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观察到作为“五常”之首的“仁”，它象征着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仁是一种善良愿望，而同情心则是人们互相理解的感情。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探讨中国人行善的前提下，欠缺同情心这个主题。
我们要牢牢记住，中国人口众多。这个帝国差不多所有地方都会定期发洪水，闹饥荒。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是无法阻止的，能抑制人口增长的条件，在不少国家中发生作用，但在中国效果就不明显。赤贫者的孩子们也要早婚。而这些孩子又要生出许多孩子，好像他们糊口的粮食不在话下。由于这种种原因，结果使得大部分人只能现挣现吃，“双手刚挣来的东西，马上就得送进嘴里”，这话毫不夸张。为何随处可见打短工的人，这就不难解释了，也无法避免的。不管与哪个地方的中国人打交道，外国人立即就会感受到，差不多所有中国人手中都没有现钱。叫他们干活，他们首要条件就是付现金，干活就是为了吃，因为他们是“无产者”。甚至富人在碰到急事时，也常常弄不到最起码的现金。有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头语，一个人拿钱应付官司、安排葬礼等事，叫做“度饥荒”，就像一个饥者急切寻求救助。除了钱势双全之人，谁都无法单独对付这类事情。贫困而又绝望，这是中华帝国最深刻的写照，而这个真相对人际间交往所产生的影响，对最肤浅的观察者而言，也是一眼就看得到。生存的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习俗，即使在生存不那么艰难之时，人们也克勤克俭。在这个层次上，只有钱与粮这两个明显的事实。钱与粮是一对双圆心，构成中国帝国的这个椭圆，中国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围着这一对圆心旋转。
中华帝国的人民陷于贫困的深渊，他们常常为最起码的生存拼死拼活。对于他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他们都已习以为常了。一个中国人，不管怎样仁义，实际上都无用，无法减轻所见苦难的千分之一，而灾荒之年的苦难又成倍地深重。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肯定会明白，减少苦难是毫无可能的，不管是个人的善心，还是政府的介入。所有这些，即便尽心尽力，也只能治标而不治本。他们的治疗手段，就像治疗伤寒病人，只分发一些小冰块——每个病人都只分到好几两，没有医院，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护理。因此，毫不奇怪，中国人没有更仁慈的有实效的办法。没有体制、监测和管理，而善行居然还在继续，则更是不可思议。要是人们不断遇到无法抵御的灾难，这对即便最敏感的人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也是并不难预料的。每一场大战都证明这类事，初次看到流血，肚子上的神经会发生颤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很快就会适应，接着就会变得相对麻木了。但看见一次，就会终生不忘。在中国，一场社会战争从不停息，大家对其恶果都已司空见惯了，最多只会关注片刻。
对残疾人的态度，最能说明中国人欠缺同情心。大家普遍觉得，跛子、盲人（特别是瞎了一只眼的人）、聋子、秃子、斜眼，都是要“敬而远之”。好像身体有欠缺，人品上也肯定有欠缺。根据我们的经验，上述之人在西方不仅不会受到刻薄的对待，而且还会让人们马上生出怜悯。而他们在中国，却被看做犯有说不出口的罪恶，才受到这样的惩罚，这种看法与古代犹太人不谋而合。
那些先天残疾或后天致残的“倒霉蛋”，不被人触到痛处，就活不下去。最和善的方式是提及其缺陷，以引起大伙的注目。药铺的伙计对一个病人说道：“麻子哥，你是哪个湾子的？”一个斜眼人经常会听见背后有人说“眼斜心歪”；光头人则经常会被人提醒：“十个秃子九个诈，剩下一个是哑巴。”类似白化病这样的缺陷，也会变成无聊人的笑料，嘲笑好像永远不会停息。像这样不幸的特别之人，必须一生逆来顺受，要想让自己开心，就得把嘲弄当做耳旁风。
