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甘肃来说，加快民间投资发展，更有着现实的紧迫性。这是因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基础是20世纪末全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也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在甘肃表现得比较典型。以达到小康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标志性指标为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步的2001年，全国的这一指标为7543元，甘肃则为4163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5．1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380元，其中人均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104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2506元）低1061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的43．22％。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年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甘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53元，其中人均非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83元，占61．18％。由此可见，民间投资，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投资不足，使甘肃民间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难以获得足够的投资推动，成为导致甘肃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形成巨大落差的一个重要因素。再看浙江的例子，1978年，甘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48元，还高于浙江的水平（331元），而到1985年，浙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元，甘肃则是在1988年才超过1000元，此后，到2001年，浙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甘肃的差距，已高达10492元。以浙江民间经济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0％计，则甘肃人均非国有经济增加值比浙江的水平低9455元，占甘肃与浙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额的90％以上；与此相对应，当年浙江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6146元，比甘肃的水平高4183元，其中人均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甘肃比浙江低3263元，占上述差额的78．01％。
导致甘肃与浙江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巨大落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上述情况则可以看出，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浙江已探索出一条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外，努力培育民间投资主体，放手发展民间经济的成功道路；由于能够有效地动员、聚集民间投资，使浙江经济增长得到长盛不衰、生机勃勃的投资推动。甘肃与浙江相比，在这方面的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计。
与全国基本实现小康相比，甘肃还只是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甘肃要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就必须在动员、聚集民间投资上下功夫，使之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西部大开发与甘肃民间投资的再启动
1999年党和国家提出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力地推动了甘肃经济社会的发展，自那时以来的3年中，甘肃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均在9％以上。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对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再动员，也是对包括甘肃在内的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发展的再启动，必将对甘肃民间投资的定位、定向和拓展发展空间、巩固发展基础产生重大影响。
1．“十年突破”：民间投资在增强甘肃自我发展能力中的定位。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西部地区要打好基础，扎实推进，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地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
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生态环境严酷是制约西部地区投资硬环境的两大“瓶颈”。这在甘肃表现得更为突出。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方面，已取得了显著进展。再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甘肃投资硬环境的约束将得到明显弱化。这就为包括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所有投资主体制造一个大为改善的投资硬环境。同时，随着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部分基础设施工程，特别是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将逐步向民间投资者开放，民间投资将能够参与投资并经营基础设施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发展国土整治产业，这就为民间投资开拓了大有作为的新的发展空间。
十六大报告还提出，西部地区要“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九五”以来，甘肃在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方向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些有特色的优势产业的发育、成长中，民间投资者功不可没。实际上，目前甘肃有特色的优势产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利用甘肃农副产品品种多样化的特点，发展各具地区特色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一类是依托甘肃原材料产品多的优势，发展高新技术的新材料产业。把这些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正是民间投资者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推进重点地带开发方面，国家已在西北地区把西陇海一兰新线经济带确定为重点开发地带。这一经济带的甘肃段是全省经济发达之地。如前所述，甘肃民间投资的83％以上集中于这一经济带，其中的兰州一白银地区，更是全省的以城市经济圈为特点的经济核心区。这一核心区的形成和扩张，能够为全省民间投资者提供一个大有作为的发展平台。
从现实来看，甘肃民间投资在2001年的总规模，仅相当于浙江1991年的水平，从这种差距中可以探究浙江如何由一个“资源贫省”变成“经济强省”，甘肃虽然历来以“资源大省”著称，但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趋于后移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经济的强弱，并不单一地决定于资源赋存的多少，而是决定于该地区能否有效地动员、聚集资本，以资本来推动资源、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结合。这是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
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西部地区“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对甘肃来说，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点放在哪里？多年来（包括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的实践表明，依赖国家投资，或者以政府作为主要的投资者，或者把投资高度倾斜于国有经济，对增强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作用甚微，而以民间投资为主的投融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由于投资者具有政府很少有的市场理性，因而能显示出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旺盛活力和生机。这正是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不竭源泉。因此，甘肃应把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点定位于启动、聚集民间投资，放开手脚，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民间投资的发展和壮大，不仅能够淡化乃至消除计划经济体制对甘肃经济发展的束缚，而且能够使甘肃经济摆脱积累不足、收入不高的低水平均衡困境，走上富民强省之路。对于甘肃这样一个财力拮据的省份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扩大对外开放，甘肃民间投资发展的新空间。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宽领域、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新阶段。面对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我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化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首先是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这主要是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次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推进外贸主体多元化。其三是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最后是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开放，是西部大开发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只有扩大对外开放才能为民间投资者开拓投资的新领域，拓展民间投资的范围。
