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通关系 租用美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出动大批飞机、舰艇，运送国民党军队控制战略要地。国民党海军也加强海上封锁，使得中国沿海重要港口民运几乎中断，南北物资交流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一天，华克之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党组织向他说了一个情况，新四军总部来人说，上海积有不少物资，需要北运，北方沿海多个港口已经解放，有不少货物要运到南方来销售，突出的是食盐，现在要设法搞一条美国船只，往返上海和青岛或石岛一次，把上海的积压物资运过去，把山东的食盐等物资运出来。因为现在只有美国人的船只可以自由进出黄浦江。组织上研究决定，要他经办这项工作。华克之当即表示：“既是组织决定，我就担负起来，争取完成任务。”接受任务后，华克之仔细思考了一下他的交际圈，想到曹霖生将军可能有些办法。
曹霖生，生在中国，长在美国，毕业于西点军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的中国战区副总司令史迪威上将的同期同学，在美国军界朋友很多。回国后，无所作为，只好到清华大学任教。在北平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张学良将军相识，曾为张向美国一财团谈判借款500万美元，作为葫芦岛建港资金。为表谢意，张赠他一个中将军衔，所以人们习惯称他曹将军。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囚禁时他受到牵连，被当作张派打击。抗战开始后，他逃回上海，经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生石某介绍认识了华克之。华克之和他谈古论今，分析国是，剖析世情，总结成败，使曹受到不少启发。后香港有人找他合作做美国人的生意，华克之和郑德升帮他安顿好家庭，还把他护送到香港。香港被日军占领后，曹曾经做过日本人的俘虏，又辗转回到上海，一家五口生活十分艰难。华克之、任庵和郑德升时常伸出友谊之手，给予资助，所以曹与华克之的友情非同一般。
华克之虽和曹霖生关系不错，但出于秘密工作的考虑，找到曹后并未深淡。只是说，自己想做一趟生意，希望帮助打听一下，看能否租到一条美国船。过了几天，曹告诉华克之，美国人为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这次送给国民党登陆舰50余艘，小的二三百吨，大的八千吨。蒋政府因缺乏海员，一时不能接收，所以舰只停在黄浦江上已很久。负责人是一个美国海军上尉，可惜一时联系不上。
一天，曹霖生在四马路美国总会门口和当年住在一个宿舍、处得很好的西点同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缅旬战场担任中国战区副总司令的史迪威的参谋长约翰相遇。日寇投降后，他正在办理日本向中美缴械事宜，事务不多，此次借机会回美探亲，经过上海，停留数日拜访老友。两位老友在中国重逢，交谈甚欢。一巡威士忌后，两人互通住址，约定明日再见。曹霖生迅速将此消息告诉华克之，因为他认定华克之和任庵是他难得的好朋友，相处多年，为他解决过很多问题。此次华克之让他打听和寻求合适的美国船只，他也尽全力去办，以报答朋友的情谊。
对曹霖生和约翰的会见，华克之很感兴趣。史迪威是看不起蒋介石的，约翰也应该对蒋介石不会有什么好感。
他对曹霖生说：“如果约翰问起在这次伟大的战争中，你为什么不去展现你的抱负、效命疆场，你就告诉他：蒋军门户极严，非保定、日本士官或黄埔出身，一概不用……我现在只注意生意，发财致富，然后再作计较。”
曹霖生觉得这样的说法很合美国人胃口，就说：“在上海，我是主人，应尽地主之谊，盛宴请约翰一次，待酒酣再请他帮忙，如果不成，至少请他介绍一些现在中国的美国实力派，争取拐弯抹角，完成我们的意图。租船的目的，可能就在此人身可以达到。”华克之表示同意，并愿负担宴请所需费用。
筵席设在新新公司六楼，餐厅里播放着美国流行音乐，很能激起来宾的乡思雅趣。预约时间一到，曹霖生陪同约翰中将及随员、卫士步入宴会大厅。厅内灯光辉煌，环佩叮当，香风习习，乐声缓缓。美国将军容光满面，情绪极好。华克之以曹中将的副官身份，热情地招待嘉宾，敬请各位就座。先生、淑女们边吃、边喝、边谈，气氛融融。
