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相信，父母的重病，只要吃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子女身上的一块肉就能痊愈。但能否真有好的疗效，不能肯定，只是一种可能。《京报》经常地有这类报道。笔者的一位熟人，就曾从腿上割下一片肉，来治疗妈妈的病，这位年轻人用一个老兵夸耀伤疤的神情，向人展示他的伤疤。这种事情无疑并不多，但也许并不少见。
中国人的孝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需要后代，这是因为要一代代祭祖，这便使得传宗接代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责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每一个儿子都要尽早结婚成家。一个中国人，三十六岁做爷爷，这是很常见的事。笔者有一个熟人，临死，躺在病床上，责备自己有两个不孝：一是不能多活一些年，为母送终；二是再不能安排他那十几岁儿子的婚事。这种孝道，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无疑都会服从。
没生儿子，这是休妻的七个原因中首条罪名。要生儿子，这就产生了蓄妾制度，并随之产生各种弊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人当然生了儿子便得意洋洋，生了女孩便面露不悦。正是由于中国人传统教导的这一方面，导致了我们所知中国的大量溺婴现象。这种罪孽，南方要比北方更多，但是北方我们差不多一无所知。但切记：获知此类事情不容易，因为大众不愿提及。私生子的数量也不少，但不管男孩女孩，都不应存活人间。尽管在任何一个地方，杀害女婴的直接证据总比实际发生的要少得多，但从伦理上就可以断定，能够把活埋三岁孩子来养活他的奶奶的这种行为，视作孝的范例，就不可能不存在杀死不受欢迎的女婴的罪孽。
我们已经在谈及中国人为父母服丧时提到，服丧期是整整三年。不过实际上已经仁慈地缩短为二十七个月。在《论语·阳货》中，我们读到，孔子的一个弟子坚决反对服丧期为三年，认为一年就足够了。对此，孔子坚决地回答说，君子在这三年服丧中不能行乐的，要是这个弟子乐于缩短为一年，他可以那样做，但孔子直接称之为“不仁”。
要是儿子们刚好在政府部门任职，那么为父母守丧的礼仪就比其他所有的职责都更为重要，这会耗费他们很多时光。有这样一些极端的守孝例子，儿子在爸爸或妈妈的坟旁搭一个草屋，在服丧期一直住在那里面。通常的方式是夜晚在坟旁度过，白天则照常生活。但有些孝子一定要履行完所有的礼仪后，才能安心，于是便在整个服丧期放逐自我，什么事也都不干，只是沉浸在悲哀中。笔者就见到这样一个人，他长久地守在父母坟旁，这种“纯孝”最后使他成了“精神病”，成了全家的负担。在中国人眼中，这种行为是很值得尊敬的，至于后果怎样，人们却完全不管。对礼仪的执行是无条件的，是不能讲价的。
很多人卖掉最后一英亩土地，拆房子卖木料，筹钱为父母或其中的一位举行一场体面的葬礼，这是常见的事。这种做法是一个社会错误，但很少有中国人能明白，也根本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明白这一点。这样做，符合中国人的本性，符合“礼”，因此，中国人会立即去干。
古伯察教士的亲身经历，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表明中国人是多么重视礼和孝。这位教士住在中国南方，他在这个帝国居住的头一年，因有事要派一个信使去北京，这时，他想到自己雇的一名中国教师家在北京，肯定愿意借这一难得的机会，给他的年迈的母亲带个信，他已有四年没听到母亲的消息，母亲也不知道儿子在何处漂泊。听说信使马上要走，这位老师叫来一个刚在隔壁房间下课的学生：“过来，把这张纸拿去，替我写封家书给我母亲。赶紧去，信使马上上路了。”这使得古伯察教士很吃惊，他就问，这个小孩是否熟悉这位先生的母亲，这样才得知这个小孩子完全就不知道老师还有这么一个母亲：“你不告诉他，他怎么知道该说什么呢？”这位先生肯定地说：“他不明白该说什么吗？他学作文已有一年多，已熟悉不少文雅的礼节话。你不认为他应该完全明白一个儿子怎么写一封禀母书吗？”没过多久，这个学生回来了，不仅写好信，而且封好了，这位先生只是亲自签了个名。这封信写给这个帝国任何一位母亲都一样，她们都一样希望收到这样的家书。
中国的孩子对父母的孝敬，各地不太相同。无疑，至孝与“弑亲”这两个极端各处都有。杀死父母的事很少见，而且那种人通常都是疯子，但这并不会减轻他们的刑罚。但常人因为极度贫困的煎熬，有时也不免迁怒父母。而另一方面，儿子自愿代父斩首的事也时有所闻，这证实了孝道的力量。尽管这位老爸或许罪大恶极。