迄今为止，甘肃经济仍表现出很强的封闭性。2001年，甘肃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为6．01％，比全国平均水平（43．98％）低37．97个百分点，在投资领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十分有限，仅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2％，而全国则为10．4％。这种封闭型特征十分突出的经济，一方面使甘肃很难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难以把外部资金转化为本省经济推动因素。
国家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给甘肃民间投资拓展了发展空间。其一，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外资，特别是其中的跨国公司将大量进入我国。2002年，外资进入我国的规模已超过500亿美元，使我国超过美国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外资出现了由我国东部向中西部逐渐推进的趋势。尽管甘肃利用外资的水平还很低，但“九五”以来到2001年利用外资累计总额也达到12．58亿美元，是1985年到1995年期间累计总额的2．33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以及我国加入WTO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和法规、政策透明度的提高，外资进入甘肃规模不断扩大，是一个可以预期的趋势。
其二，甘肃深居内陆腹地，除了要努力开拓利用外资的渠道外，应该而且必须向省外开放，利用省外资金。这是甘肃扩大开放的题中应之义。实际上，随着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密集度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以及自然资源的短缺，这些地区的民间资本需要到中西部开辟新的投资空间。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包括东部省市在内的省外资金进入甘肃的规模扩张强劲。1998年，外省在甘肃的固定资产投资为4．18亿元，到2001年，就增加到15．44亿元，增长3．7倍。随着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健全和完善，省外资金也同样可以享受到国民待遇，良好的投资环境必然转化为稳定的投资预期，省外资金的大量进入也是一个预料之中的趋势。
最后，对本省的民间投资者来说，实行国民待遇，提高法规和政策透明度，能够有效地遏止过去对民间投资者的歧视。市场准入的放宽，将为省内民间投资开辟新的领域，其中包括投资和经营外贸进出口；一些有实力、有比较优势的民间投资者还可以“走出去”对外投资，发展国际化经营。虽然从现阶段来看，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民间投资者投资经营的企业为数甚少，在“走出去”方面几乎还是空白，但其发展前景的广阔，则同样是可以预期的。
3．扩大就业；甘肃民间投资的重要功能。改革开放之初，民间投资，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投资之所以得以允许发展，解决当时面临的就业压力是一个重要的契因。从那时到现在，随着民间投资的发展我国及各个地区的就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见表51。
1985年到1995年，全国城镇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国有经济单位和集体经济单位就业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上升。沿海地区的浙江和西北地区的甘肃就业结构也表现出与全国大致相同的趋势。形成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投资，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投资的扩张。而且如表51所示，全国和浙江非公有制经济投资扩张的势头比甘肃强劲，因而其非公有制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上升的幅度比甘肃也大得多。
1995年以后，我国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改造和战略性改组，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实施“减员增效”的改革，大量职工下岗、分流，使长期存在的“隐性失业”转变为“显性”失业；集体经济在改革中从业人员也呈减少趋势；而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则大幅度上升，见表52。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但扩大了就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有、集体经济就业萎缩所形成的就业压力。表52则表明，1995年到2001年，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浙江和甘肃，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的增加，不但吸收了国有、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减少的数量，而且使全社会实现了就业量的增加。正是在这一期间，非公有制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由此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足以说明投资，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在扩大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西部大开发说到底，也是要使西部地区人民“安居乐业”，而西部的就业问题解决难度要比东部大得多。甘肃就业问题在近年来更显突出。一则，甘肃产业结构中，国有经济仍占有很高的比重，国有企业改革、改造和战略性改组的任务还需进一步深化；二则，甘肃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还很低，吸纳就业的能力还不高；三则，甘肃民间经济发展不足，提供的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就业的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每年新增的大量就业人口，农村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大量富余劳动力，以及国有经济改革、改造、改组中的下岗分流人员。所有这些方面，都决定了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就业岗位将成为全省最为稀缺的核心资源。要缓解就业压力，就必须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要求，努力改善创业环境和增加就业岗位。而增加投资，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条件。1995年到2001年，全省城镇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增加固定资产投资4．57万元。而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只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0．64万元。这也就是说，民间投资，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在增加就业岗位方面的作用更大。千方百计扩大民间投资规模，不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扩大就业，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4．城镇化、民间投资区位的完善和健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是构成西部与全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点上形成较大差距的重要因素。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年，即2001年的情况看，在甘肃与全国基本实现小康的标准差距显著的6项指标中，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就有3个，即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仅及小康标准的33．73％），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及小康标准的59．48％），农村村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仅及小康水平的80．20％）。与全国相比，甘肃农村经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问题更为突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更为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