为使贵宾高兴，大家一起赞美美国科学先进、军力强盛，两颗原子弹结束了战争。谈到兴奋处，大家频频向这位美国将军祝贺、致敬。谈到国共两党的纷争和战后中国的命运。对共产党的“猖獗”，大家一致表示忧心忡忡，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颇有微词，深表遗憾。大菜六道过后，主人宣布休息片刻，自由闲谈。这时，两位中将坐在大沙发上单独交谈起来。曹说：“现在我国有很多土产物资，因为无法运输，滞于内地。倘有船只，是一个发财的事情。现在贵国有登陆舰大小50余艘，停于黄浦江已久，中国政府无力接收，只好让它们在那里生锈。不知您能否有办法，帮我个大忙？”约翰问：“不知道谁在负责？”曹将军随即说出了那个上尉的名字。约翰马上握着曹的手，兴致勃勃地说：“此人是我的学生，他入西点，我是教官。毕业以后好像过了一段时间才加入海军的，他已经是上尉了吗？后生可畏啊！如果是这个人，事情就好办了。我拿一张给你，你去见他。如果没有特殊的困难，我想是能够成功的。”约翰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了名片，并写道：“某某同学，兹介绍曹将军为租船事来访，请予大力协助。一切由我对你负责。至于手续，请按照商业公司规定办理，并予优惠。余由曹将军面陈。”约翰将军写过，音乐又起，宾主再度入席，直至海关大钟响过十一下，才握手告别。
曹霖生拿着约翰的名片很快找到美国海军上尉。上尉十分客气，当场表态说：“基本上问题不大，中国政府接收无期，我们可以考虑你的要求，短期内租出一次。两三天请你再来听具体消息。”不久，美国驻沪海军同意租给5000吨登陆舰一艘。这艘舰从上海满载“货物”北去，运3800吨食盐回沪，帮了新四军的大忙。
冒充记者 探访家属
1946年，一条新闻震惊了全国：6月26日，刘善本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的机会，巧妙地摆脱地面控制，驾机起义，飞抵延安。
刘善本，山东省昌乐县泊庄人。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附中，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任作战参谋、上尉飞行员。抗战初期，随本部远程轰炸机袭击日军。1943年被派往美国学习，1945年春，取道印度，绕道卡拉奇“就地待命”。1945年春准予驾机回国。1946年6月26日，他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的机会，巧妙地摆脱地面控制，驾机起义，飞抵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
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朱总司令还把他请到自己窑洞里作客。在他的影响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驾驶42架飞机起义。周恩来总理多次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1946年9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其办公室接见了刘善本，让他到东北筹建中共第一所航空学校，并与他合影留念。1946年9月，他赴东北参加创办中共第一所航空学校（老航校）的工作，被任命为副校长。
对于刘善本的起义，延安沸腾了，解放区沸腾了，全国沸腾了。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却接到一项非常的任务，派人去找刘善本的家属，传达三件事情：一是告诉其家属，刘善本同志在延安，情况很好；二是代表中共党中央向其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三是会将家属救出险地。潘汉年同志经过几天综合考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华克之。
刘善本的家在报上早有透露，华克之记在心里。但是以什么身份进去，用什么方式传达党的三点指示，事成之后如何脱身？所有这些问题，自从接到任务起，华克之不知道思虑了多少遍。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创办晨光通讯社的经历，认为巧扮记者才能把一切做得非常自然。正巧，当时任庵和华克之的结拜兄弟老三从重庆回到上海来担任《上海时事新报》的主笔。
老三，真名叫马良，江南苏州人，比华克之小七八岁。他曾为许多报纸撰稿，在民族矛盾高涨的时候，也是一位敢于呐喊的左翼文化人。抗战初期，在好友的介绍下，当了某国大使的秘书。他人风流倜傥，办事敏捷干练，大使非常赏识。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失去了这个令人羡慕的职务。原来，一次他随大使经过香港去重庆，遇到日本驻港总领事，这个军国主义分子向大使指控，说马良是红色人物，马良不得不离开使馆。马良早就认识华克之，首次见面时就无话不谈，成了朋友。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搞文化围剿，马良的大名上了日本的黑名单。他在上海身处险境，随时都可能遭日本特务的毒手，于是求救于华克之，华克之让他临时居住在任庵家里。因为他比任庵和华克之都小，于是他们称他“老三”。后来，日本宪兵不断追捕他，他在华克之和任庵的帮助下西去重庆，投奔同窗好友去了。这次回来的任务是迅速恢复《上海时事新报》，并担任这家报社的主笔。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华克之与组织汇报后，决定由马良出面，为华克之谋得一公开身份——《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化名“常庭坚”。华克之决定冒一次险，用记者的身份去向刘善本的夫人传达中共中央的三点指示。因为此次去刘善本家非常危险，华克之没有告诉任庵和马良，但是去了朱蕙风的家。进门便说，我今天是来道别的。朱蕙风问是怎么回事，华克之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下。“如果我能脱身，马上打电话给你，如果不能出来，今晚开始检点东西，以防万一。”朱蕙风握着华克之的手，为这位战友和知音祝福、祈祷。
