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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3)

2.经营规模。2001年,在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加值中,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公有制工业占近2/3,因此,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水平。表23则反映了1998—2001年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生产规模及其变动情况。

表23是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范围内计算出的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水平。从表9中可以看出,在1998—2001年期间,甘肃达到国家确定的规模以上的非公有企业的平均生产经营规模与全国、东部的大幅度扩张趋势相反,显现出大幅度萎缩趋势,以致2001年这些工业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不但与全国和东部相比,落差悬殊,而且与西北地区相比,也处于很低的水平。

说明:(1)工业总产值及其指数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指标范围为年产

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

(2)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

甘肃非公有制经济规模水平低的问题不仅在工业领域十分突出,在其他产业中也同样如此。例如2001年,在建筑业中,平均每个非公有制建筑企业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全国为3277.75万元,东部地区为3889.37万元,甘肃虽高于西北地区平均水平(2593.01万元),但也仅为3102.76万元,分别为全国和东部平均水平的95%和80%;在商业贸易业中,限额以上非公有制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平均的销售收入,全国为9332.90万元,甘肃仅为6096.88万元,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3。

3.资本、资产规模。1998—2001年,甘肃非公有制工业、建筑业、商业贸易业企业的资产、资本及其变化见表24—1、24—2、24—3。

1999年到2001年,是甘肃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启动时期,这一期间,甘肃非公有制经济企业数量扩展强劲,特别是其中的工业企业,数量增长2.2倍;其他如建筑业企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幅度虽然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还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企业的资本和资产也呈较强的扩张之势,特别是工业和建筑业企业的资本和资产扩张更为强劲。但是另一方面,就企业平均的资本和资产规模来看,一是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平均的资本和资产规模、批发零售贸易企业平均的资产规模却相对萎缩,即其企业数量的增长并未引致企业资本和资产规模的增长;二是表列的三类产业,企业平均的资本规模和资产规模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却很低,见表25。

说明:(1)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为产品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企业;

(2)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甘肃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

1999年到2000年,甘肃非公有制企业中,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建筑业企业平均资本规模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稍有缩小,而表列三类产业非公有制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则显著扩大。还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建筑业企业平均1元资本所调动的资产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到2001年,全国非公有制工业企业资本对资产的调动能力增强,甘肃则有所下降;非公有制建筑业企业资本对资产的调动能力,全国和甘肃都在下降,但甘肃下降的幅度之大,其资本对资产的调动能力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表中所显示的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建筑业企业、批发贸易零售企业资本或资产,占各该产业总量的份额,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相去甚远。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甘肃非公有制企业数量扩张势头强劲的同时,达到规模水平的企业却并不多。这在工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2001年,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占的比重,全国为59.84%,东部为65%(其中浙江为86%),西北地区为28%,甘肃略高于西北,但也不到31%。这些都说明,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尚处于就业容量小、经营规模小、资本和资产规模小的数量扩张型初始发展时期。

(五)区域布局:低水平下的相对集中

2000年以来,由于省委、省政府及各个地市州都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制定并实施了有效的政策措施,到2001年,全省及大多数地市州GDP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见表26。

从表26中可以看出,甘肃省各地市州的GDP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以嘉峪关、金昌、兰州这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水平较低,且比重提高的幅度较小;而在西陇海一兰新经济带甘肃段(包括天水市、定西地区和兰州、白银、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等9个地市)GDP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且比重提高的幅度也比全省平均水平略高:表12所反映的情况还表明,除了嘉峪关(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最低)和武威、张掖(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在各市地州居于前两位)这3个市以外,在其余各市地州,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的差异并不算大,即在全省大多数地区,GDP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的分布还是比较均衡的。但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的分布却并非如此,见表27。

说明;(1)原5个地级市为兰州、嘉峪关、金昌、白银、天水5个城市;

(2)2001年武威地区和2002年酒泉、张掖、平凉、庆阳等5个地区是后地改市;

(3)资料来源:根据甘肃省统计局编《2001年全国、甘肃主要经济指标》(内部资料)整理和计算。在甘肃,兰州、嘉峪关、金昌、白银、天水5个城市是全省经济的相对密集地区,其人口占全省的1/3;西陇海一兰新经济带甘肃段是全省经济的主轴带,其人口占全省人口的60%多一点,但5个城市和主轴带却分别集中了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的近50%和近80%;同时,其人均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也大大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且增长态势显著。从而形成了全省非公有制经济点一轴集中发展的空间基础,成为全省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极和增长轴。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表12和相关年份《甘肃年鉴》整理和计算。

三、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乃至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由启动进入到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但在取得较大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在初期发展所具有的不足和缺陷。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推进西部大开发以来,甘肃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确定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内容。能否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有利的发展条件和机遇,克服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障碍和约束。而后者对于非公有制的健康快速发展更为重要。现阶段,制约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因素和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构性障碍:“两难选择”与不良的“市场生态”

