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隐蔽战线的历史学家翦伯赞
翦伯赞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曾经是国民党员，但是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本质后，毅然退党，然后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党的领导下，运用犀利的笔锋，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历史和现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国民党特务机关多次将他列入黑名单，并制定暗杀计划，他都毫不在乎。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研究中国历史辛勤耕耘，取得了辉煌成就。
维族出身 志存高远
翦伯赞，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1898年4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翦家岗，维吾尔族。翦伯赞曾在《我的姓氏，我的故乡》一文中，详细记载了翦氏族属的来源。翦先生说，他的远祖的族支称为回鹘，原居住在蒙古草原。唐末分三支回徙，一支迁徙到河西，以甘州为中心，史称河西回鹘或者甘州回鹘；一支迁徙到西域，以西州为中心，史称西州回鹘；第三支迁徙到葱岭以西，史称葱岭西回鹘。翦先生的族系属于西州一支。在百家姓中没有翦姓，据史载，翦姓为明太祖朱元璋所赐。
明中期以后，翦先生祖先逐渐变成土著居民，定居在湖南常德、桃源一带。少年时代的翦伯赞家境贫寒。父亲奎午先生，清末秀才，民国以来，一直任常德中学数学教师。翦伯赞五岁入私塾，次年转入本村初等小学堂，10岁初小毕业，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到14岁时升入常德中学本科。在此期间，他一面兼习新式学科和中国传统经史著作，尤其是父亲发现他喜欢看历史小说和戏剧，就决定让他看《资治通鉴》，奠定了他良好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他开始关心时政，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一战期间，常德中学经常邀请地方官僚来学校讲授时事，受其影响，翦伯赞等同学开始议论时事，思想逐渐活跃，逐步接受了“工业救国论”和改良主义。1916年，翦伯赞离开刚结婚不久的妻子，独自来到北京考取了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是一所北洋军阀创办的学校，办学模式来自帝国主义列强，多数课程照搬日本和欧美。该校对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进行吹捧，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辩护。不到一个月，翦伯赞先生“发誓不再陪这些蠢猪混日子了”，于是，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就读。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政治干预较少，学校生活正常，功课偏向于技术，教授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海归派，具有较高的西方文化修养，经常传授一些较新的西方学术思想。在那里，翦伯赞接触了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学者及其理论，翦伯赞的史学天赋开始显现，开始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毕业时，翦伯赞用逻辑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撰写了五万多字的毕业论文《中国币制史》。
1919年，北京等大城市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很快传到武汉三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翦伯赞加入了示威游行的行列，并张贴标语，发表演说，呼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许多人知道翦伯赞先生是维吾尔族，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回子”，在许多人眼里，当时的翦伯赞先生是个爱惹事的“回子”。因此，他从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后，本来凭借他优异的专业成绩和较好的英语表达能力，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学校的老师也非常赏识他，纷纷帮他推荐工作。但是，由于他在“五四”期间的“惹事”表现，许多单位不敢用他。毕业后的半年中，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1920年春，翦伯赞在长沙湖南甲种商业学校教“商品学”。由于学校教师待遇不好，家里又有孩子和老婆，翦先生不忍心家里的钱入不敷出，就在一个叫“ABC英文补习学校”兼课，赚点钱补助家用。同年秋天，他回到母校常德中学任了三年的英语教员。期间，翦伯赞先生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两件事情：一是刚回到常德中学任教不久，母亲病重，离开人世；二是1922年原配妻子李守箴因为被传染霍乱病突然死去。两个至亲的相继离去，深深地打击了翦先生，他面容日见憔悴，谈笑见少。父亲和兄弟姐妹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纷纷给他做媒，说服他再娶妻子，以照顾三个幼小的孩子。在众人的撮合下，翦先生很快与出身名门的戴淑婉喜结连理。
1924翦伯赞年远涉重洋，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等。通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他感到大开眼界。当他读完《共产党宣言》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黑暗世界中的一个窗户，从这里，我看见了光明，看见了真理，看见了人类的希望。”在国外的翦伯赞先生开始思索中国的未来，认为“实业救国”和政治改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国家。
一年半后翦伯赞返回祖国。1926年春，他来到了北京，恰逢北京爆发“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的经过大致如下：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军张作霖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段祺瑞的执政府内人员担心局势失控，命令预伏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结果造成群众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死者中有为人们所熟知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翦伯赞也参加了“三？一八”示威游行，在与警察冲突的过程中，翦伯赞的帽子被子弹打穿了，险些丧命。血的教训使他看清了帝国主和封建军阀的本来面目，放弃了“实业救国”的幻想，决计南下参加北伐。