朱蕙风是不幸的，原本有幸福的家庭，深爱的老公，但是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她舍弃了这些。这时的华克之与朱蕙风有点同病相怜，他的婚姻危机也来临了。当华克之全身心投入党的秘密工作时，为了党的事业出生入死时，他的妻子尹粹琳在看小说，温习英文，和朋友结伴逛公园。到了抗战后期，尹粹琳全身心倾注于生意，和华克之的婚姻已经徒具虚名。
辞别朱蕙风，华克之和司机很快来到位于虹口狄思威路麦那里1号的刘善本家。他从容镇定地步入刘家大门，对着门口的小姑娘问道：“请问这是刘队长家吗？我是报馆记者。”“是的。”小姑娘回答道。“他家中有什么人吗？”“太太在那边。”孩子指着楼梯说。顺着小孩所指方向，华克之看见一位美丽少妇，大概二十五六岁，似乎有身孕，面带微笑，却很忧郁。华克之很快走到太太身旁称：“刘太太，我是新闻记者。”刘太太对这位记者的冒昧来访很吃惊。华克之立马低声说：“我是中共中央派来慰问你们的，刘善本同志在延安很好，我们党中央和他本人非常怀念你们，正想办法营救你们。”
刘太太低声回道：“我家里有特务，你快走。”紧接着又大声说道：“我虽是家属，但不知道刘善本的事情，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你们新闻记者的。”忽然，从华克之的后面上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将华克之团团围住。“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华克之不屑地回答道：“我是新闻记者，近日来各报的消息不一，无法获得真相。我特地从苏州来赶来，想找刘的家属，多了解些真实的内容。”说着掏出名片，递给他们。“《上海时事新报》是什么人办的？”彪汉问。华克之笑道：“我们的报纸是上海的大报之一，创办人是孔祥熙院长，你都不知道？”华克之见任务已经完成，不想跟他们纠缠，省得惹事生非，就找了个借口走了。
深入虎穴 智取地图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战场逐渐由解放区转移到国统区。但是，由于解放军对国统区战场缺乏深入了解，迫切需要一批准确、精密的国统区军用地图，以帮助军事首脑机关指挥作战。
此时华克之正在香港执行任务。一天晚上，潘汉年找到华克之说：“中央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曾经制作过一批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日本投降后这批地图移交给了国民党当局，中央指示华南分局设法搞到这批军事地图，准备解放全国派上用场。经研究决定，由你负责此项工作。据估计，这批地图可能大量存放在南京。用什么方法，如何搜集，由你自己决定，希望尽快完成这个任务。”
虽然接下了这个任务，但是华克之心里没有底。他第一想到的是曾经给予他多次帮助的任庵。正巧，当时的任庵也在香港。任庵得知原委后，思索片刻说，的确是有这样一批军用地图，当时日本投降时，重庆非常重视这些军用地图，曾用蒋介石的名义命令冈村宁次将这些军用地图保管好，不得有散失，等待中国政府接收。不过，即使我们在京沪，搞到这些地图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何况现在香港，连信都不能写，鞭长莫及啊！但任庵提到一个人——陈光彬，此人是华克之的襟弟。
华克之很失望地看着任庵说：“我也想到过这个人，但是恐怕不太可能。我们不但是亲戚，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自从他的哥哥被戴笠杀害后，他对我耿耿于怀，责怪我没有出面救他哥哥，因为他的哥哥是为我而死。”任庵回话到：“这个我很清楚，你不要太担心。我和他关系很好，几乎无话不说，而且，他跟我妹妹的关系非同一般。你尽快回上海找他，就说是我委托你搞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实在不行，我再叫我妹妹给他写信，事情应该能成，不会有很大问题。”
