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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4)

在15岁及其以上人口中,高中及高中以上(包括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人口,是中高级人力资源的主体。这部分人口的比重,甘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79个百分点,比东部和西北地区平均水平分别低4.07、3.45个百分点,其中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甘肃分别比西北、东部和全国的平均水平低1.58、1.54、0.93百分点。初中、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是初中级,特别是熟练劳动力的主体,而甘肃这部分人口的比重,则分别比全国、东部和西北地区的平均水平低12.17、15.77、7.48个百分点。

人力资源的文化素质总体水平偏低,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甘肃人力资源的文化技术素质,则处于更低的水平。中高级人力资源不足,熟练劳动力不足,文盲率过高,是甘肃人力资源文化技术素质低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尤其对于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甘肃非公有制经济来说,更成为其发展的“瓶颈”。

在人力资源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的情况下,甘肃非公有制经济的技能型、智能型和创业型人才更为稀缺,这可以从甘肃专业技术人员在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分布得到反映,见表32。

与全国相比,甘肃集体和非公有制经济专业人员占全部专业人员的比重、专业技术人员占其从业人员的比重还略高一些,但都显著低于东部乃至西北地区的平均水平。2001年,甘肃集体和非公有制单位共有近33万户,其中非公有制单位占95%以上,即使把全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都归入非公有制单位,平均每两个非公有制单位也仅有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稀缺,使绝大多数非公有企业开发创业能力十分低下,生产经营效率和效益难以提高。以工业为例,2001年,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全国为7.14万元,甘肃仅为3.44万元,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与公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以后者为1),全国为0.95,甘肃仅为0.89。与全国相比,甘肃非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更低,与公有制经济在效率方面的差距更大。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整理和计算。

2.生产技术手段落后。如前所述,甘肃非公有制企业资产的平均规模都很小,而且从总体上看,资产质量,特别是固定资产的质量也比较差。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01年,全省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新度系数为0.62,不但比全国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低0.7个百分点,也低于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均水平。实际上,甘肃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生产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产品的技术含量低,无形资产在其资产中占的比重小。2001年,甘肃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无形资产占其资产的比重为12%,比全国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低于全省集体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12.50%)。由于企业资产质量较差,甘肃非公有制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水平也很低,2001年为3.23%,低于省内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集体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分别为4.30%、3.99%),仅为全国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平均水平(8.30%)的38.92%。

从总体上看,甘肃非公有制企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手段比较落后,而且,其技术开发能力也很弱。在甘肃工业企业中,有45个大中型工业企业为非公有制企业,其中设立技术开发机构的只有21个,这些技术开发机构的技术开发经费筹集总额为68633.6万元,占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筹集经费总额的25.22%,平均每个机构的经费为887.30万元,仅为全省大中型企业科技开发机构平均水平的91.25%;其筹集的经费人均3.25万元,仅为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平均水平的31.79%。非公有制大中型工业企业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技术人才奇缺、资金实力更为薄弱的小型非公有制企业了。

3.资本报酬低。比起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者对资本报酬更为关注。甘肃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资本报酬情况见表33。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甘肃年鉴》整理和计算.

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不但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且其变化趋势与全国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在近年来大幅度上升的趋势相反,在大幅度下降;其平均增加1元资本所增加的利润(资本边际报酬)也仅为全国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的1/12。

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利率逐年下调。以1996年8月23日为起点,企业单位的一年期存款利率1997年10月23日为5.67%,1998年3月25日为5.22%,1998年7月1日为4.77%,1998年12月7日为3.78%,1999年6月10日为2.25%,而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在此期间与存款利率相差无几,甚至还低于存款利率,投资者还不如把钱存入银行合算。这种状况,虽然与这一期间市场形势的变化有关,但决定性因素,还在于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对资本的经营运作水平。低水平的资本报酬率,也必然对投资者的信心造成消极影响。

4.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衡量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综合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主要反映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其计算公式为(龚子法等,1993):

A=(Y/K+Y/L)/2 (1)

式中,A为综合要素生产率;Y工业总产值;K为资本;L为劳动力。

根据(1)式和有关资料,可计算出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见表34。

表34反映了1995—2001年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态势。从表20可以看出,在此期间,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资本扩张速度、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资本产值率、劳动生产率却大幅度下降。这与全国非公有制工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成强烈反差。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严重削弱了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竞争力,见表35。

说明:(1)非公有制工业企业1995年为独立核算企业,2001年为规模以上企业;

(2)工业总产值为。1990年不变价格,资本额中剔除了投入品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

(3)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甘肃年鉴》整理和计算。

说明;(1)竞争力系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国比重/资产占全国比重;

(2)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甘肃年鉴》整理和计算。

1995年到2001年,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资产占全国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比重,由0.23%提高到2.09%,而其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国同类企业的比重,则仅增加了0.05个百分点。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增加幅度远远低于企业资产的增长幅度,使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相对于全国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竞争力系数下降了68.14%,在市场竞争中由相对优势逆转为劣势。这种情况,表明甘肃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由于要素资源质量差,配置效率低,很难应对日益剧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挑战。

