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文坛掠影(1)

曹乃谦：中国最一流的作家？

李云雷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对大陆评论界长期忽略这样一位优秀的中国作家，马悦然感到难以理解。这也对中国大陆的文学界提出了一些问题：一，曹乃谦是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对他应该如何定位；二，中国批评界是否忽略了这位作家的价值；三，马悦然的评价是否可靠？

在读完曹乃谦的《最后的村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两本小说集后，我认为曹乃谦是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但说不上是一位大家，曹乃谦小说的特点很突出，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叙述方式和语言特色，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在文学传统上，曹乃谦的作品继承了中国现代小说“抒情诗”的艺术脉络，即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的传统，在小说的抒情性、散文式笔法等方面别开生面，其优秀的作品如《“酸枣》、《沙蓬球》等，能令人想起沈从文的《萧萧》、孙犁的《山地回忆》等经典作品，但作者却又有独到的发挥与创造，在色调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沈从文的小说明丽自然，孙犁的小说清新细腻，那么曹乃谦的小说则更为幽暗，但他们对特定环境下“人性美、人情美”的关注则是相通的。

曹乃谦小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语言上采用了一些方言土语，并成功地将之融入到小说的叙述之中，带有浓重的泥土味，达到了一种“既雅且俗，大雅大俗”的艺术效果，这令人想起赵树理的小说，但与赵树理将方言“化”为普通话不同，曹乃谦的小说则注重突显“方言”自身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曹乃谦有着类似韩少功、李锐等作家对语言的自觉。另外，对地方民歌的频繁引用，也构成了小说的一大特点，这显示了曹乃谦对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汲取，也是构成他小说“风俗画”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

曹乃谦的小说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小说的风格化过于明显，不少作品自我重复，不但在风格、题材上重复，在叙述的姿态上也自我重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们读曹乃谦的一篇小说，会有惊喜之感，但读完他的一整本小说集后，会发现人物、故事与叙述方式都极为雷同，模糊在一起了；二，小说一直以“性与饥饿”来刻画农村中的苦难，但对“性”的描写与展示过于集中，如兄弟朋锅、母子乱伦、兄妹越界、光棍“跑马”、粪坑偷窥等等，有时显得格调不高，并有“炫异”之嫌；三，小说对苦难有着较为细致的呈现，但作者却时常流露出一种类似于古代“文人”那种欣赏、把玩的态度，有一种精英式的优越感，这使小说以“审美”遮蔽了对人物的同情、批判与反思。

如果我们承认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炜、李锐等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那么曹乃谦离他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他没有这些作家的文学世界那么丰富、宽广与深厚。也许曹乃谦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延续了“抒情诗”小说的传统，并做出了自己独到的探索，这使他在当代文坛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那么，中国文学界是否忽略了曹乃谦呢？

这涉及到曹乃谦作品的发表与出版情况，在《最后的村庄》的“后记”中，曹乃谦说，“收进本集子的作品，都是以前发表过的”，杨新雨在该书的序言中也介绍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巨擘汪曾祺就看中曹乃谦的小说，极力举荐他之后，还说他是‘一举成名天下闻’。他的小说连续发表于国内的大刊及港台的报刊，入选各种选本，被翻译到国外，文坛人物也多有评价”，而他后来是“因服侍病重的母亲，为尽孝而辍笔”了。在这两本书的封底，附有王安忆、陈忠实、李锐、刘心武等人推荐性的短语，对曹乃谦的小说都有极高的评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文学界对曹乃谦并没有故意的忽略，而只是没有马悦然的评价那么高罢了。

马悦然和他背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就马悦然个人来说，对曹乃谦的评价，首先受制于他的个人趣味，他像一般的海外汉学家一样，不喜欢“感时忧国”的作品，更喜欢“抒情诗”的优美动人，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沈从文的喜爱。个人趣味是时代与环境的产物，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以之凌驾于中国文学之上作为评价的标准，则难免跨越了界限；其次，则是政治与民族偏见，我们注意到《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背景是一九七三年左右的中国，小说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描述为贫穷、愚昧、落后，似乎不可理喻的世界，虽然较为隐约，我们似乎也不难看到马悦然对之肯定的背后，存在着他对中国在政治与民族上的双重偏见；第三，从现实的效果来说，曹乃谦的小说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在“文学场”上也获得了成功，这双重性的成功不仅属于曹乃谦，同时也是属于译者马悦然的，与曹乃谦的亲近关系使他的评价不得不打上一点折扣。

