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推论难免有点“大胆的假设”，论据也欠完备，但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我们在“杏花村”的研究方面不囿于成见，敢于大胆怀疑，大胆创新。所以我认为江文在“杏花村”问题的研究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成为“杏花村歧亭说”之滥觞。江文的贡献是巨大的。
本文的观点
笔者撰本文，就是要证明：今湖北省黄州市属下的麻城市歧亭镇的杏花村正是杜牧《清明》诗中所写到的“杏花村”。当然，我还要再次阐明我的一个观点：杜牧诗中所谓的“杏花村”，在当时未必以“杏花村”名之，只是村边或村中多杏花而已，正是杜牧的《清明》诗，使这村名渐渐固定下来，但也不排除当时就叫“杏花村”。今全国各地众多的“杏花村”，包括山西汾阳的杏花村和安徽池州的杏花村，其以“杏花村”命名，究竟起于何时，也是我们考证杜牧“杏花村”不可忽视的问题。
为行文方便，先介绍一下黄州。清朝人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卷五载：“黄州，汉曰江夏郡，后周曰黄州，隋、唐因之，亦曰齐安郡，领黄冈等县三。”所以黄州又称齐安。所领三县还包括黄陂、麻城。以当时的道路算，麻城在黄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处，歧亭镇在麻城至黄州之间。
以今天的眼光看，歧亭是个小镇，地处麻城市市区西南七十里处，距黄州约一百里，106国道从镇中穿过。但它又确实是个古镇，在麻城境内现有的十六个乡镇中，以时间的久远看，未有出其右者。歧亭镇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在黄州府麻城县条下有一段对歧亭的记载：
歧亭城，在县西七十里，齐、梁间为歧亭县，亦蛮县之一也。今为歧亭镇，旧与黄冈、黄陂连界。明时嘉靖中，议设郡于此，防御寇盗，并伐石甃城，寻建黄安县而止。
清人王元士《歧亭古迹考》中说：“歧亭，古废县，处麻治极西之境，与冈、陂、安三邑接壤，北距光二百余里，南距黄一百余里，故曰光黄间。前明嘉靖时，盗起西山，驻捕通判罗瑞登筑城，周约五里，五门二十八敌楼以守之。清易以同知分镇。则歧亭虽非重镇，亦楚黄之扃钥也。”（民国二十四年版《麻城县志》前编22页）这些资料表明，歧亭是古镇也是重镇，是光、黄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光黄古道是由中原渡淮入湖广的一条重要的陆上通道，而歧亭是这道上的必经之所。北宋元丰三年（1080），苏轼谪任黄州团练副使，从汴京（今河南开封）经河南新息（今息县）过麻城春风岭至歧亭，与隐居歧亭杏花村的老朋友陈季常不期而遇，相聚五天，然后往黄州赴任。由此可以看出，这条道路在当时是一条便捷而重要的官道。
春风岭在何处？据康熙《麻城县志》：
春风岭，一曰东界岭，一曰大安山岭。按《一统志》在麻城县。岭上多梅，宋苏轼自新息渡淮由此岭，有诗。则二处皆自黄走新息道也。
这里没有确定到底是东界岭还是大安山岭，但东界岭在县东九十里，大安山岭在县西二十五里，还是以大安山岭比较可靠。《麻城县志》载：
大安山，西距县二十五里，中有古刹，山椒名梅侯，俗呼梅花脑。留（疑为“由”之误。笔者注。）刹北下岭，有石级名百丈阶。自县西七里冈至此，逾白沙关，为宋达汴京道。（康熙九年刻本）而“白沙关，在县北九十里光山县界”（康熙《麻城县志》），所以这正是一条连接光、黄的通道，苏轼应该走的是这条路。
歧亭杏花村是与陈季常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乾隆《麻城县志》下卷三录有清人胡《歧亭杏花村记》一文，文中写道：
歧北三里许有杏花村，陈季常隐居处也。季常洛阳人，好宾客，喜声妓，号龙丘居士。少与子瞻友善，后侨寓歧。元丰初，坡公守黄，过歧亭，季常谒焉。越明年，复相见于村中。村多佳木，绕篱植红杏数十株。每杏林花发，落英满地，好鸟嘤鸣，春山淡冶如笑。林外流泉淙淙，循檐下溜，空碧澄鲜，红潮掩映，似如西子洗妆。
清康熙九年（1673），著名廉吏于成龙出任黄州同知，设“二府”于歧亭。其间，他“偕歧中士子过杏花村，谒季常先生墓”（《宋贤祠碑引》），“恐先贤遗迹历久湮没，使后人靡有瞻仰，爰于墓前隙地构屋三楹，颜曰：‘宋贤祠’”（清邱赐书《重勒宋贤祠记》，碑存杏花村庙内），并立碑纪念，亲题碑文《宋贤祠碑引》。文中有句：“迨东坡一过杏花村，坐萧然环堵中，依依有故人情。”
上面这些资料证明，歧亭杏花村在苏轼任黄州团练副使时已经存在，并因陈季常隐居于此而闻名后世。苏轼任职黄州是1080年，离杜牧任黄州刺史时的842年不过238年，作为具有相当稳定性的地名来说，两百多年间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然而，歧亭杏花村究竟是在杜牧《清明》诗问世以前就叫杏花村，还是因受诗的影响才定名杏花村，现在还不能确定。
