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先锋诗坛虽然已经失去了80年代的辉煌，但一大批诗人仍在保持沉着坚定的写作和精神探索，如王家新、西川、于坚、王小妮等人，经过各自的艺术磨练后取得了新的突破，成为了90年代先锋诗坛的代表人物。同时，90年代的诗人们意识到了主义和流派的流弊，转而倾向于以个体为单位，来进行内倾的艺术求索，80年代那种主义林立，流派纷争的局面似乎已不复存在。但这也许只是表面现象，诗歌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在失去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后，陷入了无名时代的汪洋大海。无名的惶恐和落寞虽然造成了一部分诗人的流失和转入个体化写作方式，但也会让另一部分诗人意识到实施运作策略的更大必要性，那种群体化及贴主义和标签的运作模式和炒作策略永远都不会丧失其有效性，加之人们固有的思维惯性、政治天性和曾经有过的甜头，使90年代的诗人依然没有遗忘掉主义和标签，在利用其强化艺术倾向的同时，也使艺术探索变为运动和事件，在诗坛内部和有限的社会范围内造成了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及下半身写作了。
1.湖北先锋诗歌的发展期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是湖北先锋诗歌的发展期。90年代初，中国先锋诗产生了深刻的“断裂”，更多的诗人关注诗歌本体并转向个体内心，期望在语言形式内部挑起对意识形态话语和时尚媚俗话语的反叛。在文学转型的关键时刻，湖北先锋诗坛，显现出坚韧的本色，在历经80年代的沉潜之后，于90年代初突围深展。虽然王家新逐渐淡出湖北诗坛，但他对许多先锋诗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南野则成为无可替代的先驱者，与王家新里应外合，构成了湖北先锋诗坛的塔尖部分。
继王家新、南野之后，第二代先锋诗人浮出水面，长期活跃于外省的文学刊物，至此，新时期湖北先锋诗群得以形成，包括刘洁岷、余笑忠、沉河、宇龙、张执浩、剑男、鲜例、袁志坚、钱省、鲁西西等人，他们竭力拉近与第一代先锋诗人（王家新、南野为代表）的距离。张执浩、剑男、袁志坚、韩少君等人曾多次参加青春诗会，张执浩给笔者电邮回忆：湖北历年参加“青春诗会”的人有：王家新、乔迈、唐跃生、张执浩、哨兵、阿毛。并频频在全国性的诗赛上获奖，例如，刘洁岷的《被遗忘的人》曾荣获《诗歌报》月刊“临工奖”金奖，张执浩的《吹着》和钱省的《清澜》被评为银奖。这一诗群在诗坛上表现得比较活跃，“整体性地显现替代了个体性的前卫行为”，但它仍旧是“温和的革命”，表现为他们对诗歌秩序的尊重，“艺术的内在品质被放在优先考虑之列，非艺术的种种表演，受到了意料之中的冷落。”虽然它形成较晚，且相对于全国先锋诗派而言比较低调，但是“就整体水平而言，现代诗歌在这块文化土壤上实现了本体意义上的复归。”
在1990年左右，王家新、雪村、野牛、野夫等80年代湖北先锋诗坛的重要诗人已相继离开湖北，留下的诗人中，南野在完成《大鲸》后，慢慢淡出诗坛，陈应松转写小说，乔迈转投商界，华姿和胡鸿等人先锋情结落伍。在这种诗坛的危机下，80年代的校园诗人为90年代的先锋诗坛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经过各自的学徒期，在此阶段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驻守先锋诗坛的老将一起，构成了90年代湖北先锋诗坛的中坚力量。初登诗坛的张执浩更是以一首《糖纸》获得1990年《飞天》杂志的诗歌大赛一等奖，为湖北先锋诗坛在90年代开了一个好头彩。
在此时期，驻守和新进先锋诗坛的诗人有张执浩、余笑忠、鲁西西、李建春、江雪、阿毛、鲜例、沉河、剑男、向武华、西域、柳宗宣、宇龙、韩少君、袁志坚、亦来、钱省、李以亮、张作梗、黑丰、潘能军和刘洁岷等人。这一批诗人中，有的基本上属于诗坛的新面孔，比如李建春、宇龙、江雪和袁志坚；有的虽然在上一个十年里发表过作品，但不属于先锋写作，如韩少君，他在80年代的写作属于“新乡土诗”的范畴；有的在此前虽属于先锋写作，但显得不够成熟，上列名单中的大多数诗人都属此列。
