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探索和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但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在时空顺序上的层次性和分异性，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东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无论是在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和规模扩张方面，都使体制改革滞后、结构调整缓慢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望其项背。在东、西部之间由于改革和发展的差异所导致的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等诸多差距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滞后也是形成这些差距的重要因素。
甘肃是我国西部地区典型的欠发达省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也颇具典型性。如何顺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适应我国加入WTO以及市场化不断深化和扩展的需要，动员和组织一切社会经济资源促进甘肃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此，必须深入研究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抑制性因素，探讨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下简称为“传统体制”）时期，形成了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被改造为“准国有经济”的城乡集体经济）的“一统天下”，非公有制经济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异己而被禁止和取缔。这种状况，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发生了变化。从根本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开启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通途；从客观实际来看，我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亟需扭转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的危局；“文化大革命”期间12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返城，使城镇面临着空前的就业压力；在农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解体，启动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进程。所有这些，都使传统体制时期单一的国有、集体就业模式难以为继。为此，党和国家制定并实施允许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的就业方针；同时，也向外资的进入打开了大门。由此形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起点。
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了私营经济；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股份合作制经济、联营经济；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新的所有制形式的经济。新的所有制形式的经济，从其产权结构来看，既有“公”的成分，也有“私”的成分。按照有关的政策规定，如果其中“公”的成分在产权结构中居于支配或主导地位，就将其归为公有制经济，如国有控股公司等；反之，则将其归为非公有制经济。这类新的所有制经济的“非公非私”特征，使其具有“公”与“私”的兼容性。它们既为市场化进程中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纯粹的非公有制经济（私营和个体经济）扩大规模，提高社会化水平提供了条件。这些新的所有制经济形式具有迥异于传统公有制经济的特征。我们可以将其视之为非公有制经济（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在以下的研究中，除非特别指明，非公有制经济除了私营和个体经济外，还包括上述各类“非公非私”的所有制经济，同时，也包括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全国一样，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起步阶段（1978—1987年）：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1949年，甘肃城镇个体劳动者有12．9万人，为当时国有经济单位职工的3倍，此后到1952年，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增长3．21倍，达到18．1万人，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增加30．23％，达到16．8万人；1956年，我国对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经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几乎是一夜之间改变为国有经济，而城镇个体劳动者则数量锐减，到1958年仅有1．8万人，其后，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盛行，城镇个体经济被取缔、禁止，以致到1978年，才由“地下”转变为公开身份，当年全省城镇个体劳动者只有1万人，还远未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此后，到1982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中，私营经济仍付之阙如，城镇个体劳动者则增加到3万人，仅占全省城镇从业人员的1．60％。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外商投资也在1980年进入甘肃，当年引进外商投资208万美元。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就肯定了城乡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从而也启动了以城乡个体经济为主的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见表15。
启动时期的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特点：一是起点低，这不但表现在从业人员在全省从业人员总量中的比重小，也表现在其所进入产业中所占的份额不高。二是结构单一，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一时期以个体经济为主体；虽有外商投资进入，但其发展不稳定。三是进入规模以商业流动领域为最高，非公有制经济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远远高于其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四是增长速度快，见表16。
这些特征，反映了这一时期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两重性，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还被定位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从发展初期，就显示出其生机勃勃的创业冲动。
说明：（1）“*”为1984年数字，“**”为1985年数字；
（2）外商投资为外商实际投资（以下同）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按当年汇率计算；
（3）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甘肃统计年鉴》计算。
说明：（1）从业人员为城镇从业人员；
（2）工业总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为按1985—1987年期间数字计算；