陈光彬，南京人，是华克之妻子尹粹琳的五妹婿。他的哥哥陈光国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是一个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也是华克之在南京的知己，得力助手。晨光社的事情败露后，他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就因为他与华克之走的很近，戴笠仍然将他逮捕，并秘密杀害。在这件事情上，陈光彬对华克之意见较大。陈氏两兄弟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先后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陈光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南大学后，又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毕业后再读陆军大学，又曾在中央军校任教。他没有上过一次战场，但是因为善于经营各种关系，短短几年，就升为少将，当时任国民党荣军教养院院长。这位大革命时期的热血青年，世人眼中前途无量的年轻少将，眼见国民党一天比一天腐败，对时局心灰意冷之余。
华克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乔装打扮从香港回到了他曾经战斗多年的上海。回到上海后，为了工作的隐蔽性，华克之没有去打扰他多年未联系的亲戚。他下榻在一个结识不久，但非常可靠的朋友季常先生家里，昼伏夜出。
华克之打听到陈光彬就在上海，就马上打电话约他到霞飞路俄国人开的饭店吃饭。见面后，华克之单刀直入地说：“中共方面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搜集日本人绘制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请任庵兄帮忙，他说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坦率跟你说，该是你为人民立功的时候了。国民党一定失败，人民解放战争必定胜利。任兄说的好：‘我们不是人民的敌人，我们不必为国民党殉葬。’不知老弟是否愿意帮这个忙。”出乎华克之的意料，陈光彬非常慷慨地回答道：“你们是我的兄长，你们读的历史比我多，你们的经验比我丰富，对于时代发展的趋势，你们比我更清楚。既然二位兄弟还看得起我，这是我的荣幸，我绝对照办！但是，现在对于你要的东西，我一无所知，待我去趟南京后再跟你具体谈这个问题。”
陈光彬了解到，国民党当局也非常重视这批军事地图，日本投降时，蒋介石亲自下令让冈村宁次严密保管，后来移交给国防部，专门在第二厅设了一个科来保管。谁要领取，不仅要办理许多手续，而且最后要经过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亲笔批准。陈光彬也有意外的收获，国防部专门管地图的那个科长叫程志锐，竟然是他过去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
华克之对这个程科长进行了一番分析，认为他与军统组织有关系，甚至可能是郑介民的人。凭陈光彬与他的关系，弄一两张地图没有问题，但是想要大批弄，恐怕不太可能。二人商议，只有设置骗局，骗出地图。陈光彬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宴请程志锐。师生相见，自然有一番亲热。话题逐渐转到时局上来，两人谈起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都非常感慨。陈光彬告诉程志锐，他正准备与人合作，组织一支两三万人的游击部队，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帮助正规军作战，想创立一片新的天地，为党国贡献一个生存的空间。陈光彬察言观色，见程志锐脸露羡慕，便故意问道：“记得你在军校时，是班上的佼佼者。现在整天做案犊工作，有没有厌倦？”
“可不是，与我一起从军校毕业的许多同学，都升迁了。可我还是小小的科长，若是有机会上战场，恐怕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了。”程志锐很有些怀才不遇的感慨。陈光彬乘机说道：“你既然在二厅呆烦了，不如跟我下去打游击。如果你愿意，我呈报委员长，给你一个师长的名义。”“太好了！”程志锐忘形地叫了出来。“我当然愿意。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劳吗？”“你手里的那些地图很有价值，与其在国防部当废纸，不如给我发挥它的作用，平津以南的我都要。但是这件事最好别让郑介民介入，免得节外生枝。”
程志锐正愁没有见面礼，取地图虽然担些风险，却不是什么难事。他立刻说道：“这等小事何必呈报郑厅长，他是个高官，架子大得很，官僚办事，做事拖拉，在非常时期，我们军人就得按照我们军人的风格来办事。”立即答应下来。第二天，程志锐就送来了一捆军用地图给陈光彬，且抱歉地说：“这种东西在日本人移交的时候做了登记。后来什么机关领取多少都记录在案，一次不能拿太多，只能慢慢来。我希望早些成立司令部，那样就可以公开领取。”几天后，陈光彬从南京回上海，兴冲冲地找到华克之，递上一大捆二万五千分之一中国军事地图。两人一同观看，这种地图很大，一面较小的墙壁挂一张就满了，无论城乡峰谷、山沟土丘、远近距离都绘得非常清楚，的确是好地图。