投身北伐 参加反蒋
1926年5月，翦先生回到桃源，适逢祖父病重，于是在家侍病，忙于医药和丧事在家数月。7月中旬，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兵分三路出师北伐，很快，长沙被攻下，北伐军又迅速向湖北进军。9月，翦伯赞处理完家事，离开桃源来到长沙，经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兼外交特派员董维键的安排，参加了中国国民党。董维键又介绍翦先生与湖南省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认识，唐写信将翦先生介绍给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年冬天，邓演达安排翦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
1927年元月，翦伯赞奉命以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北上，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都统商震起义，响应北伐。2月下旬，翦伯赞到达太原，送上阎锡山的国民党党证和邓演达的亲笔信。阎锡山表面上十分高兴，表示时机成熟将改旗易帜，可是却不见行动，只是每天派一位秘书与翦先生聊天。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并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抗衡。上海、广州等地的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太原也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了翦伯赞的安全，阎锡山派人请翦先生尽快离开太原。
4月中旬，翦先生自太原到呼和浩特，向都统商震送上邓演达的信件和中国国民党党证，商震对翦先生表示热烈欢迎，翦先生受到高级礼遇。翦先生以特派员的身份，在呼和浩特的一些机关和学校发表演说，宣传“三民主义”、北伐战争，抨击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新军阀蒋介石，还宣传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很多人以为他是共产党员。
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久，蒋介石和汪精卫同流合污，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各地的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全国一片白色恐怖。7月下旬，归顺蒋介石的阎锡山电令商震逮捕翦伯赞。商震和阎锡山有矛盾，将阎锡山的电报给翦先生看，劝他尽快离开呼和浩特，不久，翦伯赞离开呼和浩特。
1927年，阎锡山归顺蒋介石，任南京国民政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任阎锡山属下的第一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命阎锡山派军东进，攻击张作霖。商震任阎锡山的前敌总指挥，部队东进时，商震电邀翦先生到其部队工作，翦伯赞先生当时与邓演达、董维键等失去了联系，考虑到商震的为人，以及他进军奉系军阀的意义，翦伯赞接受了商的邀请，于1928年5月抵达保定，在商震部队的政治部工作，负责草拟接管北京计划。
翦伯赞到商震部的前一个月，即1928年4月5日，新军阀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9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30日，各路蒋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这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月下旬，蒋军已逼近京津地区。盘踞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在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
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轰然一声响，专车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时后不治身亡。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
商震的国民军很快进入了北京，翦伯赞也随军入京。入京不久，商震脱离阎锡山，投向蒋介石，很快被蒋介石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国民党在北平进行“党员登记”运动，他们认为“政治上不稳定的分子”不予登记，翦先生也接到了“党员登记”通知，但当场将“通知”撕得粉碎，拒绝登记，且大骂国民党背叛革命，是“新军阀”。翦伯赞的行为恼怒了国民党，国民党下达了逮捕翦伯赞的通知，翦伯赞被迫再次离开商震军队。
离开商部的翦伯赞遇到了他的老乡吕振羽。吕振羽曾经在北伐军中做过政治工作，因对蒋介石的背叛革命不满而离开北伐军，弃武从文，当时在北平主编《村治月刊》。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经常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中国的革命问题。1929年，翦伯赞还认识了国民党元老、父亲的同学、桃源老乡覃振。覃振虽为国民党元老，与蒋介石却有很深的矛盾，多次策划反蒋运动，并积极邀请翦伯赞参加。1930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举行。翦先生以山西特邀代表的名义参加了大会。会上决定成立新的“国民政府”，推举阎锡山为主席，不久，随着阎锡山和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利，该计划流产。1931年5月，国民党反蒋派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反蒋活动，并于5月28日在广州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下野。翦先生再次以山西省特邀代表的名义参会。