在虚有其表的基督教国家里，亲情纽带有点太松散，对刚刚脱离这一背景的西方人而言，中国人的孝确有不少感人的地方。孝行之中对长者的尊敬，对盎格鲁-撤克逊人提高修养有帮助。在西方国家，儿子成人之后，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与父母没有牵挂，对中国人而言，这种做法，就像长大后的牛犊和小驴，对母牛和母驴才干得出，但完全不符合人的“礼仪”。要是我们从中国人的观点出发，仔细考虑，就会明白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还需改进。我们还会明白，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就像住在玻璃房中，要处处留心，不能乱扔石头。而在另一方面，我们探讨中国人的孝，而不指出其中的几个严重缺陷，也是害人的。
孝的教义，把五种不孝列为大错。在我们看来，有两种是消极的，三种是积极的。这种教义中，卷帙浩繁的经卷讲述了孩子对父母的责任，但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却从未提及。在中国，这类训导并不多余。不管何地，都极需这样的训导，从来如此。神的使徒保罗接受神启，在对歌罗西的教会谈及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时，简洁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孔子的所有道德说教中，有哪条实际的智慧，比得过这些影响深远的原则呢？中国人的教导，没有为女儿说些什么，完全站在儿子一边。要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没有患上色盲，而又没有看见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就不会意识不到这种对人道的严重侵犯。由于性别的差错，男婴成了镇宅之神，同样，女婴成了讨厌的累赘，尽管不一定被弄死，但肯定遭到嫌弃。
中国人的孝道，把妻子置于贱位。关于妻子对丈夫的责任或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孔子没说什么。基督教要求男人离开父母，与老婆厮守。儒教则要求男人守卫父母，并迫使妻子也这样做。要是丈夫与父母之间以及丈夫与妻子之间，出现矛盾，妻子作为一种低贱关系，必须退让。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按照家长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具有重大的缺陷。它压制了人们内心的本能，而另一些本能却可能“豢养”到了极端。结果，只要长者还有一口气，年轻的就差不多完全一切照办。人心被铁一般重力压迫着，阻碍了发展，阻碍了健康的生长。
中国孝道的原则是，孝行首要在于传宗接代，这产生了一系列的弊病。它强迫人们不顾条件生养孩子。导致了早婚；造成了千百万人陷于赤贫，难以生存。它是造成一夫多妻与纳妾的首要原因，以致必然带来灾祸。中国人的真实信仰，在祖先崇拜中得以集中体现。要是想理解祖先崇拜制度的真实意义，那么它就是人们被迫承担的无与伦比的重负。晏马太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几亿中国活人，最可气地服从于无数代死者。今天的这代人被过去许多代人所桎梏。”对于我们已看到的乏味的保守主义而言，祖先崇拜是最好模式和一张“保票”。要是保守主义不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全新环境呢？要是无数代的死者，仍被中国人当做神灵，中国如何可能真正向前迈进一步呢？
我们认为，中国人尽孝的真正源头，一半是恐慌，一半是自爱，这两个最有力的动机控制着人们的内心。神灵必须崇拜，因为他们有作恶的能力。孔子有一句深刻的话：“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要是忘记祭祀，上天就会发怒。要是上天发怒，他们就会惩罚。最保险的是，崇拜他们。这应该是对中国各种崇拜死人的理论的一种总结。对与活人之间，推导起来也同样明晰。儿子为父尽孝，也要求自己的儿子照此办理。养孩子的就是为了这事。对于这一点，大众都很清楚：“种树遮荫，养儿防老。”不管父母还是孩子，对此都不会有任何幻想。“没有尿床的孩子，就没有人在坟前烧纸。”每一代人都要为上代人报恩，又接着要求下一代人尽力报答自己。孝道就是这样代代相传。
有人满怀忧虑地评价道，中国人这种极端孝道，与上帝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完全不可能引导人们意识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道最佳的和最高的方式，与多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同等性质。它使死者变成神，神也就是死人。它的爱，它的感恩，它的恐慌，也只是为了人世间的父母。它没有天父的概念，即使知道有天父，也不感兴趣。不是基督教永远不能进入中国，就是放弃祖先崇拜，因为两者是不相容的。在两者的生死决战之中，适者将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