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些社会群体所处的地位具有很大的优势和发展机遇，很容易变成超强阶层，而另外一些人所处的地位和所遇的机会非常不利于发展，从而易于被社会边缘化，变成弱势群体，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和分化、多元所有制的出现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多种分配形式的发展，贫富差别扩大的社会分层正在我国迅速出现。人群中出现两极分化，社会出现极化现象，一极是超强群体，一级是弱势群体。在我国存在两类超强群体。
一类是经济上的暴发户。这类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利用政策的不完善和制度的漏洞通过非常的机遇和方式，在几年甚至几月内暴富。例如，原自诩为中国首富牟其中的致富格言是：“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经商不如贷款，贷款不如不还。”他走了这条歪门邪道的致富路，诈骗金融机构亿万资产使自己成为亿元富户。还有一些贪而富者、贿而富者、骗而富者、海关走私富者、毒品贩运富者，均属这类暴富人物。在暴富群体中，有不少原来是具有官方身份的人，如一些负责审批房地产开发、土地开发的人员，钻了政策的漏洞和制度缺陷上的空子，为自己无偿划拨地皮，摇身一变同官场“脱钩”，一夜之间变成拥百万、千万资产的房地产开发商。
暴富者走的不是勤劳致富的路，因为在中国，按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看，勤劳所创造的财富不会使一个人突然暴发起来，而歪门邪道可以把劳动者创造的财富通过某种手段集聚到少数人手中，他们就成为暴发户。中国目前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为13万亿，据说4万亿就是属于100万人的超富阶层。
暴发户同劳动经营致富的阶层在生活方式上是不一样的。这类人大多数缺乏道德修养，无自律意识，财富在他们手里变成了纵情享乐的工具，很少为社会做贡献。他们挥金如土，包二奶，修豪华别墅，甚至活着就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坟墓，无所不用其极。
另一类是特权暴发户。在我国，党政机关的领导阶层一般说来都廉洁奉公，是人民的公仆。但他们都处在优势地位，掌握着一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在这一优势社会阶层中的一少部分人身上，容易出现权力异化和权力“寻租”现象。他们利用人事管理权、调配权、选举管理权，或任人唯亲，或行贿受贿，由公仆变成主人，由优势阶层变成超强阶层。拥有政治权力的人物一旦变成超强阶层，就意味着他们手中的权力已经异化，由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变成不受约束的权力，权力事实上变成了资本。政治暴发户是权力结构系统内的毒瘤，它在不断腐蚀着政治机体。我们的党和国家多年来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是针对这种政治暴发户的。近年来，每年都有一批政治暴发户产生，有的被割除，有的还在新生。例如，2002年12月至2003年11月，有关反腐败的立案172649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174580人，县处级干部6043人，厅级干部411人，省部级21人。这充分说明反腐败的严峻性。这类政治暴发户凭借巧妙的手段和网络，在经济上“寻租”，在政治上造势，如“串案窝案”现象、“贪内助”现象、“官帽批发”现象、“贪官作秀”现象、“贿选”现象、“建筑腐败”现象、“村官腐败”现象等等，都说明这一阶层施行暴发的手段具有多样性。
在两类强势群体崛起的另一角是弱势群体的生成。
弱势群体在农村大量出现。我国目前有2000万尚未脱贫的农民，多数可被列为弱势群体。他们或者由于智力低下无能力在市场大潮中竞争，或者因为身体残缺无力改善生活处境。还有一种农村的弱势者并非身残智短，而是过重的负担造成他们地位的弱势。一些地方官在“人民事情人民办”的口号下，不断加重农民负担，他们创政绩的经费是“乡里出一点、村里出一点、农民出一点”，实际这三“点”最终都由农民来出，都会转移到农民身上，财力薄弱的农民就此一蹶不振，变成贫困户。
一部分出外打工的农民工也变为弱势群体。那些在商业餐饮业被雇佣的农村女孩子处境可怜，每天工作时间12小时至16小时不等，月工资100元至300元之间，有的老板坑害女工，到头来一分也不给。许多在建筑工地上劳动的农民工，吃住条件十分恶劣，基本上是在宿天过夜，吃的是最粗糙的下等食物，饱一顿饿一顿，甚至有的包工头一溜而走，到头来农民工身无分文。
在城市也有大批弱势群体出现，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他们被国营和集体企业挤出，找不到工作出路，生活没有着落，尤以全家无业者、下岗者的生活更为艰苦。这类人有的已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有的还没有落实，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城市也有一些流浪乞讨者，这类人数在中国西部城市有增长的趋势。他们靠乞讨度日，同情者越来越少，每日乞讨收入不足糊口。社会上有的人用一句“没有免费的午餐”来讥讽这类人，甚至一些人把乞讨流浪者当成坏人，随意欺侮打骂。国家关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条例颁发后，一些城市改变了对这类人的态度，开始实行救助。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城市依然忽视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在城市，孤儿、弃婴现象也有增长趋势。这就形成了又一类型的弱势群体。
城乡的弱智和残障人口的增多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导致弱势群体数量增大的因素。农村超生现象很严重，包括计划生育“达标”的县，生四胎、五胎的不少，出生人口增加而又无法受到教育，适龄儿童无法入学或辍学，人口素质下降。近亲结婚、“亲换亲”现象在农村也不断出现，这就促使低智儿的数量在农村增多。城市交通事故、火灾、伤害事件不断，残废者大量产生。