2001年,在全省GDP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增加值为268.99亿元,其中非公有制工业占的比重接近60%。因此,对非公有制工业的结构分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与全国及各个省市区一样,甘肃在改革开放初期,基本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这种状况在工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取向改革,各个地区所有制结构就出现了明显差异。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目标模式为起点,自那时以来,甘肃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见表28。

说明:(1)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

(2)1992、1995年为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2001年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3)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

与全国,特别是与东部相比,甘肃工业所有制结构市场化改革进程的起点差异较大,情况更为突出。在我国市场化改革开始的1992年,其工业总产值中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纯度”之高,使非公有制经济在其中占的比重甚微。经过1997年以后,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到2001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在全国已近乎占有半壁河山,东部则已过半,而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仍表现为高度倾斜的公有制经济的格局。起点的差异无疑是导致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非公有制经济难以形成像全国和东部地区那样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1992年,平均每个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全国为2016万元,东部为2127万元,西北地区为1817万元,甘肃仅为436万元,仅为全国和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1/5多一点,还不到西北地区平均水平的1/4。

在如此低的起点上,甘肃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着增加数量和扩大规模的双重问题。但从发展的过程来看,情况并不尽人意,见表29。

(2)2001年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3)工业总产值为1990年价格;

(4)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

1992年到2001年,非公有制企业在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增加的幅度,全国为51.01个百分点,东部为59.74个百分点,西北地区为27.08个百分点,甘肃略高于西北,为30.67个百分点,但与全国,尤其是与东部相比,则相去甚远。

表中所列的企业,1997年以前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2001年则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前者主要是指乡及乡以上企业,后者则是指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因而都内涵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内容。很显然,2001年与1992年相比,与全国、东部地区相比,甘肃非公有制企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张势头虽然强劲,但其低水平的状况并无显著变化,特别是与1997年相比,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平均生产经营规模还下降了40%多。另一方面,在此期间,甘肃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生产经营的平均规模扩张的幅度却分别比非公有制企业高18.26%,162.52%。到2001年,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与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生产经营规模的比(以后者为1),全国为0.63,东部为0.53,西北地区为0.41,甘肃仅为0.16。由此可见,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数量增长,尚未突破规模水平低的“瓶颈”约束,因而其总量规模还不能改变甘肃高度倾斜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

甘肃工业高度倾斜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具有较强的刚性。这种特征还与甘肃工业部门结构高度倾斜于资源(能源、矿产资源)指向性产业为主的重化工业直接相关。

甘肃的工业化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以开发其富集的能源、矿产资源为起点的。由此形成甘肃超重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到1978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全国为57.32%,甘肃则为79.42%;工业总产值中采掘、原材料工业的比重,全国为27.25%,甘肃则为53.72%。20世纪80年代,甘肃虽然力图调整这种超重型、高度资源指向性结构,但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对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急剧扩张的需求使甘肃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规模持续扩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结构特征,这种状况到90年代仍未改变,见表30。

20世纪90年代,重工业,尤其是其中的采掘、原材料工业仍然主导着甘肃工业的发展。无论是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采掘、原材料工业占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看,还是从重工业与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比较来看,甘肃重工业,特别是采掘、原材料工业对甘肃工业的影响程度都大大高于全国和东部,也高于西北地区,而且这种影响还呈不断强化之势。这种态势也表明,甘肃重工业后向化的特征趋于加强。

说明;(1)“*”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按当年价格计算;

(2)1992、1997年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2001年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3)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甘肃年鉴》整理和计算。

甘肃重化工业以资本一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尚处于小规模的初期发展阶段。资本一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高,使非公有制经济难以进入,因而在甘肃,留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空间十分狭小。这样,就对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双重“挤压”:一是高“纯”度的所有制结构的挤压;二是超重型部门结构的挤压。这种双重挤压,限制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由于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还远未完成向市场主体的转变,因而其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都比较弱。国有经济在甘肃资源配置结构中占有绝对支配的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又十分稚弱,这就使甘肃经济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中陷入“两难选择”:靠国有经济难,靠非公有制经济更难。这种“两难选择”,常常导致各级决策者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进”与“退”上难以取舍,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主体难以获得稳定、透明的发展预期。而从非公有制经济所受到的双重挤压来看,也说明甘肃的“市场生态”欠佳,这也必然给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造成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

(二)要素资源障碍:生产要素质量差,资源配置效率低

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及其配置水平,是企业生产经营能力、规模扩张能力及市场竞争力的决定性条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在这方面,存在着较强的约束。

1.人力资源存量不足。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甘肃人力资源的文化、技术素质较低,见表31。

说明;资料来源t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整理和计算。

与全国、东部乃至西北地区相比,甘肃人力资源平均受教育的程度显著偏低,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全国已接近初中二年级水平,东部地区则达到初中二年级水平,就是在西北地区,总体上也超过初中一年级水平,而甘肃则远未达到初中一年级水平。

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是劳动力资源的主体,而在这部分人口中,甘肃的文盲率显著偏高,分别比全国和东部的平均水平高10.6、11.78个百分点,比西北地区的平均水平还高8.03个百分点;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甘肃这部分人口文盲率之高,居于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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