参与论战 批准入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思想传入中国，比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杜威的“新实在论”、法国柏格林的“生命哲学”、英国罗素的“新实在论”以及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这些思想的引入对当时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当时社会性质的研究，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派，一种是以陶希圣、周佛海等代表的“新生命派”和以严灵峰、任署等为代表的“动力派”，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将封建社会大大缩短，提出秦汉至清代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不需要进行革命，需要的是建设。一种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为代表，他们科学地认为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要走的道路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通过“创造社”出版的刊物《新思潮》开辟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栏目，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向省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商业资本》、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途》、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等文章，对各种错误的、歪曲中国历史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翦先生积极参与此次论战，1930年11月16日，他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重点批判了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是“亚细亚的生产形态”之说。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使用的概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翦伯赞先生指出，论者所举的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些特质都是“似是而非”的，根本不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他说：“中国的农村社会的本质，实在不是一个独特的或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而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他进一步分析了近现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状况，指出了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反帝反封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期间，他发表的重要论文还有《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等。翦伯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翦先生在北平、上海从事抗日救国运动。为了宣传抗日，1932年2月，翦先生应邀到天津意大利租界主编《丰台》旬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世界资本主义最高发展中日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的文章，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他的“大陆政策”，侵略历史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指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同时，他还在《丰台》上发文章批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路线和汉奸卖国贼头目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同时，《丰台》还不断发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对殖民地剥削压迫的文章。因此，不仅蒋介石、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痛恨翦伯赞，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馆也在其中。不久，《丰台》被勒令停刊，遭查封。1933年春，翦伯赞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被以反政府的罪名，遭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齐亚诺逮捕，关押在狱，后被驱逐。
翦伯赞离开天津，回到北平闭门著书，由于北平的军警特务经常来查户口，翦先生在北平的安全无法保证。不久，翦先生到了上海一边从事研究工作，一边翻译文章，向杂志社投稿，以换取稿费贴补生活。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共党员董维键同志鼓励翦伯赞继续坚持斗争，要他尽快与覃振联系，设法做覃振的思想工作。当时覃振已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后来翦伯赞同覃振联系上，并做了覃的秘书。1934年5月，翦伯赞随覃振赴欧美考察司法，到了越南、新加坡、埃及、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12月底，翦先生同覃振回到南京。这次考察，增强了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为他的思想转变提供了素材。
经过几个月的国外游历，翦伯赞与覃振关系非同一般，受到翦先生的影响，覃振日益同情共产党，后与翦伯赞一起设法救出了董维键、李六如等中共高级领导。
1935年，对蒋介石来说，是全面崩溃的一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逐步壮大的一年；对中华民族来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10月19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11月，国民党以五个师的兵力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被红军击败。从此开始，红军又逐步壮大。