在城乡的大中专学校中有“特困生”这一弱势群体。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无力交学费而失学者不在少数。有的贫困大学生给同宿舍的同学沏茶、洗脚和打饭，收到几元劳务费糊口。
相当一部分弱势群体的成员，走上了吸毒、偷盗、卖淫的道路。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多数成为被社会忽视的边缘化人员，有的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我国弱势群体之所以成为边缘化群体，同贫困、无权和低文化三个因素有关。
弱势群体处于贫困的社会底层。他们的开支基本用于购买食物，其他开支很少。城市弱势群体还困扰于房租、医疗费等开支，许多贫困者无钱看病，成千上万的孤独老人和残疾人对医院望而生畏。一些为贫困所迫到城里来的女孩子，她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以性服务的方式谋生。还有一些处于无业、失业困境的城市青少年，精神空虚吸食毒品，甚至贩卖毒品。不少唇腭裂儿童和残疾儿童沿街乞讨。由于贫困使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在政治生活中的声音越来越低微，被主流社会所忽视。
弱势群体在政治上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不仅政治参与同他们无缘，而且被社会权力所歧视。他们中不免素质较强者，由于无权、无势、无关系，难以找到体面的工作。弱势群体受到强势群体侵犯时，投诉无门，人权得不到保障。
文化因素是弱势群体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他们贫困、无权、无文化或者文化水平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是竞争的失败者和落伍者。他们的自立、自尊意识几乎为零，以政府救助和别人的同情作为谋生之道。有位学者这样评价弱势者的心理文化弱点：
我们研究所涉及到的弱势群体几乎都是自信心低落，甚至许多人连基本的自尊都没有了。许多人是“破罐子破摔”，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否定自我，使自己更加边缘化。
无钱、无权、无文化是弱势群体存在的基本原因，要改变他们的状态也应从这些方面人手。当然还有一种弱势者是由于健康因素所致，疾病缠身或灾祸造成的身体缺损、低智能等等。但残疾人中也有因势因利而变成强者的，所以说弱势者的状况不是命定的，而是可以变化的。
中国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基础上产生的，它具有中国的鲜明特征。
其一，许多利益阶层和组织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发展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中国妇联以及各种科技社团和文化卫社团，都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多数都设党组、党委以体现党组织的意志。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选和班子调整都受党的人事部门的直接管理，即使是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其人选要预先受党组织的审查和批准。许多组织在其章程中都明确规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活动方向和原则都应符合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各个利益集团大目标的一致性和行动的统一性。
其二，中国社会群团政治化取向明显。无论是代表不同社会职业的群团，还是代表某一年龄人口的群团，无论是宗旨还是活动方式、领导层选择，多数比照党委机构、政府机构的做法。官本位左右了利益集团。多数群团工作人员要认定科级、县级、省部级各类级别，工资待遇行政化，用文山会海的传统行政方式推动工作。社会群团的办公设施、车辆和活动经费均由财政负担，而且要参照政府同级别的待遇，相互之间也进行行政待遇的攀比，力求行政利益最大化。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利益集团对政府、政治的强烈依赖性，工作缺乏主动性，无形中降低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水平与质量，形成了严重惰性。
其三，农业劳动者是社会阶层分化的母体。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分化出许多新的社会分层。看看这一分化的源头，概出于“三农”的变化。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农村除了有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外，又出现了乡镇企业工人、工商个体户。在由离土不离乡发展到离土又离乡的阶段，城镇又出现了新的阶层——农民工人，简称农民工。在一些城市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后，城市产业工人队伍和商业服务队伍中进入的大量农民，取得了同城市职工一样的身份。大中专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子女，他们进入了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队伍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工作者队伍。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一些农民转化为著名企业家，进入了高级企业管理者队伍。目前，中国已经有1亿以上的农民，在改革大潮中变换了地位和身份。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农民阶层将会继续分化。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中国社会分层变化的这一特征，促进社会结构向高层次变化。
