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尤其重视对历史上治乱得失的记载，以达到取鉴资政的目的。如撰者多次叙述宋太祖削夺武将和藩镇权力，以及驾驭臣下的史事，用吕中的评论说明“天下无难事亦无易事，权柄下移则难于登天，威令既尽则易如反掌”的道理。宋神宗朝则以王安石变乱法度、误国害君为鉴，并引胡安国语称“使天不生安石于其间，而上诸君子以斯道相天子，以成就其大有为之志”。对成吉思汗则一一记载其灭国战功，与全书寥寥三卷的篇幅，显得着墨尤多。对历代衰亡之际的史事也记载较详，如北宋之灭亡，元朝之离乱等。对帝王警示或自警之言也加以记载，如杜太后训诫宋太祖所以得天下之语，元英宗对宰相拜住所言祖宗创业艰难守业不易之语等。
正因该书宗旨在于取鉴资政，故而在“论”上不惜笔墨，广引李焘、吕中、朱熹、胡安国、胡一桂等人的评论，撰者亦对重要史事人物多有议论。如撰者批评金章宗不继金世宗之治，所用非人，疏忌宗室，使金朝由此转衰。对金朝和元朝灭亡，撰者亦总结了其治乱得失。
该书还体现了撰者重视理学和赞颂忠臣的旨趣。如对宋理宗记载较多，特别全文转录了宋理宗的“谥议”，全文一千三百余字，又收录了吕中等人的议论，高度赞誉了宋理宗表彰理学之功。对忠烈之士，撰者亦大书特书。如书中不仅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文天祥的事迹，而且全文收录了文天祥哀悼厓山之战的长诗，以及“正气歌”、“过零丁洋”、“过金陵诗”、“过淮河云”、“过平原县”、“沁园春·留燕山作”及后人所作挽文天祥词。该书对南宋遗臣谢枋得也有大量的论述，称其为“宋旧臣”、“故宋江南招谕使”，全文收录了谢枋得两通答推荐其出仕元朝的程文海和留梦炎的信札，洋洋数千言。在该书不大的篇幅中也对这两人的记载可谓浓墨重彩。但对归降元朝而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耶律楚材也记载颇多。
该书在史料来源上，并无特别可资参考之处，但也综合了宋元多种史籍。如该书收录了关于宋太祖称“香孩儿”一段史料，参考了《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外的史籍，陈桥兵变主要取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杜太后训诫宋太祖一事则应取于《宋史》。辽朝史事有取于正史者，也有取于《契丹国志》者。
卷末有车轼跋文，叙述了该书编撰宗旨，及明嘉靖时刊行该书的过程。
该书十卷本不知何时、何人刊印，封页书名为《宋史》，而正文卷数前署《宋朝史详节》。卷一记载宋太祖和宋太宗朝史事，卷而记载宋真宗和宋仁宗朝史事，卷三记载宋英宗和宋神宗朝史事，卷四记载宋哲宗、宋徽宗和宋钦宗朝史事，卷五记载宋高宗朝史事，卷六记载宋高宗和宋孝宗朝史事，卷七记载宋孝宗和宋光宗朝史事，卷八记载宋宁宗和宋理宗朝史事，卷九记载宋理宗、宋度宗、宋恭帝、帝昺的史事，卷十记载元朝世族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文枞、顺帝至明朝建立的史事。
华东纪年
《华东纪年》，编者未详，记载中国和韩国古代历代年表及重要史事。“华”即中国，“东”即东国（古代韩国）。第一部分叙述中国自尧舜至清朝朝代更替，及各代起讫时间。第二部分为朝鲜自檀君至李氏朝鲜各代更替传承及起讫时间。各年表表首以干支纪年，按年代记载中国和韩国古代重大史事。该书反映了当时的华夷观念及对中国和朝鲜关系的认识，但叙事粗略，史料上亦无参考价值。
丽史提纲
《丽史提纲》，高丽时期编年体断代史，朝鲜俞棨编撰，全书共二十三卷。俞棨（1607～1664年），字武仲，号市南，杞溪人，是朝鲜著名学者金长生的门人，李朝仁宗十一年文科及第，历任务安县监、副校理、艺文馆大提学、大司宪等职，著有《家礼源流》、《江户问答》、《市南集》等。
俞棨撰修该书是有感于三国史籍无征，而金富轼《三国史记》之多有荒诞，《高丽史》多繁杂，因而起自高丽太祖即位，编年系事，但他认为《东国通鉴》“既无纲目之别、编年之次，观者亦无以挈其纲要”，因而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体例，“表年著统，大书提要”，以《高丽史》“世家”及诸书所载应为立纲者立为纲领，搜集列传、杂志及诸书记载事迹为目，总结高丽一朝的治乱兴衰。本书以高丽纪年，而分注中国年号于其下。与中国朝聘往来、国相任命、天灾时变等关乎事大之礼、国家政治、警示君臣者，虽烦必书，星辰尽见、风雷霜云、人妖物怪等记其特异者，燃灯八关、蘸祀等历代例行，只记其始，而谶纬荒诞之说皆予删除。
该书参考了《高丽史》、《东国通鉴》、《东国史略》、《东国兵鉴》、《东史纂要》、《益斋乱稿》、《栎翁稗说》、《牧隐集》、《破闲集》、《补闲集》、《锦南集》、《慵斋丛话》、《青坡剧谈》、《笔苑杂记》、《舆地胜览》等书，对所收史料皆作考订，凡注事于纲领之下，皆广搜诸书，考订日月，并收录了史家评论。