由方言成就的小说

赵晖

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最打尖之处莫过于语言。不光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就连小说的叙述本身也统一于一种精筛细磨过的雁北方言。事实上，由于曹乃谦对雁北方言的沉浸，《黑夜》不仅仅是运用了某种独特的方言在写作，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部以方言来感知与思考的小说。汪曾祺曾用“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来强调小说语言与内容的不容割裂，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可以说，是雁北方言最终成就了这部小说。

《黑夜》中的方言土语表面看来似乎构成了小说的阅读障碍，然而读者一旦进入它的言说领域，就会发现陌生化的方言与温家·令人震惊的生存事实之间存在着丝丝入扣的呼应，方言土语反而成为小说的魅力所在。在“温家·”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人物完全与表现他们的方言融为一体，这种精筛细磨过的方言已经成为人物身上难以剥离的一部分，折射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亲家》中，黑旦送女人去庆家住时，虽然也心疼媳妇，内心深处也怀有屈辱，但他的立场却很明确，“人家少要一千块，就顶是把个女儿白给了咱儿。球。去吧去吧。横竖一年才一个月，中国人说话得算话”；出门前叮嘱女人的话更含春秋，“把那干净衣裳换上，甭叫人家村笑话”。从这种典型的“温家·”行为逻辑和价值观念中，不难看出个体尊严与困窘生活之间的相互妥协，亦可见到“食”与“色”之间沉默而艰难的换位体谅。这无疑是《黑夜》最动人之处。

虽然通篇看来《黑夜》的语言多多少少给人删繁就简的感觉，但具体到各个短篇之中，这种简省烈辣的方言却有效地扩大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在《黑夜》中，无论是小说的叙述语言还是人物对话都字句夯实，罕有虚费。小说还尽力将人物复杂胶着的心理状态与温家·风景的内面烈焰包裹于村民们言谈举止的具体细节，往往指实打虚、拙里藏锋，复现了古典白描、留白等手法的优长。在《锅扣大爷》中，甚至用锅扣大爷临死前的一句话“把我埋进三寡妇的坟”，轰然洞开了他在温家·的另一重生活，很得林斤澜所谓“无话则长、有话则短”的妙处，为读者开放了想象空间。但无庸讳言，由于小说的长处是呈现而不是反省，是沉重的叹息而不是深入的追问，它为读者开放的想象空间，就不能不处处为作者全然匍匐于温家·这块贫瘠土地上的姿势所局限，而温家·生活的苦烈在更多的时候也终成“风景”，许多原本可以深挖的内蕴也令人遗憾地隐而不张。

这种简涩朴拙的方言本身还具有极佳的象征意味。雁北方言中所谓的“简直简”、“日每日”似的骨鲠，所谓的“泪蛋蛋”、“灰了”似的土味，所谓“穷球的”、“狗日的”似的脏口，以及民歌的素朴粗砺，单音节词的质地坚实——这种种语言特色是如此突出、令人难以轻视，以至于它们获得了某种独立于内容之外的象征意义，从语言层面直接构成了一组想象中的“中国人形象”：“他们”木讷寡言、贫穷蒙昧、满身尘土味，艰卓的生活压弯了“他们”的脊背，同时也赋予“他们”硬朗的线条和执拗的生命力量。这种寄寓深情的“中国人形象”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之间有着不自觉的隐秘联系，但似乎更暗合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普遍想象。借此一隅观之，《黑夜》深得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的赞誉，原也在情理之中。

这部小说语言、人物、主题之相互契合，仿佛确证了那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老话，其骨力全赖独特的雁北方言成就。比照曹乃谦的另一本小说集《最后的村庄》，这种筛磨过的方言赋予《黑夜》的魅力就更为显在。《最后的村庄》中反映雁北乡下人情人性的小说，启蒙者的优越感不再遮遮掩掩，叙述者的情感带入也更为明显，小说给人的感觉却是拖沓与平淡。即使是取材与《黑夜》非常接近的小说《豆豆》、《荞麦》，也因或多或少地离开了那种由雁北方言而来的独特的叙述与思考方式而减损了小说的冲击力。当年，汪曾祺说曹乃谦照这种方式“最多写两年”，“以后得换换别样的题材，别样的写法”；现在看来，曹乃谦的新路走得并不宽展，让人牵念的仍然是这“两年”之内的语言和这“两年”之内的作品。

