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洋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实在令公安局头疼。在监狱里，他又是上吊自杀又是嚎啕大哭，有时是整夜整夜朗诵诗歌，有时又是哭哭闹闹祈求释放。洋诗人尤其喜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们大放厥词。他说“诗人自杀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诗歌现象，我最后的杰作就是杀人然后自杀，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行为主义艺术创作。它象征对意义与价值的摧毁，对死亡的向往……”一些人听了不知所云，一些人则视为A城的重大新闻，在小报上渲染得铺天盖地，令洋心花怒放，他更加肆无忌惮地宣称：“我就是要出名，你们写我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你们可以为我写传记，我要永垂不朽！”最后公安人员只好尽快将他执行枪决，免得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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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姐是在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中醒来的。她揉了揉眼睛，看见高已经不见了，她想起昨夜的缱绻，心中泛起柔情，高这个小孩子。她又听见几下敲门声，心想可能是高回来了吧。她问了一声：“高吗？”门外答了一声“嗯”。黄小姐穿着薄薄的睡衣去开门，门一打开，两只手就伸向了黄小姐的脖子，黄小姐还未来得及叫一声就咽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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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公安人员抓住时，正在帝豪商业大厦的更衣室里与琳吞云吐雾。
在不久前的一次约会时，琳带来了这种粉末状的白色物，令高兴奋，令高快活。从此两人常常纠缠在一起，一边吸白粉一边做爱。高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和忧愁，沉湎于天堂般的境界中不能自已。所以当公安人员推开更衣室的门时，高竟忘了穿上衣服，就赤身裸体走了出来，在售货小姐们中间激起了一阵“啊”的尖叫。售货小姐纷纷掩面，又从指缝间偷看高那硕大无比的阳物，心中不禁对琳怀着羡慕。琳那一刻忘了羞耻，她不顾众人的眼光，将高抢了回来又抱住贴在一起，直到公安人员将衣服扔向他们，并呵斥了一声。
很多人作证那夜是高陪同黄小姐离开夜总会的，公安人员又在黄小姐的体内发现了高的精液。高无法辩解，糊里糊涂被关押在了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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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老板传说也离开了A城，是被几支枪顶住威胁离开的，没有人知道详情，只有守门的老张那天看见几个人闯进别墅，开门就将他打晕。朦胧中他透过门隙透出的灯光看到章老板被几个人围住，两支枪指向他的太阳穴，玲玲吓得哭了起来。第二天父女双双失踪，再也未在A城出现过。
扑朔迷离的事件在A城传得沸沸扬扬，皇后夜总会的第二大股东向老板宣布由原夜总会副总经理王先生出任总经理。接着又宣布章老板退出夜总会，其拥有股份已全部转卖给自己。然后就在王先生上任后的第三天，夜总会的领班偶然有事去向王先生汇报时，听到王先生正在接一个电话，王先生低低的声音满是恐惧，“好的，明天我就把五十万元现金给你送去。”然而第二天王先生就不辞而别，再也没有来过皇后夜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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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黄小姐的凶手是公安人员在一次偶然的审讯中获知的。据一名盗窃犯供认：他的一个朋友有次醉酒后吹嘘，他马上要发大财了，有人要他去干掉一个夜总会的女人，付给他五十万元酬金。凶手被迅速捕获，是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无业青年。这小子唠唠叨叨嘀嘀咕咕，凶手对杀了人不当回事，倒是对那位要他去杀人但未付钱就跑掉了的家伙极为气愤，如果逮住了那家伙，一定要把他千刀万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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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夜总会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歌舞升平繁华热闹，每天宾客如云。向老板却出人意料地将自己的股份卖掉了，奇怪的是他出的价钱特别低，卖给了一个至今来历不明的姓雷的老板，据说谈判时那个老板只说了一句“向老板，王先生要我向你问好”，向老板就乖乖地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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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A城稀奇古怪的事层出不穷，各大夜总会酒店却照样天天爆满，陪舞小姐们感叹再也没有碰到过章老板那样慷慨大方的男人，而生意却越来越难做，因为入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多。