对精神上有问题的人，中国人也坦率过头。“这个，”一位旁观者说，“是个傻瓜。”这个孩子也许并不“傻”，但这样不停地当面说他缺心眼，他那尚在萌芽的心智会很快因此枯萎。这样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或其他病人也是很常见的。他们的“非凡”之处，行动上的细节，发病的原因，病情发作的模样，都要“大公无私”地分享，能当着病人的面一一抖落出来，而病人必须完全习惯于别人称他为“疯子”、“呆瓜”、“笨蛋”等等。
一个民族把生男孩当做头等大事，于是家里没男孩会不断受人唾骂，就不奇怪了。就像古犹太国，先知撤母耳的妈妈的“对头，大大激动她，要使她生气”（那时撒母耳尚未出世）。要是为了什么原因，或者什么也不为，一个母亲偷偷闷死了自己的孩子，这事让人知晓之后，大家也不会感到惊讶。
中国人欠缺同情心，在对待迎亲那天的新娘时也看得出来，其方式古怪。新娘通常年幼、胆小，突然处在陌生人的包围之中，当然害怕。尽管各地风俗不同，但这个可怜小女孩突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却没人在乎她的感受。有些地方还允许掀起轿帘瞪眼瞅新娘。另外一些地方，不少还未出嫁的姑娘，在新娘子必经之路抢占一个高处，满手捧着草屑或米糠，泼撒在新娘子精心油过的头发上。当新娘子到达公婆家，起身出轿时，她得像一匹刚买来的马一样，被人评头品足，她的感觉会是什么样，不难料想。
中国人很注重礼仪，但他们居然意识不到那些让人不快的言语应该去避免。笔者有一个中国朋友，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很不礼貌，他说初次看到外国人，最奇怪莫过于外国人长着满脸的大胡子，像猴子一样。他接着说：“现在我已很麻木了！”有人当着学生的面，要一位老师评价一下这些门徒，老师回答道，在他们面前，离门最近的学生最聪明，二十岁就会学业有成，但旁边那张桌子的两个孩子，是他见过最愚钝的。人们从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评论会给学生带来什么伤害。
中国人欠缺同情心，也表现在他们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家庭虽有不同，但本质上关系都不妙，很容易看到大多数中国家庭根本就不快乐。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缺乏感情上的联系，而这在我们看来，是家庭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中国家庭通常是个体的联合，联系在一起的永远是相同利益，也有不少互补的需求。最后的情形是，中国家庭并不像我们理念中的家庭，它里面没有同情心。
中国女孩，从生下来，就不太受重视。这一事实对她们的一生，影响深远，她们为欠缺同情心这一点经受了许多意味深长的事情。
妈妈和女儿生活在狭小的屋子里，这种中国式环境，自然会发生争吵，张嘴就骂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惬意的自由。有一句有意思的谚语，懂得中国家庭的人会觉得意味深长：妈妈骂女儿，仍是亲闺女。女儿一旦出嫁，除了无法摆脱的血缘关系，就不再与娘家有什么牵连了。所有家谱上都没有女儿的名字。理由很自然：她不再是我家的女儿，而是别家的媳妇了。人的天性会使她有回娘家的需求，各地风俗不一，有的走得多，有的走得少。有的地方回娘家走得多住得长，还有的地方则回得越少越好。要是婆家有了丧事，则应该停止回娘家。但不管风俗如何不同，儿媳妇属于婆家的一员，这个原则没错。想要回娘家，就得带上不少活计去做，通常是大量的针线活，娘家人还得帮忙。每次都尽量带上孩子回去，这样做不光是为了管教孩子，免得他们变得顽劣，更主要的是，让这些小家伙尽可能在姥姥家多吃、多住。在女儿经常这样回娘家的地方，在女儿多的家庭，这种不断的袭扰，让娘家都感到头痛，令日常生活资源有着不能承受之重。因此，这类回归经常会受父兄们的阻止，母亲则暗中高兴。不过，由于各地风俗定下了一些回娘家的时节，比如在新年之后的特定日子以及特殊的节日等等，这类回归不好阻止。
妇女回到婆家，俗语就是“贼不跑空路”。她必须带点什么礼品给婆婆，一般都是食品。要是忽略这一老规矩，或没能带回礼品，不久就会上演一些戏剧性的场面。要是女儿是下嫁到穷人家，或者嫁去之后衰落了，要是她又有几位已成家的兄弟，她就会发现自己回娘家，用医生的话而言，就是“这东西碰不得”。娘家的几个儿媳与出嫁的几个女儿，她们之间准会有一场恶战，就像腓力斯人与以色列人的后裔，各自把某块地皮视作自己的地盘，而把对方当做入侵者。要是几个儿媳“占地为王”，她们会像腓力斯人那样，对无法消灭和驱逐的敌人进行征税。一个儿媳妇，被视为婆家全家的奴仆，这是她的本职工作。而要找奴仆，自然要找健壮和成年的，而且已经学会烧饭缝补这类女红，以及能在该地劳动谋生的手艺，而不愿要无力无能的小伢。我们知道有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丰满而年轻，却嫁给了一个年龄只有她一半的瘦弱男孩，他们成亲之后的头几年，她很高兴照料这个男孩出天花，而天花是一种幼儿病。
