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批判之五十七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云：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事而民自富。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以正直的方针治理国家，以奇特的谋略指挥军队，以不生事来统领天下。我怎么知道要如此这般的呢？是根据下面的道理：限制规定得越多，老百姓就越贫穷；老百姓拥有的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混乱；老百姓越聪明，坏事发生得就越多；法制越健全，犯法的人就越多。所以圣人说：我无所施为，老百姓就不会抱怨；我平心静气，老百姓就不会胡来；我清心寡欲，老百姓就会归于纯朴；我无所事事，老百姓就会富裕起来。
子曰：“政者，正也。”
我们或许很不幸，没有生活在两千年前的秦朝，因此没能领略到秦嬴政“以正治国”的景象。
为了防止国家出现混乱，就将老百姓手中的武器都收缴上来铸造成“金人十二”，结果劳民伤财不说，也仍然没能抵挡住陈胜、吴广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为了使犯法的人减少而“严刑峻法”，将人分成犯法的与守法的两类，结果却使被砍掉双脚的人到处都是，刑徒囚犯更是成千上万；为了使老百姓服服帖帖接受其统治而“焚书坑儒”，结果造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为了使老百姓都富裕起来而通过“书同文，车同轨”来实现“大一统”，结果却使老百姓连饭也没的吃了。
尤其是为了使这“正”永远地“正”下去而不得不人为地生出事来：派方士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出海寻找传说中的仙山琼阁无功而返；派方士侯、卢二生求长生不老之药而大遭其骗；大兴土木修阿房宫、骊山陵、长城使民怨沸腾等等。其初衷未必有什么不好，只是跑了偏，结果也就大打了折扣；再加上胡亥在其师赵高先生教导下的非为，最终险些还得出了负数。由此看来，所谓的“以正治国”实在是很有一些难度的。
据说东方人与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最大的不同点是西方人喜欢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而东方人却正相反。比如人本来是这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但一个好与坏就将其分开了。而且还往往好者无坏而坏者无好，即只要被归于了好就无不好，只要被归于了坏就无不坏。尤其是后者，一旦被打倒了就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都不得翻身。
在两千年前，人先是被分为圣人和愚人，但在比例上似乎太过于偏颇。圣人一个就够，其余的都会跟着这一个跑，所谓圣人怎么样老百姓就会怎么样，就如同羊群或狼群一般。但事实是连一个这样的圣人都难找，于是人又被分成君子和小人。二者虽然也还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但在数量的分配上却是均衡得多了，虽然还是一小撮对比着一大群。只是到了小人可以通过学习变成君子，君子又可以通过学习变成圣人之后，才使“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变成了“天梯石栈相勾连”。但虽然因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出了不少的王，圣人也还是寥寥无几。
到了上个世纪中国是又出了圣人的，而且一下子就出了一大群。他们当然都是要“以正治国”的，但对于那个“正”的理解又当然是各有不同。于是表面上是一回事，心里面是又一回事。最后终于是谁都按捺不住，个个都跳出来表演了一番，让一大群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很像是一出戏。
在那出戏里还有一个情节是不可或缺的，人的区分又有了新方法，被左与右和正与反分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成份论，更让很多人在一生下来就成了狗崽子，就更是要不仅空前而且还要绝后的奇事了。由此看来，即便是做一个普通的人，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要一个普通人无所事事都是一件痛苦的事，让一个国君无所作为又怎么可能，尤其是在想当这国君的还另有其人和这世界上还有许多其它国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有了大跃进的超英赶美，就有了原子弹暴炸和人造卫星上天。也许除了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之外，老百姓为了那孤零零的一个而受些苦都是值得的。更不用说，他还用自己几乎是“无所不通”的智慧“四渡赤水出奇兵”，创造出了一段神话般的红色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