确定了歧亭有杏花村，还得问：歧亭杏花村是不是有酒呢？其实这是多余的问题，在农耕时代，没酒的地方恐怕没有。因为流通不便，人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随时喝到各地的名酒，只能喝自己酿造的酒。所以真正要问的是有没有卖酒的“酒家”。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前面已经说了，歧亭为光、黄古道旁重要的驿站，往来官员、客商多，不可能没有“酒家”。陈季常“好剑使酒”（苏轼《方山子传》），隐居杏花村，没酒恐怕难熬。苏轼在黄州四年，三次往歧亭见陈季常，每次都饮酒，有诗为证：“野店初尝竹叶酒”（《歧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知我犯寒来，呼酒意颇急”，“为我取黄封，亲拆官泥赤”，“酸酒如齑汤，甜酒如蜜汁”（《歧亭五首》）。这正是店家自酿并封存的用来招待贵客的那种美酒。
这样的一个去处，与《清明》诗中所描写的景象何其相似。想当年，杜牧由长安出发，道经洛阳，渡淮河，从光、黄古道入麻城，到歧亭时，春雨绵绵，人困马乏，人地生疏，好不容易到了这么一个可以歇脚的集镇，于是急忙向牧童打听饮酒的处所。当牧童用手指着告诉他镇边三里处的杏花村可以饮酒时，他的内心是多么地满足啊！这情景，无论是汾阳杏花村还是贵池杏花村，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深层的考证
上节的考证，说明了歧亭杏花村在历史上是个确凿的存在，而且其地理位置更符合杜牧《清明》诗所表现的意境。然而这不能算是科学的证明，还不足以消除人们心中的疑惑。下面拟从四个方面一一廓清读者心中的疑问。
第一，歧亭一带有“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气候特征吗？歧亭地处麻城市西南部，毗邻今武汉市的新州区（原新州县，属黄冈），属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的鄂东沿江冲积平原，与安徽池州基本处在同一纬度线上。这一带突出的气候特征是“春雨、梅雨、伏旱型”，年降水量1000—1200mm，以夏雨最多，春雨次之，秋雨更次，冬雨最少。这里的春雨呈“连阴雨”的特点，正像朱自清在《春》这篇散文中写的那样，“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连下十天半月也是常事，雨的形态“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形成春天连阴雨的原因是：“冬末初春（二月份）南北方气流交汇于南岭一带，形成了稳定降雨的准静止锋，使粤北和南岭发生低温阴雨。三至四月准静止锋跃迁于温州和南岭北面的江南丘陵一带，并可波及长江中下游两岸，形成这里的春季连阴雨。六月中旬开始，准静止锋迅速移至长江中下游平原，形成梅雨。七月中旬以后，锋面又跃进到淮河平原和鄂西北山地，在这些地方形成较短期的阴雨。自此以后，雨带移至北方，具有过境锋性质，不具有连阴雨特点。”（赵济、陈传康主编《中国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三月份至七月份，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是春雨连梅雨，所以阴雨天气多，往往遇上“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天气。有的研究者早已注意到，杜牧在黄州写的诗中，写雨的很多，缪钺先生在他的《杜牧传》中就说：“黄州雨量大概是不小的，所以在杜牧的诗中常常提到雨。”
这里还有一个佐证，就是苏轼当年去黄州道经麻城春风岭时，曾作七绝《梅花二首》（又名《正月二十日过关山作》）。第二年（1081），又作七律《正月二十日往歧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其尾联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毫无疑问，这个句子是化用了杜牧《清明》诗的前两句，可见当时的情景与杜牧诗中所写的情景极其相似，因而引起了诗人的联想。正月二十，离清明节还差四十多天，便已出现了春雨绵绵的景象，到“清明时节”出现“雨纷纷”的天气就更顺理成章了。
第二，杜牧从长安到黄州一定是走的旱路吗？回答是一定的。关于这次到黄州赴任途中的经历，杜牧没有专门的记述，但他于无意间在一首小诗中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诗名叫《题齐安城楼》，诗是这样写的：
呜轧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
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