1999年A城的这种浮华气息不知还将延续多久。
我们的发烧年代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和小康、萧斌、许基几个人，一上海南岛不久，就组成了一个“闯海沙龙”。其实“闯海”是一个历史名词，指的是1988年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时，十万大学生从全国各地，穿越城市、村庄、高山、河流甚至草原汇聚到海南岛，投奔自由与新生活新世界的传奇，那个历史事件后来被命名为“十万人才下海南”，后来的历史书阐述那是“八十年代思想启蒙后寻找自我、追求自我，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真正落实与实践，”是“中国人才自由流动的开始，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下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象征”，而那些人，被称为“闯海者”，而他们共同的特征，据说是：戴眼镜、穿牛仔裤、说普通话。这些在八十年代据说还算稀罕的。
据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描述：那真是一个美妙的年代啊。街上奔走的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见面就打招呼，一见面就成朋友，一见面就簇拥着上酒店去餐厅，谁有钱就谁掏，没有钱就凑份子，喝完酒就唱歌，在餐厅里唱歌，在大街上也唱歌，到了公园里也唱歌。东西湖公园每天晚上都有人唱歌，还有篝火，还有人弹吉他。到了高潮处就合唱革命年代慷慨激昂的歌曲，就有人喊口号，就有短发的女孩和长发的男孩翩翩起舞，就有想家的人开始抽泣，或者相拥而哭，或者嚎啕大哭。那真是一个浪漫的年代啊。在一天喧嚣过后，黄昏时，丛林里，火红的灿烂的夕阳下，椰子树婆裟起舞，青年男女们都喜欢到海边漫步。海浪一波接一波地翻滚过来，惬意的海风轻轻拂掠。真让人不知身在何处。入晚，深蓝的低垂的天空中，大朵大朵的绽放的白云，迅速地翻腾变幻的白云，像火一样燃烧的云，再衬托出椰子树的剪影，满是异域的情调。多少人黯然销魂，多少人流连忘返。那真是年轻人的世界，每天都发生着多少可歌可泣的爱情、友谊和传奇故事啊。
我们当然已经算不上“闯海者”，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自由流动不自由流动了，工作都得自己找，毕业后就是自由人，早没有什么分配一说。我们只是几个喜欢看大海的人，所以即使海南早已经济衰退，市面萧条，我们照样跑来了。可我们倒真是有些佩服和羡慕那时候的“闯海者”，他们就是中国的“西部牛仔”啊，既是时代先锋，浪漫而勇敢，如今还真的个个功成名就，成天在报纸电视上宣传自己的辉煌历史，其实，也许那时他们不过和我们一样，挤在三四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我们组成“闯海俱乐部”，其实心底还是希望像他们一样能创下一番事业。
刚到海口的时候生活是闲适的，我那时住在海口老街。在小小的约一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商场、铺面、银行、茶馆、咖啡厅、饭店、电影院……一家挨着一家，古老的骑楼，现代的高楼大厦，也密密麻麻堆积着。走在这里的大街小巷里，经常是人山人海，让人有头晕的感觉。我就住在临街的一栋四层楼的顶楼，是公司的宿舍楼，也对外出租。那时，虽然迷茫，但同时，我对自己的生活充满幻想、虚构和臆测。
我很快认识了一些人，组成了一个圈子，我们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聊天讨论，甚至一起看电影。
我们是指我，计算机公司的小康，小康同公司的小武、小宗，报社的许基、萧斌，银行的女会计陶丽、房地产公司的郭敏大姐等。他们，都租住我们公司的房子。我们公司还有个食堂，所以我们其实最早是在食堂吃饭认识的。因为气质上看起来有些相同。
由于每天晚饭都聚在一起，我们有时就会坐在一桌聊天，聊着聊着，就不再限于私人事物，而关心起公共话题来了。其中我和萧斌是对头，两个人都好辩论，经常意见相左，而且容易激动，于是经常吵得面红耳赤。
我来自农村，听到一些家乡农民日子难过的事，就不免对国家一些政策不满，发牢骚。萧斌则觉得没关系，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消灭农民，不是说从肉体上消灭，而是让他们进城，变为城市人”，他振振有词地说。我说你懂个屁，农民进城能干吗？服伺你啊，你好当老爷啊。我一激动，就爱说粗话。“如果农村还呆得下去，谁愿意进城啊，忍饥挨饿不说，还受城里人歧视。农民都争先恐后进城，说明农村政策有问题，农民没办法呆下去了”，“你这是落后的观点，跟不上形势，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的”，“那怎么不牺牲你的？”
我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许基一看情况不对，赶紧来拉架。
我们每天在一起高谈阔论，从国际大事到国内新闻，我们每天吃完晚饭就自行组成沙龙，交流各种新闻信息。渐渐地，许基成了其中的组织者。他热心公益，每天自发组织大家晚饭后讨论。许基是报社的记者，比我们早参加工作，是一个“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历史迷，对诸如作家韩少功、马原、企业家潘石屹、冯仑、唐万新、马蔚华、黄巧灵、演员陈虹、歌手老狼、刀郎、谢雨欣乃至大嘴邓建国、宋祖德之类的闯海掌故如数家珍，说觉得我们这帮人有点建省办大特区初期的热血青年劲，建议我们自己命名为“闯海沙龙”，好，大家一致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