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书画要具备历史知识任何一件书画作品，都与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分不开。第一，要熟悉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物质条件、器用服饰等，以便分析作品所处的年代，根据历史材料辨别真伪。第二，要了解艺术家个人风格和职业生活，例如明代有些画上空着上款的位置，这是为画有买主时再补写。画卖不掉，上款便始终空着。
有些作品因画在前，卖在后，下款和上款分两次写成，所以墨色不一样。第三，关于年号、干支等方面的历史知识必须具备。中国书画上一般要题年号或干支纪年法。如明万历共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才是泰昌元年，倘若遇到书画题“泰昌元年二月”，可以肯定是伪作。
特权阶层的兴起与苏共的败亡
纪彭
二十年前，曾经强大的苏联一夜之间解体，拥有二干多万名党员的苏联共产党顷刻亡党。
二十年来许多人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苏共自身腐败是导致其败亡的主要原因。
由《人民日报》主办的《文史参考》最近发表了一组文章，对苏共特权阶层腐朽生活作了分析，并刊登“编者按”指出：殷鉴不远，反思苏联解体、苏共执政败亡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更深地感受到，必须坚定不移地遏制腐败，实行民主，才能使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使国家长久健康地发展。
现将其中《特权阶层的兴起与苏共的败亡》一文摘登如下——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普通人通过努力，可以通过正常的上升途径获得高位，那么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个社会还算是公平的。但在苏联，随着特权阶层的兴起、固化和自我封闭，底层精英升迁之路几乎被堵死了。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
由于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领导人的亲属和那些能接近领导人的人，往往就成了大权在握，作威作福的人。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航空学院，卫国战争爆发时，他只是个二十岁的上尉，但是到了四年后战争结束时，他竟然被提拔成中将。尽管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可是一九四七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后，立即就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回忆，“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是他得不到的。
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
不仅如此，那些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诸如警卫长之类的人物，也在生活待遇上享有很大的特权。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谈到，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没有什么文化，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任人唯亲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以勃列日涅夫为例，他的女儿加琳娜生性风流，平均每两年就要更换一任丈夫，她最后一任丈夫邱尔巴诺夫不学无术，可当他进入勃列日涅夫家后，就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十年时间就从默默无闻的克格勃上尉升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获得上将军衔。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更是个纨绔子弟，年纪轻轻就凭借勃列日涅夫的权势平步青云，当上了被人们称为“肥缺”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
其他高层人物的子女也很自然地进入特权阶层，米高扬的儿子快速升迁为《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葛罗米柯的儿子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成为苏联驻华盛顿的公使衔参赞，后又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就连倾向于改革的赫鲁晓夫当权期间，也曾让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并“掌管了赫鲁晓夫的新闻局”，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地方上，各共和国的科学院，都“变成了塞满亲属和以地方领导为靠山的人谋求高薪和清闲职位的地方”。
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获得巨大的特权，只要和领导干部有了亲密的关系就能获得极大的好处。酷爱打猎的勃列日涅夫，晚年已无力手握猎枪，但对打猎的兴趣未减，便改为由他指挥，别人射击。
他特别看重伺候他打猎的职业猎手，居然授予猎手将军军衔和所有三个等级的“为祖国服务”勋章。大概他认为，为他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
为了遏制这种腐败，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了特殊的干部政策。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二十五条规定，党员干部要经常更替，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领导由于任期届满而被更换。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进行了反制。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一九六六年四月，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第二十五条进行修改。从此以后，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逐渐形成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百分七十九点四，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百分之九十，有的任期竟长达二十五年。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
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使得上层阶级有机会互相庇护，互相提携，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一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但出身于普通人的只是少数，大多数特权阶层是内部产生的。到了一九七O年至一九八〇年代，国家的高层精英人物实际上已经停止从下面补充人员了。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特权阶层逐渐脱离群众，“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关系，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过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凭着父母的地位轻易地进入好的大学，如进入外交官摇篮的国际关系学院，然后被公派出国，回国后就可以得到一份前途无量的位置，为进入特权阶层铺好阶梯，一段时间后他们便成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
既然通过辛勤的工作和杰出的才能已经无法获得升迁，那么各级干部们就开始依靠给领导送礼、讨好上级，谋得更高的官位，获得更大的权力。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这一时期，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许多地方和部门早已不是按能力和贡献的大小来选拔任用干部，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因此，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一九六九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二十万卢布，第二书记是十万卢布。这些靠着溜须拍马、行贿送礼上来的官员，毫无政治理想，他们当官完全是为了私利，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反对任何涉及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
一九七六年勃列日涅夫七十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其中，雅库特人赠送了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当时，军工企业送的是刻有他名字的手枪，高加索地区送的是带压花的宝剑。
苏联航空航天研究中心一九七三年送给勃列日涅夫一个精致的烟盒作为生日礼物，盒盖上刻有几枚核弹头。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多利亚在莫斯科弄了一套房子，专门存放丈夫在各类场合中收受的礼物。
闲暇时，她最大的爱好便是到那里欣赏琳琅满目的收藏，顺便带过去新的礼品。
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国外，当外国人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他们便一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德国的梅塞德斯、英国的劳斯莱斯、法国的雪铁龙、美国的林肯等等。
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没当上总统之前，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把军刀，刀鞘上镶着一层黄金，上面还镶嵌着宝石。
就连以改革而着称的戈尔巴乔夫也是通过巴结领导得到升迁的。当初戈尔巴乔夫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那里有许多国家级的疗养院，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等高级领导人常到那里休假，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和他们接触，利用各种机会讨好他们，这为他以后的升迁提供了方便。
上行下效，请客送礼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这种风气仍然十分严重。许多外国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纪念品、家传宝物、钱或贵重物品。各国为了表示对他锐意改革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白金纪念章和纪念币。有一次戈尔巴乔夫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十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给他的。
领导干部终身制再加上任人唯亲，到勃列日涅夫的后期，已产生一系列严重恶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思想僵化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苏共内部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六十四个部，二十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八百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十五人，正副部长共十九人。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特权阶层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发展大计，而是本阶层、本人的利益，他们只关心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要么敷衍了事，要么高高挂起，要么搪塞推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