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以后，江泽民同志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问题又进行了多次强调和论述。特别是在2001年纪念党的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指引下，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他还指出，“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做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2002年5月31日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又强调指出：“要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断深化对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
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论述，从体制和思想、观念上解除了各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和做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束缚和羁绊f同时，党的十五大以来，市场化改革的扩展和深化，也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大为改善，甘肃和全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在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遇到了一个历史性机遇，这就是1999年党和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之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更是给非公有制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甘肃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从就业来看，全省城镇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在1997一2000年期间由34．31万增加到181．13万，增长4．3倍，年均增长74．12％，大大高于以前任何一段时期；在工业中，城乡个体私营工业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总产值在这一时期年均增长分别为14．78％、13．36％，分别比公有制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水平（9．86％）高4．92、3．3个百分点。不但如此，非公有制经济在增量投入方面也表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在此期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8．63％，非公有制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则年均增长21．56％，比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水平（17．64％）高3．92个百分点。到2000年全省GDP中非公有制经济的份额已达24％以上，在全省经济中，已大体形成“四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
总之，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密切相关。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轨迹，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及市场化改革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孕育、催化、推动作用的反映，也是甘肃逐步摆脱传统体制及其形成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不断解放生产力的反映。
二、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现状及其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几乎是从零起步，从小到大；由涉足于以商业流通为主的少数几个经济部门，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大多数部门；由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进入新世纪，甘肃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像我国东部地区那样，成为改善全省经济结构、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关系到甘肃能否有效地遏制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形成较强的经济竞争力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甘肃能否在基本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并加快其进程的重大问题。为此，必须对甘肃非公有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经济规模与就业：低水平的大反差
2001年，甘肃GDP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为25．08％，已实现“四分天下有其一”。应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已在全省经济总量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特别是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头两年，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2000年到2001年，在全省GDP的增加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已达到35．12％。
另一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四分天下有其一”的水平还很低。在广东，仅“三资”工业企业和非公有制建筑业企业的增加就占其GDP的21．31％；在浙江，仅第二产业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增加值就占其GDP的30％以上；在西北地区，甘肃全部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增加值、非公有制建筑业企业增加值及非公有制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增加值的总和为GDP的18％，也仅与陕西省2000年的水平相当。
2001年，在全部从业人员中非公有制单位从业人员占的比重，全国为24．45％，浙江为27．72％，广东为20．84％；在西北地区，陕西为19．52％，新疆为19．10％，青海为15．27％，宁夏为13．95％，甘肃仅为8．08％。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水平不但远远低于全国和东部地区，而且在西北五省区中也最低。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份额与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之间在低水平上形成悬殊落差，成为现阶段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产业进入：领域扩展但层次较低
如前所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甘肃非公有制经济所进入的产业领域已非常广泛，但从各产业进入的程度来看，却差别很大。以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为例，2001年，甘肃省这两类经济的就业人员占全部非公有制就业人员总数的84．69％，其中在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7个部门就业人员占98．52％。表19则反映了甘肃私营、个体经济就业的产业进入水平和分布。
从就业的角度看，甘肃私营、个体经济总体上进入产业的程度（私营、个体经济就业者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比全国和东部地区水平低3．38和9．35个百分点，比西北地区的平均水平低5．89个百分点在表5所列的7个部门中，按进入程度的高低，排前3位的依次为社会服务业（82．35％）、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77．68％）和制造业，这与全国、东部和西北地区的情况大致类似，但进入制造业的程度却远远低于全国、东部乃至西北地区的平均水平，分别比东部、西北和全国的平均水平低1 2．96、9．22和9．20个百分点。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整理和计算．