(三)积累能力障碍:低水平投资

如前所述,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与全国和东部相比,明显偏低。2001年,甘肃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低于全国、东部平均水平的差额分别为57.65%、52.03%。实际上,甘肃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仅分别为全国、东部平均水平的42.02%、26.01%。导致甘肃非公有制经济投资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甘肃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工业化的滞后。2001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小康水平(900美元),达到911美元,接近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实现经济起飞的临界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美元),甘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03美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5.21%,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这就决定了甘肃自积累、自发展能力都比较弱。“九五”期间,甘肃投资率为42.60%,比浙江的水平低7.8个百分点,也低于同属西北地区的青海(56.92%)、宁夏(55.93%)的水平。

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投资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可用于积累的财力,这一财力的来源就是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生产税净额和盈余。2001年,甘肃能够用于积累的财力见表36。

2001年,在全国总人口中,甘肃占2.02%,但在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甘肃仅占1.11%,其生产税净额与营业盈余之和,则仅占全国的0.83%;而在东部地区,仅浙江一省这两项指标之和,就为西北地区的2.13倍,为甘肃的近9倍。如果考虑到浙江人口仅为西北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比甘肃人口多近80%,则不难看出,西北地区和甘肃与浙江相比,其积累源泉之反差,不可以道里计。从生产税净额与营业盈余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甘肃虽然高于西北地区的平均水平,但与全国和东部的平均水平相去甚远,尤其是低于浙江水平的幅度,则高达11.67个百分点。这进一步反映了甘肃积累来源的乏弱。

说明:(1)GDP、生产税净颈、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最终消费的全国数字为各省、市、自治区的加总;

(2)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整理和计算。

把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三者之和扣减最终消费的剩余,就是净积累。这实际上就是政府和社会可以获得的用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财力的边界。以此来计算的甘肃人均积累能力,无论是与全国和东部相比,还是与西北地区相比,甘肃的水平都很低。2001年甘肃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平均资本为505万元,按其人均积累能力来计算,需要动员和聚集6300多人的净积累;而在浙江,只要动员和聚集900多人的净积累就足以办一个同样规模的企业。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财力积累能力反差强烈,见表37。

由表37可以看出,东部发达地区(浙江)和西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与积累财力占全国比重的数量对比恰恰相反:东部(浙江)是前者低后者高,其经济的自积累能力强;西北地区(甘肃)则是前者高后者低,其经济的自积累能力弱。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表22的有关指标整理和计算.

地区经济的自积累能力,取决于各类企业的盈利能力。2001年,甘肃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5.10%,分别比全国和浙江的水平低3.07、4.85个百分点。甘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的比重高达82.51%,而浙江的这一比重仅为29.82%;与此相应的是,在工业企业利税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的比重,甘肃为79.23%,浙江则仅为20.45%。由此可见,浙江积累财力主要来源于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而甘肃积累财力的来源主要依靠盈利水平很低的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在其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小,其资本回报率也很低,对全省积累财力的贡献十分有限。

甘肃积累财力的来源高度依赖于国有经济,折射出甘肃民间财力的匮乏。究其原因,一则是甘肃非公有制经济自积累、自发展能力弱;二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甘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民间投资能力弱。民间投资主要来源于居民收入扣除消费之后的剩余。居民收入剩余水平实际上反映了民间投资潜力。2001年,甘肃城乡居民投资潜力见表38。

表38从与全国、东部以及西北地区的比较中反映了甘肃的民间投资潜力。其一,甘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剩余仅及全国、东部平均水平的68.76%、36.99%,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剩余仅为全国、东部平均水平的62.08%、46.82%,而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支出均显著低于全国、东部的平均水平,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下的低剩余,即低水平的投资潜力;其二,低水平的人均投资潜力决定了甘肃居民投资潜力总量小,相对于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其居民投资潜力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明显偏低,与东部(浙江)成强烈反差。值得注意的是,甘肃居民低收入、低消费下的低剩余,具有很高的储蓄倾向。2001年,甘肃居民人均储蓄增加额占其消费剩余的比重达73.30%;1999年到2001年,全省居民储蓄增加额增长37.45%,而城乡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8.77%。低剩余,高储蓄,必然导致居民投资潜力的萎缩,从而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投资能力。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整理和计算。

甘肃居民投资能力很弱,而且由于地处内陆的区位限制,在利用外部资金,特别是外资和港澳台资金方面也长期处于低水平。1999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外资也出现了西进的趋势。但在甘肃,外资进入的势头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1999年到2001年,甘肃实际利用外资累计6.14亿美元,仅为同期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总额的0.38%,还低于河北2001年6.77亿美元(在东部11个省市中居第10位)的水平。与此同时,省外资金进入甘肃的规模也不大,三年中,港澳台投资和外省投资仅为7亿元左右。这些情况表明,外部资金的进入,还不足以成为甘肃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体制性障碍: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因素干扰

甘肃产业结构的高“纯”度(产业结构高度倾斜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实际上,传统体制在甘肃的影响深重,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但其所形成的观念及习惯,仍在很多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市场化因素的成长,抑制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由此形成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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