中国媳妇的苦难，可以专门写上一章，而不是简略的一段。中国女子都要出嫁，一般在年幼的时候就出嫁。她们一生中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完全受婆婆管制，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只是模模糊糊知道她们在家庭中受到虐待，忍受许多难以忍受的煎熬。自家父母对已出嫁的女儿管不了，只能对婆家进行一些警告，或者女儿自杀后索要一大笔丧葬费。要是老公把老婆打成重伤甚至殴毙，只要能举证她对公婆“不孝”，便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我们需要再说一下，年轻妻子的自杀很常见，有的地方，差不多就找不到几个最近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村庄。一个妈妈训斥已出嫁的女儿，她自杀未遂：“你有机会，为何没死过去？”没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让人生出同情心了。
几年前的《京报》，刊登了河南巡抚的一份奏折，无意说出了一个真相，父母杀子，以法律而言，有罪，但有一条规定，却使法律无用武之地：一个婆婆谋杀了她的儿媳妇，凶手出钱就能摆平。他上报的案例中，一个婆婆先用燃着的香烫她的童养媳，再用烧红的铁钳烙她的脸，最后，用热开水把她烫死。这份奏折里还提到几个类似的案件，由于写进奏折，肯定真实无疑。这种极端野蛮的事也许不多，但严重虐待而导致自杀或企图自杀的事却常见，以至于人们当时都懒得提及。笔者熟识的不少家庭，都出现过这种事。
当小妾的中国妇女，其命运也很糟糕。在那种家庭中，有快乐可言的人，真的没几个——常见的是不间断的吵闹与公开斗殴。“我们城中的市长，”一位定居中国的外国人写道，“他很有钱，并且学问深厚，多才多艺，管理老到，经典烂熟于心。但他经常干的却是坑、蒙、拐、骗、骂、抢，甚至以折磨他人为乐。他的一个妾逃跑被抓回来，被剥得一丝不挂，两脚倒吊在屋梁上，被打得死去活来。”
在中国，穷人没功夫管病。男人们完全不把妇女、孩子的病痛放在心上，经常任其发展，直到不治的地步，这或是因为没工夫去管，或是因为男人“拿不出药钱”。
在论及孝时，我们已看到，孝道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幼儿无足轻重。幼儿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们会成为什么，而不是他们目前是什么，这是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做法，但中国却相反。三个人出门在外，最年轻的总是首先承受劳累。最年轻的仆人，总是干最吃力的活。大伙在贫困中屡经煎熬，中国的男孩不堪忍受各种压迫，奋起反抗，常常离家出走，这就不奇怪了。那些决心逃走的孩子，差不多都能找到靠山。离家出走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据我们观察，最常见的原因是不停地被虐待。有这样一件事，一个男孩刚从斑疹伤寒中恢复，这种病人大病初愈之后，一般吃得很多，而家中的粗黑面食实在难吃，于是他便跑到当地的一个集市，大吃大喝，花了约莫二十美分。因此，他被父亲骂得狗血淋头，而他也就逃向满洲——各省少年眼中的福地，从此一去不复返。
美国诗人普伦蒂斯说过：男人是造物主的杰作，女人只是“一根鸡肋”。这种说法反映了中国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婚姻的目的，对娘家而言，是可以不再养她。婆家的目的，则是传宗接代。这些目的是不会遭到斥责的，我们不能一味深究人的动机。但在中国，人们对这件事心知肚明。
中产家庭婚嫁的目的都这样，对贫民而言，这个动机就更明确了。人们通常如此评论寡妇重披嫁衣：“现在她不会饿饭了。”俗话说得好：再婚再嫁，就为吃饭；没有饭吃，一拍两散。在救济灾民时，经常能看到不少丈夫干脆扔下妻儿不顾，让他们去讨饭，或者饿死。许多情况下，媳妇被送回娘家，娘家有吃就吃上一口，娘家没吃就饿死。“她是你的女儿，你去管她吧。”还有这样的事，分发给哺乳妇女的救济粮，有时也被男人夺走，尽管这几例也许很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