从私营、个体经济就业的部门分布来看，全国、东部、西北和甘肃就业比重居于前3位的部门及按比重高低排列的次序都相同，即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制造业、社会服务业。甘肃与全国、东部及西北地区的不同之处，一是这3个部门就业占私营、个体经济比重的和显著高于全国、东部和西北的水平，东部为87．38％，全国为85．61％，西北地区为84．59％，甘肃则高达90．67 9，5；二是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低于全国和东部平均水平的幅度较大，分别比全国和东部低10．2和17．66个百分点；三是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就业比重极高，分别比全国和东部高14．03和18．43个百分点，比西北地区的平均水平也高6．4个百分点。
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甘肃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对收入和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来说进入“门槛”不高的行业。例如，在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中，甘肃非国有工业企业占的比重仅为26．70％；非国有工业企业占各重要部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66．98％，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55．98％，加工工业33．22％，原料工业14．64％。虽然其中还包括集体企业，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制造业中，主要进入的是初级产品加工业。此外，从就业的情况看，建筑业中非公有制的就业者中，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的比重占97．87％；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非公有制单位就业者中，从事公路运输业的占87．44％；在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非公有制单位的就业人员中，从事食品、饮料和家庭日用品批发以及零售业的占87．00％；在社会服务业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人员中，从事旅馆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占75．83％，等等。
总的来看，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领域进入的程度还比较低，并且具有发展初期阶段以初级贸易为主、以劳动密集为主等主要特征，换言之，其产业进入尚处于低度化阶段。
（三）增量投入：扩张强劲但份额仍然偏低
持续且不断扩大的增量投入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对应于上述的4个发展阶段，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量投入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呈现为如下态势，见表20。
表20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中，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在其所经历的4个发展阶段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及其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额的贡献和增长速度的贡献，呈现为升降起伏的两个周期性变化。这一态势与各个时期的体制环境、政策指向，以及市场变化密切相关。例如，在体制环境偏紧、改革取向尚不明晰的1987—1992年期间，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及其对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额和增长速度的贡献比前一时期大幅度下降，而且成为4个发展阶段中的最低水平。很显然，在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投资预期受到较强的体制性抑制。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甘肃年鉴》（2002）整理和计算。
在改革的市场化目标确定之后的1992—1997年期间，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显然为急剧扩张之势，其年均增长速度及其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额和增长速度的贡献不但大幅度上升，而且达到4个阶段的最高水平。1997年以来的情况又有新的变化，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我国市场供求关系由短缺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数量规模扩张型投资转变为结构选择性投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投资机会的选择上更为理智和谨慎；另一方面，从1999年开始，国家制定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来源于国家和政府的投资规模扩张的势头强劲，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规模虽然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态势，但其对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速度的贡献却显著降低。
在20年中，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增长速度都高于公有制经济。但甘肃非公有制经济毕竟是从很低的起点上起步的，加之甘肃市场化改革滞后等众所周知的原因，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量投入在全社会增量投入中的份额虽有显著增长，但与全国，尤其是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见表21。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
从发展过程来看，在1987年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初兴阶段，其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83个百分点），而与东部、西北地区的差距还比较小；到1992年，与全国、东部平均水平差距也不大，但却高于西北地区的平均水平1997年以来，全国、东部、西北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甘肃这一比重上升的幅度则不显著。2001年与1992年相比，非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增长速度，全国为10．33％，东部为12．57％，西北地区为13．81％，甘肃仅为7．75％。到2001年，甘肃与全国、东部乃至西北地区相比，非公有制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明显偏低。如果考虑到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存量的经济规模仅占全省GDP的1／4，这正与其增量投入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份额大体相当。但另一方面，却能够从存量和增量投入的关系上反映甘肃非公有制经济低水平的特征。
（四）经营规模：低水平的数量扩张
1．就业规模。1992年，甘肃有私营、个体企业23．0万户，到2001年，达到31．8万户，增加38．20％，其中私营企业户增加10．76倍，个体企业增加30．47％，在数量增加的同时，非公有制企业在就业规模、经营规模和资本规模方面却呈现出较低的水平。1992年到2001年期间，甘肃私营、个体经济的平均就业规模见表22。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
从私营企业来看，1992年到2001年，平均每个私营企业的就业规模，全国下降了32．52％，东部下降了16．67％（其中浙江上升7．79％），西北地区下降32．04％，甘肃则下降了41．99％；到2001年，甘肃平均每个私营企业的就业规模，仅及浙江的80．72％。
从个体企业来看，1992年到2001年，全国、东部（浙江）、西北地区以及甘肃平均每个个体企业的就业规模都有所扩大，但相比之下，甘肃扩大的幅度（12．50％）则小于全国（25．00％）、东部（17．65％）（其中浙江为20．00％）和西北地区（18．75％）；到2001年甘肃平均每个个体企业就业规模，与浙江持平，但分别比全国、东部低10％，比西北地区也低5％以上。
直观地看，2001年，甘肃私营企业的平均就业规模比全国和东部的平均就业规模还高一些，私营企业的平均就业规模与全国、东部和西北地区的差距亦不算大。但问题在于，甘肃这两类非公有制企业或者规模萎缩的幅度大（私营企业），或者规模扩张的态势弱（个体企业），此其一。其二，甘肃私营和个体企业相对于人口的数量明显偏少，2001年，平均每10万人口中私营和个体企业的数量，全国为20．7户，东部为24．9户（其中浙江为39户），西北地区22户，甘肃仅为12．3户，不但与全国、东部（浙江）的差距十分悬殊，就是与西北地区的平均水平相比，也相去甚远。其三，甘肃私营和个体企业投资者吸纳就业的能力也较低。以私营企业为例，2001年，平均每个私营企业投资者雇佣的就业者，全国为5．9人，东部为6．1人（浙江为6．1人），甘肃略高于西北地区的平均水平（5．2人），但也仅为5．3人。这是甘肃私营企业投资者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水平低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