其四，中国利益集团的收入差距扩大过快。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后，由于各种原因收入差别迅速扩大。有人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高于美国的0.44，说明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中国200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8472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622元，而有2％的暴富者年均收入在100万到1000万不等。目前一些高等学校年收入在5万至20万之间的教学人员比比皆是。有些中介组织的管理人员，年均收入10万到100万之间的大有人在。一些所谓文化明星、学术明星年均收入100万者也随处有例。而年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城镇居民、年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农民约有1亿以上。在国家的全民所有制行业、单位和部门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一些电力、邮政、新闻传媒等垄断行业，利用拥有的垄断优势和价格优势大力抬高职工的福利待遇。一些掌握国家大量资产的行政事业单位，利用所谓培训中心、宾馆、办事收费、变相经商等方式，建立庞大的“小金库”，提高职工的收入和福利。而另外一些单位和部门除了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外，无任何其他收入。收入差距的扩大，加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掩盖了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现实，同时为黑道收入开了绿灯。这是我国社会分化中的一个特征，也是最大的一个弱点。
三、调控利益群体形成阶层和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新的利益群体的产生和发展，党和国家在正确判断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不断总结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引导利益集团健康成长的政策，并对新产生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进行及时的调控和引导，使社会结构变化产生的副作用降到最低程度。党和政府已经采取引导利益集团健康发展的主要政策和举措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正确引导社会阶层的分化
改革前我国的阶层结构号称“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并且因为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允许有新的阶层出现，一旦出现新阶层的苗头，比如“五匠”，就认为是出了新生资产阶级，必欲消灭而后快。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这种“左”的思维方式，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改革和调整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党中央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并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进行企业改革，在全国城乡开放商品自由流通市场，从理论上确定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开始明确提出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这些解放生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促使我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层，而且城乡居民在收入差距上也拉大了档次，出现有条件地区的勤劳者先富起来的局面。党和国家没有对新阶层的出现采取限制和否定的态度，而是积极培育、引导这些新的利益群体向正确方向发展。为了既推动各阶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挥创造性，又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既要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防止剥削现象加重，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开展扶贫攻坚战二十多年以来，使2.3亿农民脱贫，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城市弱势群体，还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限制了一些人非法暴富获得的收入，又遏制了行政机关和干部在职经商的倾向，规范了市场秩序。在新的社会分层出现的过程中，避免了社会的巨大冲突，使中国的各阶层都发挥了积极性、创造性，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大提高，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
2．从完善分配制度入手，合理调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