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要“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2002年4月举行的甘肃省第十次党代会，把“工业强省”作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历史任务的重大战略举措。甘肃要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全面进行小康社会建设，就要以新型工业化来推动并实现“工业强省”。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面向新世纪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为此，需要对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及现阶段所面临的形势进行分析。
（一）我国工业化的历史回顾
迄今为止，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已经过50年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20多年中，我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把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视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律，把工业化引向重工业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固然与当时我国尚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工业化的资源基础和装备基础十分薄弱，在国际上又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等因素有关，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加之“左”的指导思想干扰，抑制和排斥甚至打击能够充分动员和组织一切社会经济资源，并对其进行有效配置的积极因素，使工业化受到僵化、呆滞的经济体制的束缚。尽管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初创时期，也曾创出辉煌的发展成就，但这一体制所特有的行政权威后来被夸大为“无所不能”，酿成了“大跃进”的“人祸”；这一体制所建立的经济管理秩序又被“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冲击得荡然无存。因而到70年代后期，我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推动的工业化，实际上已陷入停滞状态，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被人们所认识，其有效性也受到质疑。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的20多年中，我国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探索，最终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目标模式，我国工业化逐步纳入到市场化运行的轨道。相对于原有体制下的工业化来说，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实际上是伴随着新体制因素的成长，以及新体制地位的确立所进行的工业化再启动。
我国工业化的再启动，在市场取向改革探索时期，主要是通过革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释放被旧体制束缚的生产力潜能；在市场化改革新阶段，则是促进市场化因素的成长，形成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这两个方面，都使我国工业化展现出与原有体制时期迥然不同的发展状态，见表1、表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从人均GDP不到200美元的低水平上起步，用了14年时间，到1992年接近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水平；到新旧世纪之交，已进人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也就是说，我国在旧体制26年尚未完成启动工业化任务的基础上，仅用了20多年时间，就跨越了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的两道门槛。这一巨大成就，是旧体制难以相比的。
说明：（1）工业增加值、GDP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2）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按当年价格计算；
（3）人均GDP折合为当年美元（1952—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1美元兑2元人民币计算）；
（4）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GDP为期初和期末数；
（5）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整理和计算。
说明：（1）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1978、1992年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2001年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2）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比重1952年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2—2001年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表中列出期初与期末指标数值；
（3）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统计资料》（1986），《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2）整理和计算。
将表1和表2综合起来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所选择的重工业化发展道路，虽然成为当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但工业经济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却形成悬殊的落差（后者年均增长速度仅相当于前者的53．48％），同时，也在人均GDP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形成消费品严重短缺，重工业自我循环，工业部门结构严重失衡的畸形结构。
1978年以来，在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时期，我国以发展消费品工业为主线，推进工业结构调整，轻工业增长速度高于重工业，在工业总值中的比重也明显上升。这一时期工业结构调整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进入1990年以后，我国消费品供给短缺的局面大大改善，到90年代中期，短缺经济的供给约束转变为供给相对过剩的需求约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发展新时期，我国消费结构由轻型消费向重型消费升级（即从百元级消费向千元级、万元级及其以上消费转变），由基本生活需求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以及消费需求呈现层次化、多样化的新趋势，顺应由此引起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在继续保持轻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又启动了新的重化工业化，使重化工业在1990年以来的增长速度超过轻工业，整个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大大提高，从而使我国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对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比较，至少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两点。其一，工业化有其自身成长规律。旧体制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律，企图否定工业化规律的普适性而将其意识形态化，其后果已人所共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迫于消费品短缺的压力，以发展轻工业来进行工业结构调整，但这恰恰是顺应了工业化发展规律，实际上也是按照这一规律进行的工业化再启动。随着对工业化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自觉性的提高，1990年以来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结构调整，也正是顺应了工业化由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发展的需要，其效应与旧体制时期的重工业化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认识规律，审时度势，确定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重点和方向，是2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不断推进的一个真谛。其二，工业化的发展与体制密切相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与工业化赖以不断推进的经济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精神相悖的。这一体制压抑和窒息着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动力，使经济陷于停滞。一个可资对比的例子是，韩国是从1960年人均GDP不到100美元的起点上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工业化，仅用了25年时间，就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我国在旧体制时期，用了26年的时间，还未步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的门槛，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得以确立的过程中，把旧体制时期长期停留于口号上的目标变成了现实。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开创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并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的新局面。这正是我国工业化不竭的动力源泉。