该书起于高丽太祖即位，止于辛昌，记载了高丽一朝政治经济活动、人物事迹、职官沿革、州县名号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高丽朝历史面貌，其编撰体例及史事取舍反映了著者的史学观念和政治思想。在史料上该书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但该书对记叙时间的选择也受到后世有的学者的批评，称其“取法于朱子纲目，事辞详略，颇适厥中，而恨其提头无始，体段不完”。
东国历代总目
《东国历代总目》，一名《东国史记》，藏书阁所藏《三国史》从内容对比可知，也是该书的一种抄本。朝鲜洪万宗编撰，记载了上起檀君、箕子，下至李英宗朝历史，全书不分卷。
体例上学习朱熹《通鉴纲目》，强调正统之辨，认为檀君为“首出之神”，箕子为“立教之圣”，作为东国历史之首，不以卫满为正统，而尊箕子之后箕准，三韩以马韩为正统，三国则无统。在书写体例上，君非正系及女主则王号君名皆细书。向中国朝聘册封只记始朝始册。该书在记载的篇幅和笔法上都重本朝，如高丽以前君丧书薨，李朝则书昇遐。同时重视四邻关系的记载，称“我国东南邻倭，西北接靺鞨、契丹、蒙古，自三国时屡被侵掠，今于四敌，始梗之下，注录其本根来历，以便考别”。
卷首有自檀君至李氏朝鲜的世系图及洪万宗从李朝与明朝比较的角度对该世系图的解说。另有“历代建都之图”及洪万宗解说，“地志”叙述韩国古代朝代更替、山川形式、道州郡县的设置等。正文起自檀君朝鲜，以各时期重要史事件、人物、制度等为纲，然后在其下叙述相关史事。
该书对《三国遗事》、《高丽史》、《东国通鉴》等十余种史籍，以及地志、文集等书记载相左之处，如檀君为神年岁不同之类，或有疏漏之处，如箕子在位及寿不载之类，皆博考史籍而辨证之。
三国史
《三国史》，洪万宗编撰，从内容看，实即《历代东国总目》一种抄本。该本缺“历代建都之图”及东国山川的记载，亦无最后的“文庙配享图”及“党论源流”。其中的起讫时间及基本内容相同。
东史
《东史》，朝鲜沈大允著，记载檀君、箕子至高丽的历史，编年体，全书分六册（卷）。
第一卷记载檀君至三国历史。第二卷记载三国（新罗宪宗和景宗）及高丽太祖至定宗朝历史。第三卷记载高丽显宗至睿宗卷。第四卷记载高丽明宗二十二年至忠烈王二十三年历史。第五卷记载高丽忠烈王二十四年至恭愍王十九年历史。第六卷记载高丽恭愍王十九年至高丽灭亡的历史。
该书强调正统观念，如高丽建国而未统一以前该书仍以新罗为正统，直至高丽太祖十九年始以高丽纪年，同时附注中国年号。该书中收录了以前史家的评论，著者对史事也多有评论，并根据自己的见解对以前史家评论作了批评，如有史臣评高丽成宗放弃宋朝，转而臣服于辽朝：“王留意文明之治，教书一月数下，皆敷演成篇，然虚文无功，卒臣于契丹而绝于宋，惜其有志而无术也。”而沈大允则提出了不同看法：“成宗，丽之贤王也。臣于契丹而绝于宋，又何咎焉。史氏之无知也。社稷之主，惟以安国保民为义，不责以臣节，责人君非之义者也。小国惟大国之利我社稷者是事，子产之道善矣。”沈大允的看法准确而客观地概括出了高丽以安全至上的原则在宋、辽（金）大国左右摆动的原因。
该书取材广泛，考订精审，修撰完成后，常被后来的著作征引，特别是撰者对史事的评论可为研究者参考。
东史撮要
《东史撮要》，是韩国古代编年体通史，记载檀君至李氏朝鲜历史，全书以目系事，不分卷。
该书详于李氏朝鲜，记载高丽以前历史较略。高丽朝历史皆系于“高丽都松岳”一目下。李氏朝鲜历史除了记载李太祖至李景宗朝史事外，还记载了“湖堂被选”、“宾馆录”、“文庙从享”、“启圣祠”、“释采陈设图”等叙述了明朝与朝鲜的使节往来、中国和古代先贤配享文庙的情况等。
纂修东国史
《纂修东国史》，韩国古代编年体通史，记载檀君至高丽朝历史，朝鲜李弘基编撰，全书不分卷。
卷首有李弘基自序，叙述写作之目的和编撰原则。又有“中国历代记”、“东方历代次序”和“东国历代传统之图”。“中国历代记”叙述了中国自唐尧至明朝，朝代演变，同时对应叙述高丽的朝代更替。“东方历代次序”和“东国历代传统之图”叙述檀君朝鲜至高丽的朝代兴替。“历代建都之图”描述历代建国地理形势。正文依次叙述“檀君朝鲜”、“箕自朝鲜”、“卫满朝鲜”、“四郡”、“二府”、“三韩”、“三国（新罗、高句丽、百济）、高丽历史。该书叙述高丽历史篇幅最大，尤重高丽事关治乱兴衰之事件和人物，各代国王施政得失，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该书未说明所参考史籍及体例所宗。因其篇幅所限，总体而言，叙事粗略，史料价值不显著，但于史事安排上仍可见撰者的旨趣，如该书相对详细地记载高丽由元朝转臣明朝的过程及李成桂在高丽时期的战功，显示出撰者的正统华夷观念，及为李氏代高丽解说。体例上，该书并未如朝鲜时代大多数私家撰述依据朱熹《通鉴纲目》体，而是比年系事，不立纲领。以本国纪年，下注中国年号，宋代时，则同时注宋和辽（金）年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