由于我党的一些秘密组织原则，组织上没有很快同意恢复他们的工作。不久，在华克之及其领导“老太爷”的协调下，李白等同一小组的三同志恢复了工作，中断了一段时间的电波，又流畅地从李白同志的指尖下飞跃关山，将一份又一份敌情报告，呈送到中共中央指挥机关那里。任庵作为某战区长官的代表，周旋于蒋介石、周佛海之间，将收集到的关于重庆、南京、上海一些极其重要的情报也通过李白发往延安。解放前夕，李白再次被捕，并遭国民党秘密杀害。二十多年以后，有人以李白为生活原型，拍摄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塑造了一位熠熠生辉的共产党人李侠的艺术形象。这是后话。
扮演中将 巧夺军火
1945年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英法美联合宣战后，德国在二战中溃败，日本帝国主义也四面楚歌。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又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在经历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之后，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刚刚松口气，又被新的战争阴影笼罩。抗战刚结束，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便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在全国各地抢占战略要点，又四处接收大中城市。
当抗战即将胜利时，中央明确要求华克之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华克之全面分析了当时各方情况，认为日本投降后，新四军还不够强大，不可能来接收上海。上海应该是国民党“接收”的首要目标。但是，上海地处东南，距离重庆千里之遥，战事方息，国民党想在短期内全面接收也不可能。日本人因为战败了，龟缩在军营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早已失去了对上海绝对统治。一段时间内，上海突然成为权力真空，失去了往常的秩序。他知道上海的军火仓库很多，就想，新四军武器装备老化，弹药匾乏，需要大量的军火。如果能为弄到一批军火，将大大有利于新四军取得大反攻的胜利。且如果这些军火全部落到国民党手里，必将成为屠杀共产党人的工具，后果很严重。与其让这些军火落入国民党手中，不如趁目前混乱的局面，在国民党尚未到来前，利用日本人惶恐无主，前途难卜的心理，为新四军搞到一批军火。军火仓库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但华克之迅速想到朋友郑德升可以帮到他的忙。
郑德升，祖籍浙江宁波，比华克之大四岁，以经商为业。由于在上海出生，他非常了解上海，头脑灵活，能言善辩，平时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知道华克之和任庵的交情。华克之与郑德升相识，正是任庵介绍。郑虽没上过大学，却操得一口流利英语，自称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得过硕士学位。如果碰上美国校友，他能讲出母校当年校长和著名教授姓名、母校大型建筑及图书馆的优缺点，使听者深信不疑。其实，这些材料是他从订阅的美国杂志上看到的，目的是骗洋鬼子、做大生意。据任庵介绍，郑反对蒋介石，拥护共产党，如果运用得当，在工作上将获大益。华克之与他交往多年，通过他给苏区运过盐，还营救、保释过几位被捕的同志。深知此人同情共产党，敢作敢为，有正义感，非常可靠。
一日，华克之直接找到郑德升，请求帮忙弄点日本留下来的军火，郑德升答应可以试试。华克之也将决定搞军火的想法向组织做了汇报，他的领导“老太爷”完全同意他的设想。上级之所以同意，一是因为新四军确实需要大量军火；二是因为只动用社会力量，即使没有成功，对共产党没有任何损失；三是华克之能力超群，做事能让党放心。
华克之做出决定以后，每隔三五日必到郑家走一趟，了解事情的最新进展。郑德升果然能力非凡，不久他就认识了一位名叫冈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此人既参加静安寺路成都路口军火仓库的管理，又是另外一个军火仓库的唯一负责人。
8月，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上海，此时的冈田正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他不愿面对战败的现实，更不愿屈从战俘的命运，此时的他，更希望有所作为，去唤醒日本军国主义的亡灵。随即，华克之和任庵商量，决定由郑德升先对冈日进行试探。华克之认真对郑传授方法：“首先你对这位武士道万不可露出任何骄矜之色，还和以前一样。你对他表示，中国这种惨胜，不仅对我们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对我个人还有害处。他如果要你解释，你可以对他说，你不知道我是个反蒋分子吗？可是我对共产党也没有好感，自贵国宣布停战，我就忧心忡忡。其实我的处境和你们一样，所不同者，暂时有一个战胜国的头衔而已。然后你再说你有一个朋友，是个国民党中将，他认为国共两党都不是东西，他在豫西一二十个县驻有心腹部队，如果接收到日方较好武器，即向那里集中，也准备收容日本人中有志之士，静观时局变化。如他深信不疑、询问如何效力时，你再说出他手中保管的那些军火，已成为一堆废物，不如通过我的朋友赠送给司令长官刘峙先生，我的朋友和刘峙先生都会把你尊为座上客，也可以使这些军火在中日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郑德升依计而行，通过几次会面，将华克之编导的内容发挥得淋漓尽致。冈田这位货真价实的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的少将完全被“斯坦福大学硕士生”镇住了。郑德升还添油加醋地说道：“我的这位中将朋友，此次从河南来沪是有重大公务的。他和司令长官都认为日本人投降以后，中国是长期的内战，不得休止。如果依靠蒋介石剿共，那一定是越剿越多，已有一二十年的事实可以证明，成功的希望很小。现在的形势，日本人虽然投降，但其力量还在，用于联合剿共方面，胜利是肯定的。所以他们在豫西南集中，已有很多日本人带着大批的军火前往投效，共举反共的大业。在那里中日是真正合作的，真正平等的。这是一新兴的事业，我的朋友正在四面八方搜罗力量，集合同志，共襄大举。稍后些时候，待家属安排妥当，我绝对离沪参加。”