上世纪90年代前期，湖北先锋诗人或侧重精神冥思或侧重形式探索或侧重生命体验，当然，这三种创作态势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只是有所偏向而已，并不能做绝对的划分，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共同在文学的边缘默默耕耘。王家新、沉河、余笑忠、张执浩、剑男、鲜例、袁志坚、宇龙等人侧重形而上的精神冥思，对现实人生持理性观照。
1989年后，王家新自写下《瓦雷金诺叙事曲》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佳作迭出，在时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坚守最后的营地，始终保持诗歌坚韧的本色和诗人自身精神的自足，旅欧期间的诗歌创作更是在不断开阔的文化视野下，以诗片断的形式抒发自己对时代命运的思考。“你一直在说着命运，现在你看清了它：那是一颗尖锐石子所投下的巨大的倒影”（《词语》），诗人分明已被早年历史记忆拘留为人质，难以走出历史的迷雾。王家新的诗作力求在人与秩序的对立中显现人的高贵，更多强调西方诗哲对其精神的影响，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语言暴政下的伟大诗人，如但丁、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米沃什、布罗茨基等等。他常常以流亡者自居，在布拉格缓缓燃烧的黄昏中咀嚼着宿命，“流亡的人把祖国带在身上／没有祖国，只有一个／从大地的伤口迸发的黄昏／只有世纪与世纪淤积的血／超越人的一生。”（《布拉格》）90年代前半期是王家新的创作高峰期，他沉郁凝重的诗风极大地影响了年青一代湖北先锋诗人的创作，但他们因生存空间的拘囿，更多是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对现实人生持理性的观照，同时表达他们守护诗歌的纯粹性的坚定信念。沉河在《更小的蚂蚁》中，以“一片叶子让它度过一生”的更小蚂蚁，隐喻着普通人微贱的生命，悲哀得令人感动；张执浩也从行蚁的生活方式顿悟到一种坚韧的创作态度：“我要选择的是一只蚂蚁的途径／前方是积满云朵的城堡／而后面，是荒凉，是心灵的幽闭”（《与蚁同行》）；余笑忠在《流逝》中表达了他对时代境遇中个人立场的思考：“我还是没有把握，对这急速到来的夏天／是赞颂，是和光同尘／还是固守壁立的雪峰”；宇龙在拓展精神空间中意识到自身的限度：“那是另一片天空，博大、晴朗／宽容了所有的无知和罪过”（《天空》）；袁志坚的《雾中铁塔》有着类似王家新的沉痛语调：“在浓雾中没有人会看见它了／没有人再看见它的过去和存在／我要和它一起坍塌／直到我的体温和它一样冷时／我还会在它的体内不离开不逃避”；柳宗宣在变幻的生存空间中体会到生命的虚无：“我能拥有什么？／除去每天早晨夹杂灰尘的空气／浓厚的雾。贫穷的风声”。
湖北先锋诗歌在90年代前期的另一个创作倾向，便是对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这突出表现在南野、刘洁岷的诗作中。他们的诗歌创作以现代诗的空间建构和极致性的超验想象见长，展现轻盈飘逸的虚构之美，低压的眉头下吟哦的意义的团块被稀薄成蔚蓝的天空中的一丝游云。《大鲸》（南野）和《雾中人》（刘洁岷）以诗意的结构著称，他们都对物象作纯粹的唯美观照，而非紧锁双眉以训诫的口吻申诉诗人独有的人生启示。南野的《冬夜感受阳光的一握》、《暴风》以敏锐的触感写出了诗人特有的超验的想象，奔腾过人的身躯的暴风雪、沉没空中又落回手里的神奇的鱼和那只困恐惧而被染成蓝色的天鹅，带有超验主义特色。刘洁岷《拈棋的人》飘逸着玄秘的想象，以动写静，以虚写实，神韵逼现。