1935年5月，通过两年前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将其侵略势力渗透到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淫威面前又一次屈服。5月29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何梅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11月，日本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扶植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论述“九？一八”以来爱国将士、民族英雄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和必胜信念，还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同以前的统一战线口号、主张相比，《八一宣言》有许多特点。宣言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宣言还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言的发表引起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支持。
国民党亲美英派也开始主动联络中国共产党，以推动谈判，共同抗日。其中的一条通道就是由国民党的CC派重要人物曾养甫出面，派谌小岑找到翦先生商谈。曾养甫是国民党CC派重要人物，国民党第三、第四、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建设厅长兼任浙赣铁路理事会理事长、铁道部次长。谌小岑与翦伯赞是大学同学，私人关系不错。谌小岑与翦先生是湖南同乡，曾经在一起共同创办过《丰台》旬刊。谌小岑找到翦先生，表示了实现“国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愿望，希望通过翦先生找到中国共产党。当时翦先生还不是中共党员，因此不可能直接找到党组织。在弄清了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后，翦先生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就告诉谌小岑说：“我只认识一个叫董维键的共产党员，现关押在南京监狱。把他放出来，请他协助，一定可以找到中共组织。”后来，南京方面觉得董维键这个人物太重要，不能轻易放人，线索被迫中断。谌小岑又多次来找翦先生，要求设法与中共联系上，翦先生介绍谌小岑与湖南同乡吕振羽联系，通过吕振羽的关系，最终找到了中共中央，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南京的谈判。当时翦先生没有参与具体的谈判，但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做了不少积极的工作。
1937年，经吕振羽介绍，翦伯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为了隐蔽战线斗争的需要，其党员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布，知晓的人较少，直到1960年其党员身份才正式公布。
回归湖南 奔走抗日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翦伯赞回到湖南长沙，与吕振羽、谭丕模等同志发起组织了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覃振任会长，翦伯赞任常务理事，并主持机关刊物《中苏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成立上述两个抗日组织，翦伯赞奔走呼告，积极拜访国民党在湖南的重要人物，一再向他们讲述成立两个组织的必要性。先后得到了两位湖南省主席何健和张治中的支持。
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于1937年10月17日，600多人到会参加，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赖琏和省政府主席何健出席会议。大会推举翦伯赞等五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讨论了“文抗会简章”、“工作纲领”，还通电慰劳前方战士。成立后的文抗会，刚开始工作开展较好，影响较大。文抗会在长沙举办各种讲演会和时事座谈会，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出版抗战画报、绘制大幅漫画、组织街头表演队和街头剧团等，广泛进行抗日宣传。
后期，由于CC派特务进行控制，国民党势力占据了各大部门的大权，削弱了抗日势力，一些进步人士还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很快，文抗会趋于瓦解。
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于1936年。那时，中苏两国复交不久，国民党迫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逼近华北，为了得到苏联在外交上的支援，由立法委员张西曼出面，与一些留苏学生发起组织了该协会，会长为孙科，副会长为陈立夫、邵力子，张西曼任常务理事。国民党成立这一机构只是为了向苏联做出一个姿态，并不想真正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加强中苏关系，所以根本就不想在地方上设分会。为了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翦伯赞积极争取新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支持和批准，又到武汉找到覃振，请他任分会的会长。经过不懈努力，1937年12月19日，湖南分会正式成立。
成立后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发行《中苏》半月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动、团结各界一致抗日；二是开办俄文班，先后开了十余班，培养了数百学生；三是与文抗会轮流举行时事座谈会，传达最新抗战形势；四是宣传马列主义。
《中苏》是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机关刊物，翦伯赞任主编，创刊于1938年3月15日，是一本综合性刊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长沙大火”后，翦伯赞作为省委的特别党员率分会迁往湘西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沅陵县城，住总爷巷28号，改名为湖南中苏文化协会，仍以原来的名字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系。