经过多次交流，冈田对郑德升警惕解除了，表示道：“感谢郑先生的关照。军火问题我愿作最大考虑。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见见你的朋友中将阁下。”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华克之冒充装国民党中将，带着“翻译”、“卫士”，开着轿车如期赴约。轿车开到一座红顶西式楼之下，冈田已在楼梯口恭候。双方寒暄过后，话入正题。冈田说：“进军贵国，蹂躏了大片地方，应低首忏悔。”“中将”表示：“中日两个民族，犹似兄弟。这种大规模战争，多出于历史的误会。我们双方的有识之士，应该都表示遗憾。”“是的，是的。”冈田不住地点头。“就目前而言，你们日本人是彻底失败了。我们中国人，虽说取得了胜利，可付出的代价太大。我们认为，可能你们投降未毕，大规模的内战随即而来。中日两国势必将乱成一片。”
“中将”又以一种忧国忧民的口吻说：“中央军方面，已有日本兵参加剿共；共军方面，也有日本兵参加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都令人失望。因此，如何受降，刘司令长官和我都力主慎重，要有所选择。关于这点，郑先生想必已经跟你谈过。”“中将”还介绍说：“郑先生是你好朋友，也可以代表我和你洽谈，万无一失。”
最后谈到军火时，“中将”表示：“你是专家了。这些东西存储在此，待中央来接收，不知何日。出不可，弃之无法。你曾和郑先生谈赠送，我们很欢迎。这件事也留与郑先生处理吧。”看到晚霞西染，“中将”起身告辞，冈田不敢挽留，握手道别。
次日，郑德升再次约见冈田，冈田很高兴，一再感谢郑先生安排他与中将会面，对那位中国将领的博学和辞令十分佩服，并表示一定要将静安寺成都路仓库的十万支步枪和数百万发子弹送给这位将军。可是因为静安寺仓库主任不同意，这批军火没有弄到。但是，冈田又一口答应将他独自管理的一仓库TNT黄白色炸药交出来。华克之立即向“老太爷”作了汇报。很快，新四军方面就传来了答复，部队十分需要TNT，它不仅是制造武器的原料，而且本身也是武器。根据地原料缺乏，兵工厂造的都是一些硝石、硫磺、木炭混合的黑火花，威力不大。如果能搞到大批TNT，可就帮了根据地兵工厂的大忙。
当时国民党的军队还没有到达上海，军统特务虽然很多，但注意力暂还没有放在军火上，最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仍然是日伪军。为防出现意外，华克之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筹集了五辆载重卡车，一切准备就绪。
他作了如下安排：一、由冈田派遣一支海军陆战队小分队押车，负责安全；二、所有运送炸药的车辆全部换了牌号以防将来追查，而且加足汽油，检修内部机件，免得路上出现意外；三、临时找来一位懂日语的同志充当翻译。此人名叫叶文津，同中共华南情报分局有工作关系，与郑德升还是旧交。装货那天，华克之仍然坐了特别牌照的小汽车，由郑德升陪同前往炸药库，五辆遮篷卡车紧随其后。
冈田已经等候在那里，10余名海军陆队士兵，枪上刺刀，立在四周站岗。卡车一停稳，立即开始装货。搬运过程中，炸药库两旁楼房的窗口上国民党空军临时办事处和中央通讯社的人不时朝这边探望。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忍不住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装什么东西？”叶文津穿着一件深色西服，下着黄尼裤子——这是当时重庆来的国民政府官员的典型装扮，神气活现地走过来，冲上面说：
“我们部里来电，要用这个仓库，让日本人搬家。至于里面是什么东西，你们最好去问日本人。”
除了这个小小的插曲，整个搬运过程非常顺利，五辆卡车共装了540板箱TNT满载而去。这一批炸药运出后，冈田认为后退有路，不仅可以避免成为战俘，而且还可能有新的出路。这让华克之想到应该趁热打铁，继续在冈田身上下功夫，郑德升完全赞同他的想法。接下来，郑德升又出色地完成了游说的工作。他对冈田说：“中将对你的果断和慷慨非常欣赏，他将回河南向长官报告，为你请功。”冈田非常高兴，几杯白兰地下肚，他有些飘飘然。郑德升趁机说道：“这次你立大功，我也立了小功，你是日军中坚，不知还有没有什么武器可贡献？”冈田沉吟半晌，干脆地说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我把埋藏应变的武器全部贡献出来吧。天皇陛下下令停战（他不肯说‘投降’）之后，我一时茫然无计，但心存幻想，就私藏了一批机枪，以备急用。现在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我愿意把它们挖出来，送给司令长官作为第二次献礼！”郑德升大喜，立即举杯向冈田致意，赞扬他有真正的武士道精神，两人振臂高呼：“中日平等合作万岁！”半夜时分，两辆卡车开到冈田家，在冈田的两名勤务兵的帮助下，郑德升等人悄悄将武器从地下取出，装上卡车，运达江边，在那里由地下党的交通线将机枪转运到新四军军部。
半个月后，上级转给华克之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新四军军部发来的。上面用毛笔郑重地写道：
华克之同志：
你运来的炸药，已经试验，性能极好，可供江南、江北使用两年三年。194挺机枪，全是新的。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致以革命的敬礼！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对华克之给予通电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