地图是拿到了，但是，怎样将地图安全送到香港，确实个大问题。当时国民党在前方战场屡吃败仗，对后方的防范更加严密。无论邮局、海关，对违禁物品的检查都十分仔细。如果没有特殊方法，就不可能把这些地图安全地送出去。华克之苦思冥想了多日，终于想出了一个稳妥的途径。按国际法规定，各国驻外使馆的邮件，只要经过该国大使签字，东道国的一切机构、个人均无权拆检。如果能够利用外国大使的外交免检邮袋，将地图送至香港，便可免去海关以及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检查。
他想到自己借住的房东季常。此人与某国驻华大使有很深的交情。作为一名西化极深的中国人，季常对国民党的独裁与腐败本已不满，加上父亲被军统特务诬指为汉奸杀害，更看清了这个政权的反动本质，转而同情共产党。正是建立在这些了解的基础上，一天晚上，华克之把季常请到自己的房间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昨晚从外面带回来一包日本绘制的中国军用地图，现在需要紧急运到香港去。但是，现在国民党查得很紧，不论轮船码头、火车站，飞机场、邮局都免不了严格的检查。不知老弟你能否帮我想个办法，帮我把这些东西运出去。”
华克之一提出这个要求，季常便答应了，并说只好去骗某国大使，用他的外交邮袋带出去，才会有安全保证。季常说新任某国大使刚从商务参赞位置提升起来，还是一个文人。华克之想，既然是一位大使，就不能不谈政治；既然是一个文人，就少不了要谈文学、艺术；既然是一位商务参赞，就一定喜欢谈国际贸易，谈五花八门的生意经。要取得这位大使的信任，一定要投其所好。二人商量，以茶叶贸易为由找大使应该胜算较大。因为中国的出口贸易龙井茶是一大宗，在欧洲和北非等地都十分畅销。“可以扮成杭州龙井茶种植主，提出与大使合作在欧洲开辟茶场，种植和销售龙井茶，这是一件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的买卖，大使一定感兴趣。”
“主意倒是很好，可是我对茶叶的种植和经营完全不了解。”华克之感到很无奈。季常径直走进书房捧出一大堆资料，放在华克之面前。这些东西有中文、有外文，全是有关龙井茶种植与经营的专著和文章。于是，华克之开始闭门读书，遇到看不懂的材料，季常帮他翻译，他记忆力十分惊人，短短几天之内，便将这些资料翻阅完毕，谈起茶经来，居然头头是道，俨然一个娴于经营的茶叶种植园主。为了检验学习的效果，季常还出了很多题目考他，都没有难住华克之。
第二天，季常先去拜会某国大使，探探路，回来后他告诉华克之：“大使很高兴，一定要见你。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请你到他的官邸赴宴细谈。我还特意要求大使，见面时就我们三人，其他人不便。”华克之很高兴，于是做好准备，正式拜见大使先生。
一天，华克之和季常乘着一辆崭新的黑色小汽车，一起拜会大使。华克之告诉大使，他因为对国民党政权失望以及害怕共产党，所以决定将资金撤到国外并寻求合作，言辞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在季常的竭力担保下，大使欣然同意合作。开辟龙井茶园必须要完备的资料，但是国家禁止种植龙井茶的资料出境。华克之趁机提起，他曾经带过一箱资料到欧洲，结果被海关扣留，这次必须另想办法。大使略一思索，便爽快地说道：“这件事让我来处理，放在使馆邮袋里，先寄到香港，绝对万无一失。”华克之心中大喜，脸上却显出有所顾虑的样子：“这样当然最好，可是这批资料体积较大，恐怕用邮袋无法装完。”大使道：“不妨事，一次装不完，可以分批包装邮运。”为防万一，季常又专程陪同华克之一起到香港，取到了第一批地图。以后又安全地将其余四批地图交给潘汉年，通过海上交通送到解放区交给党中央。这批军事地图后来在解放战场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冒险探查 虎口脱险
1948年9月，华东解放军解放济南，东北野战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全国的形势非常明朗，共产党必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国民党必将溃败。一些国民党的要员、中间派纷纷通过各种关系向共产党抛来绣球，表示愿意脱离国民党，与共产党一道，建设新中国。
一天，在香港的潘汉年接到一个报告称，从上海来了一位民社党高干，叫沈寒涛，声称有要事，须与中共领导人接洽。一与中共方面见面，这位沈先生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说他早年就崇拜马列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颇有研究。他所创办的一家通讯社所发的稿件从来没有攻击过共产党人。他还自称自己是青年工作的旗手，结交不少有为青年，现在手头上有10多个为蒋效力的空军青年愿意弃暗投明，投诚共产党。