（二）新世纪我国工业化面临的形势和问题
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其中一个根本途径就是继续推进工业化。但在新世纪我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及其变化趋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新时期的工业化具有什么特点？应该根据这些特点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认识国情、洞察环境。
首先，从国情的现实来看。尽管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小康，但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表3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状况。
表3反映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一是我国的人均GDP还只是达到中低收入国家水平。2001年我国人均GDP折合为当年美元，还不到美国2000年水平的1／38。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没有改变，发达的东部地区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扭转。三是人均资源占有量水平低，生态环境质量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此外，还有人口规模庞大，人口总量继续增加，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
说明：（1）人均GDP；
（2）城乡居民收入中，城镇居民收入1978、1992年为生活费收入，2001年为可支配收入；
（3）资料来源：根据《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和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
其次，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进入新世纪，我国加入WTO。这标志着我国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加入WTO，不但迎来了我国宽领域、多层次、多元化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也对我国的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和运作规则、方式，对我国的企业竞争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与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规范政府的行为和运作规则；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不但要“引进来”“与狼共舞”，而且要“走出去”与群雄逐鹿。这是关系到新世纪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对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此其一。其二，世纪之交，知识经济已显露端倪。发达国家已步入后工业社会的信息化时代，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已成为发达国家不断提升经济竞争力的主导因素。而我国还只是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就使我国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方面的双重差距的挑战和压力。如何缩短和弥合这一双重差距，必然要求我们另辟蹊径，探求加快发展的新途径。
以上两个方面，需要我们对迄今为止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进行审视和反思。诚如上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与旧体制时期的工业化在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方面，已经和正在进行转变；在对工业化运行规律的认识方面，更是存在着天壤之别。但是，毋庸置疑，我国市场化改革从探索到启动用了14年，从确立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用了近10年，在这一过程中所推进的工业化，必然受制于体制转轨的进程；同时，比之于新体制建立的时间，旧体制运行的时间更长，加之转轨时期，要消除旧体制的影响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时至今日，我国工业化仍然受到旧体制所形成的工业化模式的影响。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重生产，轻市场；重数量规模的扩大，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重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轻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重物质要素的作用，轻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工业化中长期存在而至今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的问题。姑且不说其他，即以劳动生产率为例，2001年，我国内地平均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为1587美元，还不到我国台湾省的1／20；而工业平均每个就业者创造的增加值为5761美元，还不到台湾省的1／49。
此外，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至今仍存在着结构失衡、功能失调等问题。一是总量层次上的产业结构变革滞后。2001年，我国GDP中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5．23％、51．15％、33．62％，仅相当于国际经验中人均GDP400美元“标准结构”的水平，远未达到人均GDP900～1000美元时的结构类型。同时，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偏离程度大。2001年，我国GDP中非农产业的比重占近85％，而全社会劳动力就业的非农化水平还不到50％。二是相对于工业化，城市化严重滞后。2001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7．66％，比GDP中工业增加值的比重（44．41％）低6．75个百分点，显著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5％）。三是工业部门结构中，传统产业比重大，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低。2001年，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中，高新技术产业占的比重还不到15％；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仅为12．50％。四是城乡分割导致农村商品化、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的拉动效应比较弱。1990年到2000年，全国县城和农村的GDP中非农产业比重，年均提高2．18个百分点，而从事农林牧渔劳动力占其劳动力的比重，年均仅下降1．47个百分点。由此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五是随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产生了对就业的排斥效应。1995年到200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平均每10万元资本吸纳的就业人数由3．1人下降到1．1人，工业就业人数也由10993万下降到8932万，减少了18．75％。工业吸纳就业能力的下降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就业岗位成为我国最为稀缺的资源。
上述这些问题都表明，我国既有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还没有脱离旧体制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窠臼。这种带有明显的旧体制烙印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与我国不断推进的市场化相脱节，更难应对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日益剧烈的国际竞争，也难以缓解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双重差距的压力；同时，也无助于解决，甚至还会加剧我国体制转轨时期在发展中所到的问题和矛盾。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转变工业化发展模式。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新世纪我国推进工业化、走向现代化必然的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