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把仁列为“五常”的首位。仁这个字是由“人”与“二”组成的，由此推断，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仁，是由两人之间的交往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虽然为字的结构所“证实”，但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却完全没有得到证实。对此我们不用多作评价，因为智慧的观察者自然会看到这一点。但一些应该了解事实的人，在作了一番肤浅的考察后，断定中国人里面没有“仁”。这种看法远离事实真相。“恻隐之心”，孟子提示道，“人皆有之”，但表现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佛教劝人温良、仁慈，这对中国人是有影响的。其次，中国人在任何方面都有一种讲求实际的强烈本能，他们“行善”，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当然，在这些做法中肯定也会有不少变通的手法。
在各种善举中，给中国人留下好口碑的是，育婴堂、麻风病院、老年人收容所和免费学校。由于中国实际上没有户口调查，因此不可能准确了解这些善举的程度。李修善教士曾调查过中国中部的慈善机构，他在报告中指出，汉口有三十个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约八千英镑。但我们可以略微唐突地说，这些机构肯定不太多；也就是说，由于人口太多，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这些机构的需求量是巨大的。
每当出现洪水和饥荒，常常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巨大的施粥棚，并捐赠冬衣给无衣可穿的人。不仅是政府忙忙碌碌，普通百姓也乐于协助，他们的行动值得赞扬，而这种花费巨资的仁义之举，真的不算少见。收成不好，城市拥进一批又一批难民，他们被安排到车棚和空房子等处，但在相当大程度上又是不得不如此。因为当大批难民拥来时，又无法安身，他们肯定会发生骚乱。如此情形下，聪明的做法是对他们作出安抚。
我们没有把各省的会馆当做中国的慈善机构，因为这些社团只是照应离开家乡的同乡人。没有这种帮助，他们就回不了家乡，或者在客死异乡之后，不能运回家乡安葬。这是一种类似保险的常驻机构，中国人自己大概也这样看。
在一些劝善的书中，指出人要对自己的恶行负责，需要用自己的善行去弥补。善恶相抵，就能显出他在中国的冥府判官的生死簿上的寿命多少。这种把一切记录在生死簿上的做法，表现了中国人的实用特征，以及他们总是忘不了考虑来世报应。要是有来生，也只是现世的延展。这种为求来生有好报的目的，在中国人的善行中所占的比例不小。但“点出”行善者自己的私心，有时则会带来意外的麻烦。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想从这个大城市的茶馆征收茶水税，筹款帮助因黄河泛滥而来的灾民。对这个古都的人们而言，这种做法有点像1773年波士顿人被征收茶叶税一样，官员全力劝导人们，发布公告，“倘若乐善好施，当有好报。”但人们联合起来，都不去茶馆，最后获得全胜。整个城市的人团结起来，抵制这种“被好报”，这种奇事真是不多见。
为穷人买棺材；收埋野外暴尸；焚烧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被亵渎；把活鸟和活鱼买来放生。有的地方，还为病人贴上“神奇”膏药，免费接种疫苗，提供廉价乃至赠送的劝善书。这些都是积德行善之举，它们在中国人的善行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但据我们观察，对个体之人行善则处于次要地位。以上善行都面目相同，行善者不会惹上麻烦，也不用费心。行善之人站在河岸上，看渔夫撒网，然后把网上来的鱼全部买下，再把这些鱼放生。这确实比上门探访，济贫救穷要方便得多。
在这些实惠的中国人心中，还有一个非常的不同“凡响”之处。鱼一入水，鸟一展翅，善举也就完成了，就完全任其自生自灭了，鱼和鸟不要再指望放生者去照应它们及其众多的“家属”。因为善人只想把自己的善举记下来，他们就可以去干本职的活计去了，不用担心麻烦上身。在中国，“善门难开”，但重新关上就更难了。没人能预料到自己的善心在日后会碰上什么后果，而大家又都明白担责的风险，所以，聪明的办法就是谨慎谨慎再谨慎。一位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被当地的乡绅请去行善，他为一个可怜瞎乞丐治愈眼病。那乞丐患的是白内障，所以视力恢复良好。治好后，乡绅们再次把传教士请去，告诉他，这个瞎子靠的就是失明乞讨，现在没了讨饭的借口，因此这位传教士要“补偿”这一恶果，把他带回去，雇请为看门人。偶尔，一位行动不便的善良老妇，会款待一下她认为值得款待的其他老妇，而这些老妇实际是严酷命运的牺牲品。我们确实听说过这种事，但仅此一例，不过会比我们料想的多一点。说了不少贬低的话，我们得承认，“真诚行善”在中国人生活中是不多见的。