得之于简，失之于单

邵燕君

首先，我想说的是，曹乃谦确实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在那么漫长的寂寞岁月里，他固守着自己的园地和耕种的方式，对文学如此纯正的热爱和虔诚的护守之心，如今恐怕只能在老作家之中找到了——或许还得是一直未成名的老作家。所以，曹乃谦的被“发现”不仅对文学史有补遗之功，对当下创作也是一个有益的警示，他对叙述的讲究，对“留白”的嗜好，对语言近乎吝啬的精简，都如一条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日益松弛芜杂的当下创作。

不过，如果说到文学的评价和定位，尤其是提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就必须把曹乃谦置于几类相关作家——比如与其题材、体裁、风格相近的当代作家、文学史前辈作家、世界级的优秀作家——的比较中来考察。在如此苛刻的品评中，我们看到，曹乃谦的创作虽然极具特色并在多方面有探索成果，但比起在该方面最有突破的作家而言，还是略逊一筹。

这样的评价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比较中做出的：

首先，逼近“原生态”，但角度嫌单一，手法嫌单调——相对于李锐《厚土》。

曹乃谦的创作，尤其是最代表其风格和成就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风景》，其核心主题就是一句话：“食色，性也。”这种直逼、并且固守“原生态”的写作，在当代创作中特色鲜明但并非独一无二。李锐在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厚土》系列也是要“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见《后记》）《厚土》触及的东西也很“硬”，如也写到了熬光棍、乱伦、换妻、偷情，等等，但同时也写出了生长出这“根性”的社会环境：乡村政治、习俗、伦理和时代氛围，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更复杂微妙。在写法上，《厚土》也是由极短的短篇系列构成，叙述高度精简内敛，但手法上并不止专营对话，而是动作、心理、风景描写等全方位调度，手法随故事不同而变化。《黑夜》创作时间与《厚土》相近，所写的地域也相近，但相对于《厚土》，《黑夜》在篇幅上厚了，在意蕴上却薄了，主要原因是将人物从其所属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孤立了出来，单纯受困于本能欲望。专注于经营对话，特色突出，但也嫌单调。在当时充满了文人想象的“寻根热”的创作中，《厚土》、《黑夜》这样的“原生态”写作在很长时间内不被理解（李锐曾多次表示对有关《厚土》的评论不甚满意，因为大多数的文学批评都是从“文化”、“国民性”的角度来解释这部作品），但《厚土》仍被高评，《黑夜》则被埋没，其相对的单薄、缺乏多种角度的阐释性，或许也是一个原因。

第二，直写“生存本能”，但经验细节欠突破——相对于杨显惠《定西孤儿：纪事》。

单调和重复是曹乃谦创作的一个比较显见的问题，“一两篇惊艳，一两部沉闷”是较为普遍的阅读感受。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感受，除了创作主题的单一和叙述方式的固定化外，还有更内在的原因，就是小说固执地写人的食色本能，但在本能的经验开掘上，缺乏真正有突进性、撕裂性的细节描写——这一点在与另一位也是一直被埋没的老作家杨显惠的近作《定西孤儿：纪事》的对比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定西孤儿：纪事》由二十二个短篇故事构成，写的也是同一个地方的同一群人，主题更单一到只有一个——饿，二十二篇故事写的就是一件事：人是怎么被饿死的；所有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情节模式：从忍饥挨饿到家破人亡；读者反复体验的也是同一种阅读感受：从震惊刺痛到痛定思痛。然而，读完整个系列，你会发现，这些作品的震撼力居然具有惊人的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其原因是由于构成这些故事的“核儿”的生命体验都是具有突破性的——它们是作家从大量的考察访谈中深挖细掘出来的，带着沉入地狱者最后的挣扎和哀号——因而，对我们所有生者的经验和想象都具有突破性。曹乃谦的创作基本上是把读者带到“底线”处就止步了，在他“留白”的地方，是杨显惠真正的起点。除了艺术追求不同外，这里恐怕还是显示了曹乃谦“下生活”的深度还不够。即使写“在人间”的生活，也缺乏足够扎实鲜活的细节支撑，在一些地方，看得出文人想象的疆囿。写本能又缺乏新经验突破，“惊艳”之后就会让人感到单调。

第三，讲求简笔、留白，但人物嫌简平、内涵欠深厚——相对于赵树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