组织上非常重视此事，对华克之指示：“绝不信其有，也不能未经调查就断定其无，你要去上海实地考察一次，再定方针，中央将根据你的考察报告，再做决定。”并提醒到，蒋介石政府虽然是日暮西山，但上海仍然是他的重要据点，你孤军深入作战，要时刻小心。
华克之再和沈先生交换了上海接头的一些事宜，就各自分开离港去上海了。这次会面，沈先生留给华克之的印象并不是很好，总觉得这个人不踏实，带着这种感觉，华克之向他的长兄任庵请教。任庵告诉华克之，这个人喜欢哗众取宠，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军事事情尤其要慎重。
组织的安排就是命令，华克之化装成海外富侨、巨商大贾坐飞机来到了上海。下了飞机，华克之坐上汽车，仍去季常家下榻，并给朱蕙风打电话，请她继续担任自己在上海的交通。估摸沈先生已经回到上海，这天华克之乘车来到沈先生的公寓。开门的美丽少妇热情地请华克之进屋。“沈先生对我们说过，这几天可能有一位张先生来，来时即请招待，他马上就会回来。”并指着里面的楼梯，请上楼坐。出于职业的敏感，华克之仔细查看了四周的环境和摆设。
大约半小时，沈先生回来了，寒暄之后，进入正题。沈先生告诉华克之，香港回来后，他没有休息，回答了青年人许多问题，并告诉他们，数日之内，将有中共负责人来上海细谈投诚之事。在香港提交的名单，人数不变。华克之没有发言，静静地听。沈先生越说越起劲，接着又对蒋介石政府痛骂一顿，声音越来越大，二楼都能听到。华克之有点担心。沈先生要华克之给他一个地址和电话，以便随时联系。他还要求华克之对名单上所列的人完全相信，并在适当的时候，接见这些人。华克之十分冷静地对他说：“这些问题太具体，我不能马上给你答复……我准时每日上午八点半到九点和您通一次电话。为了慎重起见，必先约定暗号。”华克之还对沈先生提了几点建议：一是如果策动空军起义集体行动有难度，应该分别进行；二是要注意保密；三是尽快搬家。但是沈先生对华克之的意见不以为然，甚至很排斥。之后，他俩又在南京东路一家饭店楼下大厅见面。沈先生拿了一本通讯本子，记有他与华克之的谈话和各位即将起义的空军驾驶员的详细资料。华克之非常担心，建议沈先生马上烧掉。
来到上海与沈先生接触的第三天早上八点钟，华克之按照约定给沈打电话，没说两句，职业的敏感便让华克之感到沈出事了，自己必须马上离开。
很快，香港的电报到了：“四侄的对外贸易发现很大亏空，望你着速回来料理。”这是潘汉年给华克之的电报，要他尽快回去，沈寒涛已经败露。又过了几天，上海的党组织又收到周恩来副主席发来的电报：“沈寒涛被捕自首，有关人士，株连颇广。华克之同志已被敌人发觉，时着黑色西装，手持雨伞，为策安全，着速调回。”读完这封密件，华克之非常感动。当即复函华南分局和潘汉年同志：“接到来示，遵命办理，沈某事发之日，我已知道。蓝衣社的伎俩，久已领教，务请放心。信发即遵命回港。”
华克之找到襟弟陈光彬，将事情告诉他，请他帮忙将自己送上从南京到南昌，再到广州、香港的飞机。华克之到南京陈光彬家中休息数日，再从南京坐飞机安全抵达香港，完成了一次惊险之旅。事后，华南局获悉，与沈接洽起义的十多名青年飞行员及助手都被枪毙了，沈寒涛这个投机分子还把许多与此案无关的熟人也牵扯进去了，给我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沈寒涛与任庵认识的介绍人刘希有也未能幸免，好在任庵当时已经定居香港，不然也肯定要遭杀身之祸。华克之知道这些后，非常气愤，恨不得亲手杀了投机无赖沈寒涛。
在解放战争中，华克之往来于港沪之间，利用他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大量不为人知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华克之仍然在情报战线上继续工作。然而，在1955年的内部肃反中，他的老上级潘汉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紧接着，一大批在隐蔽战线中与潘汉年共事的战友和部下相继牵连入狱，华克之也被称为潘汉年的“二号黑干将”，被以“反革命”罪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11年。
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正式平反、恢复名誉后，公安部对华克之的案子进行复查，对他的案件进行了彻底平反，并重新作出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人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面对这迟来的结论，华克之感慨万千，这时他已经80高龄，离开自己所熟悉的工作岗位整整27年了。他利用有限的时光，继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98年，这位96岁的老人走完了传奇的一生，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