（4）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甘肃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环境来看，虽然我国体制改革在这一时期已经展开，但只是对传统体制进行了调整性改革，在城市对企业实行扩权让利等。传统体制的松动还比较有限，政府只是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但同时也设置了许多禁区，如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划分界限的依据，限定个体经营者雇工的人数不得超过7人；不准个体经营者从事长途贩运、批发，严禁倒买倒卖等；兼之这一时期，从事个体经营的人除了上山下乡返城知识青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被安置到国有、集体企业就业）外，有一部分是刑满劳教释放人员，因而社会舆论中不乏“不三不四挣大钱”的偏见。因此，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并不宽松。甘肃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深重，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结构多样化发育阶段（1987—1992年）：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指出，在这一阶段，“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与党的十二大相比，党的十三大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出了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的多种经济成分中，包括私营经济。毋庸置疑，党的十三大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比十二大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在党的十三大确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甘肃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结构多样化的发育阶段。在这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从其构成来看，出现了多样化的端倪，即不但有个体经济，还包括私营经济，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以及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产业领域有所扩展，其经营规模也不断扩大，见表17。
说明：（1）外商投资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当年汇率计算；
（2）资料来源：根据表1和《甘肃统计年鉴》（1993）整理和计算。
与1982—1987年期间相比，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面，城镇非公有制吸收就业的数量显著降低，这与在此期间甘肃城镇就业的公有制经济指向有关。实际上，这一时期，甘肃城镇新增就业33万人，而国有、集体经济单位新增就业即达36万人，与此同时，城镇非公有制就业减少3万人，这说明，至少有一部分非公有制的从业人员转移到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另一方面，在此期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的势头却比较强劲，而其中相当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联办和个体办的乡镇企业就业，1992年其数量比1987年增加了63．19％，年均增长11。09％，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中的比重达到62．31％，比1987年增加12．37个百分点。从数量上看，农村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在此期间增加了34．31万，因而从总体上看，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1992年比1987年增加28．47万，占同期全省从业人员增加数量的17．11％；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占全省从业人员的比重，也由6．16％提高到7．79％。
1987—1992年期间，非公有制经济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的明显提高，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都反映了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在产业领域保持着强劲的扩张态势。在此期间，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环境无疑比前一阶段明显宽松。但是，从总体上看，甘肃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仍放在体制内调整。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甘肃把推进国有企业的“一厂两制”，即兴办厂办集体企业为重点，在安置就业方面，也主要是面向国有、集体企业。因此，在这一时期，国有、集体企业与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就业的增长显现出强烈的反差，特别是90年代初期姓“社”姓“资”之争，又恶化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舆论环境乃至发展环境，使私营经济的经营者心怀疑虑，出现了争戴“红帽子”的现象。在甘肃，还出现了一种“变通”现象，即把按照过去规定雇工超过8人的“私营”企业列入个体经济。1992年，全省城乡个体经营的工业企业中，这类企业有1698个，占城乡个体工业企业数量的2．17％；其从业人员、工业总产值、自有资金，则分别占城乡个体工业企业的7．94％、9．25％、14．66％。这些企业，正是以后甘肃私营工业企业的成长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甘肃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同全国一样，形成了个体、合作、私营、外商投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格局，但总的来看，个体、合作经济居于主导地位，股份制经济、私营经济还只是处于初始发育阶段。从国家政策来看，仍未脱离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的思路，社会舆论环境还存在着把私营经济、股份制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的偏颇。这些，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创业预期不能不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全面发展阶段（1992—1997年）：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目标模式。由此开始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这就明白无误地揭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多种经济成分是长期共同发展的。
党的十四大开启了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进程，充分肯定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长期性，扫除了长期存在的姓“社”姓“资”问题造成的困惑和偏见，开拓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党的十四大以后，甘肃的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从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形式来看，已由原来的个体经济为主的单一形式，扩展到包括个体、私营、联营、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投资以及其他经济在内的多种形式；从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领域来看，在按大类划分的国民经济16个部门中，已有11个部门含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与1987—1992年期间相比，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扩张更为显著，见表18。
在表18中，虽然外商投资额比1992年有所降低，但这一时期，外商投资额年均为5564万美元，是1992年的1．2倍；即使在此期间外商投资水平最低的1994年，也达到2676万美元，是1980—1991年期间外商投资累计总额2089万美元的1．3倍。
此外，到1997年，全省建筑业企业中，已有53个非公有制企业，占建筑业企业数的10％，这些企业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为9．65亿元，占全省建筑业企业总产值的9．07％；在全省独立核算的运输企业中，非公有制企业营运业务收入则占2．99％。这些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占的份额不大，但与1992年以前的情况相比，可以说是取得了零的突破。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表3和有关年份的《甘肃年鉴》整理和计算。
总之，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使甘肃和全国一样，进入了非公有制经济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从而大大扩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领域，并使之迈上一个新的水平。
（四）非公有制经济成长阶段（1997年以来）：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他还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1997）这些论述，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并且在后来形成宪法修正案，成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