《中苏》在翦伯赞的领导下继续出版，他先后发表《伟大的十月革命》、《论湘西民众救亡运动》等十六篇论文。国民党为监视和破坏刊物的出版，出动警察，强迫印刷厂取销承印合同，威吓房东退出房子，由于翦伯赞的据理申辩，才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来，驻沅陵的省警备司令孙常钧也公然出面，施加压力。一天，孙司令派人把翦伯赞叫去，一见面，就吓唬道：“你们中苏文化协会里有很多共产党员，我们知道。你明白，共产党员是要杀头的。共产主义无论怎样好，杀了头，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对于孙常钧的威吓恐吓，翦伯赞早有准备，回敬道：“谢谢司令的关照，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翦伯赞不是共产党员，我的同事们也不是。中苏文协是搞人民外交的，分会长是覃振，总会长是孙科，这个，想必司令也是知道的。我是奉命来宣传苏联文化的。我们不宣传他们是不行的，不然，苏联不帮助我们抗日，对我们非常不利，你们应该支持我们的工作，不应该和我们为难。还有，我不能不提醒你，国共合作抗日，是蒋委员长的决策，你们杀共产党人的头，上边如果追究责任，你怎么办？！”这一连串的反间，弄得孙常钧张口结舌，不知所措，只好矢口否认他要杀共产党人。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6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平江惨案”。“平江惨案”新四军留守处十几个干部惨遭杀害，同时，在平江的红军家属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杀者不下千余人，其中有一红军家属兄弟八人竟被杀掉六个。接着，湖南省党部召集各县党部书记开会，布置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运动。
“平江惨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对湘西的控制，把谷正伦的宪兵派进了那里。形势的恶化，使《中苏》不能按时出刊。为了加强《中苏》的力量，中共湖南省委于1940年初建立了省文委，翦伯赞、张天翼、谭王模、杨荣国、吕振羽、李仲融等都是委员，为《中苏》撰稿。政治局势进一步险峻、一些同志不得不撤离湘西或隐蔽起来。1940年春，翦伯赞也前往重庆，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协助工作，但他仍然是《中苏》的主编。这时，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已被迫停刊，省委也转入地下，但仍然指示中苏文协，要把《中苏》作为省委的刊物继续办下去，使转入地下的基层党组织和同志们看到《中苏》，就感觉到省委的存在。为此，《中苏》无法在湖南出版的情况下，经省委同意，迁往桂林，改半月刊为月刊，1940年出了第一期。
期间，翦伯赞还不忘进行历史研究，1938年8月，翦先生新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由内迁长沙的新知书店出版。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紧扣时代脉搏，尤其是对有关中国当前社会性质及其发展方向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论述。该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历史哲学”著作。该书的“序”开宗明义地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在目前，隐藏在民族统一阵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的倾向，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因而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现在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及其‘魔术式’的结论，是我们一个不可逃避的任务。”这样的历史观和写作目的无疑是科学而先进的。
该书一问世，不仅在出版地长沙发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就是在桂林、贵阳、重庆、广州、香港等地的门市上也被抢购一空。尤其是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因读到这本充满爱国的、革命的、战斗的著作而精神为之一振。可是当该书于次年再版时，由于增加了一篇《群众、领袖与历史》作为“再版代序”，而引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愤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潘公展大骂文化检查部门人员是一群“笨蛋”、“瞎子”，说“敌人的刺刀戳穿了你的肚皮都不知道”。他下令该书不许再版，不许翻印，不许销售，现存的“付之一炬”。从此时开始，翦伯赞被列入“危险分子”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跟踪和监视。
1939年3月，翦伯赞前往湖南溆浦民国大学任教。民国大学也称民国学院，是张学良在北平创办的，学校创办开始，张学良兼任校长。“七？七”事变后，学校南迁，经过数次迁徙，最后迁到湖南溆浦县。学校有五个系，学生两百多，教师二十多位，校长是国民党CC派成员。翦先生知识渊博，平易近人，支持学生运动，深受学生尊敬，但是却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经常找些借口对其进行刁难和威胁。
开学不久，国民党溆浦县党部书记等人登门拜访翦先生，软硬兼施要翦不再宣传马克思主义。翦先生回答道：“尊敬的书记长大人，我是大学老师，大学是讲学的地方，学术自由，各种学说都可以在此传授，三民主义可以，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可以，你们没有权利进行干涉，我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已经多年了，在南京、长沙、沅陵都有讲马克思主义的身影，怎么到了溆浦就不可以讲了呢？你们不要以为谁讲了马克思主义，就有多大的问题，就是大逆不道，你们要知道，这是学术，不是政治。”
书记长说不过翦先生，就转移话题，又问：“翦先生，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你是共产党员，这是不是真的？”翦先生反击道：“你是因为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怀疑我是共产党员吧！怀疑是要有证据的，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怀疑人，不要因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乱扣党产党员的帽子。北京、上海的大学教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很多，难道都是共产党员，都应该抓起来？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即使我是共产党，国民党也不能背信弃义抓共产党员吧。何况，我做得不够，根本就不配做共产党！只有朱德、毛泽东等配做共产党。”
因为拿不出充足的证据证明翦先生是共产党员，书记长万般无奈地走掉了。但国民党对翦先生的怀疑和监视没有停止过。不久，中共溆浦地下县委机关被破坏，县委书记被捕，供出了溆浦的共产党员名单，翦先生身边的国民党特务多了，出入经常有人盯梢，情况万分紧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