一旦大灾出现，例如大饥荒或黄河决堤，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有关“领导”，总是先后赶赴灾区，企图救助灾民。但是，这些救灾措施不是大规模统一行动，正如这些接连不断的灾祸本身所寓示的那样，只是“暂行办法”而已，好像这灾难从前未出现，今后也不会再出现。而且，对难民的救助总是在他们最需救助时就停止了，也就是在早春时节，长久的困苦和拥挤生活，已使他们极度虚弱，此时最易得病。但就是在此时，给他们一点现钱，让他们尽快回家，去尽力恢复原有生活。当然，这样做的理由很“正当”：救灾基金通常已用完；田里要干活，要是他们回去干农活，麦收时就能有饭吃。官员们懂得，要是难民在天气转暖时还滞留在外，不重返家园，他们就可能会死于大疫。对政府而言，许多小范围的灾难，总比成批倒毙要好看一些。
同样的“精髓”，也体现在“腊八施粥”上，这是一个热热闹闹的慈善活动。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活动是个范例，说明中国人的善举流于形式。中国的习俗，农历十二月初八，那些蓄积了行善愿望的人，可在这天“还愿”，在这天白昼，大约十二个小时内，来者都能吃上最为稀薄的粥汤。这就被称为行善，是积阴德的一种方式。要是碰上丰收之年，就没有乡下人来喝粥，因为即使赤贫之家里也能喝到这样的粥，甚至要浓一点的粥。但这并不能使施粥者停止善举，也没人要求他们把粥换得浓一点。相反，施粥者依旧发扬他的善心，即使他们不比往年更夸张。一天过去了，没人来喝一碗粥汤，只好把粥汤倒进一个个破潲水缸里，去喂猪。行善的富人神采奕奕地回去休息了，他觉得，即使没有一个穷人来参加他的“宴会”，他也尽到了当年的责任，良心上过得去了。但是，要是遇到歉收之年，粮价疯涨，还是这个财德双全的人却不发布任何“行善”的告示，他已“施舍不起了”！
我们说过，拉帮结伙的乞丐到处都是。施舍，实际上就是为自己交保险。大家都明白，乞丐在城市里拥有强大的丐帮，远远大过与之抢地盘的其他帮会，原因在于乞丐就剩命一条，无产又无惧，他们傲立天地间。设想一个“无赖”的乞丐，以日内瓦仲裁人特有的“正当的勤奋”，长时间地向一个店主乞讨，却吃了“闭门羹”，这个店主马上会受到大批饥民的骚扰，他们赖在那里不走，决意“感化”这个愚钝的店主，要是不满足乞丐们不断加码的要求，店里买卖就别想做了。店主与乞丐双方都懂得这一点，因此，这种施舍总是像小溪一样，很少但不会间断。
这种妙法，经过变换之后，也用于小规模救济那些不间断的遍地难民。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发现，救济不是让受惠人得益，而是让行善之人赢得回报。中国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在掷双骰的赌博中掷出四点一样。凡是行善者，都有理由断定自己“更上一层楼”。
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阴暗面，少不了这种事：任何事情，不管多么好多么急，都无法躲开中国的“贪污”系统，它与中国政府的其他部分一样，有着高效的组织。要想摸清常设的慈善机构的全部工作细节，那可不容易。但每逢大饥荒的危急时刻，人们可以完全看清楚，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并不能阻挡各级官员最无良心地侵吞救济款。此时，大家的一门心思放在灾情和重建家园上，外界又对救济款项的筹措和使用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贪官污吏，会干出些怎么样的丑行，便不难推断了。
当中国人终于开始接触西方文明时，他们常常看到的是最糟的方面；进一步了解，他们才会看到，基督教世界里到处都是慈善机构，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方根本无法与之媲美。然后，他们或许会想到去探究这个颇有深意的事实。他们也许会关注这样一个让人浮想连翩的事情：中文的“仁”字，不像其他与情感有关的字那样，有“竖心旁”，它也根本没有“心字底”。中国的善，也是实行之而无真心，其后果通常我们已看到了。不管何时何地，出自真心地行善，显示这个真心——这种心态，中国人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善举，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要是培养中国人这种心态，就必须经历曾经出现在西方的过程，使真心的仁慈成为生活的本来就有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