另外，湖北还有一些诗人依恃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诗歌探索，其诗作富有阳光气息和生活实感，激情飞扬，主要以韩少君、唐跃生、鲁西西为代表，显示出湖北先锋诗歌新的创作态势。韩少君自1989年入川与蜀地诗人广泛交流之后，这个80年代就被列入通俗诗派的诗人开始走上了生命诗学的路途，先后创作了《重返家园》、《棕红色光照》、《北方纪行》和《栗色木桌上的日记》等系列组诗，保持着强劲的创作力。他的诗作语言朴实自然，个体生命有着对自然物天然的亲近感，不断地融入野地从而不断地使精神获得提升。他笔下的鹰隼阴冷而有力度，“它蹲在一首／深远的牧歌中／锋利的双眼／比寒冷更寒／上升，这是唯一能在阳光中／守住自己傲慢的动物／不飞翔／也能将我带上天空”（《红太阳》）。鲁西西早在80年代就以写爱情题材的散文诗成名，她的诗不以阴柔温婉见长，而是激情四射，热情似火。《什么在踞着心灵》表现了女人因爱的毁灭而痛不欲生的情状，《起飞的姿势与往事》有着弃爱而去的那种沉痛后的轻逸，《大鸟》则残留着诗人习惯性的热情。在《过去的人们》中，诗人用冷峻的目光去打量都市人隔绝的冷漠的心，颇带嘲讽口吻，“我和你们擦肩而过／你们就忙了／忙透风的玻璃忙坚固的墙／之后你们就学会忘怀”，全诗在“走过去了”的复沓中结束。她早期诗作贯穿着敞开身心在冷漠的世界中找寻真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为爱所困为情所伤而又不能自拔。
2.湖北先锋诗坛的分化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湖北先锋诗坛面临分化，大批诗人中止诗歌创作，或下海经商，或转向他种文体写作，加之，大多数先锋诗人来自高校，因人生际遇的变化其诗歌创作带有起伏性和不稳定性，因此一批有潜力的先锋诗人游离于我们关注的视线之外。虽然湖北先锋诗坛并不缺少新锐的诗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具有沉潜的品格。90年代中期以来先锋诗坛的冷寂低调，促动诗人们排除一些非诗的因素，沉潜于诗艺的探索。此时的湖北先锋诗创作的锋刃，一方面直指当下生活和时代处境，将日常生活场景容纳进诗，另一方面又转向诗人的个体内心，通过心灵隐语指向神秘的不可言说。这个时期的湖北先锋诗的先驱者开始有创作衰退的征兆，但是整体上湖北先锋诗仍在持续深展，并逐渐向多元化方向精进。三大创作态势在相互渗透中保持各自的个性，重生命体验类写作与重精神冥想类写作有同化合流的迹象。
重艺术唯美形式实验的诗人，在孤军奋战中疲惫不堪，在抗拒现实的侵入中逐渐松懈，灰色的生活实景在诗作中闪烁。90年代后期，南野极致的唯美想象逐渐被对社会人生的哲理思索所置换，他前期诗作的形式化的艰涩逐渐被一种宣泄情绪的畅快所替代。《海洋公圜》可算作对社会现实的含蓄影射，那惊奇的梦境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仍保持着其偏向审美性幻想的写作惯性，从《中午的现点》开始，思索的意味增强，不断地融入了现实的因素，语言也相应的变得更加粗粝朴实。另一位重艺术形式探索的诗人刘洁岷，自写出《从一个句子推断三个关键词》后（此诗曾荣获《诗歌报》月刊第二届爱情诗大奖赛一等奖），对诗歌实验的兴趣有增无减。《什么是你为之深深……》由11个小节构成，活脱跳跃，各种生活场景像快镜头冲击着你的眼睛，动荡的过程便是其形式探索的意义，而不必落实到具体意义的阐释上。他的《听女友唱卡拉OK》又恢复早期重唯美的想象，思绪飘浮游移的艺术特色，晦涩的语言和奇异的意象每每造成“视境的中断”，唯美的形式探险跌宕生姿，但作品内在的意蕴略显单薄。
重精神冥想类的诗人将目光拉回他者，俯瞰芸芸众生，将日常生活场景包容进诗，对当下受权力话语和时尚媒俗话语的双重压迫的现实处境多了一份承担，努力使诗具备更大的综合潜质。90年代中后期王家新的诗歌不断吸纳现实化的叙事，《送儿子到美国》、《回答》、《一九九八年春节》等诗作语调沉缓，反映了诗人身心疲倦的无奈感。相比之下，同样重精神冥想的湖北年青一代的先锋诗人则锋芒毕露，诗风多彩多姿。李建春是90年代闯入湖北先锋诗坛的黑马，1997年度刘丽安诗歌奖的获得者，他的诗作具有一种洞悉现实的犀利力量和平衡感，反讽成了其创作的主调。《小城》、《我的老师》、《哀诗人宇龙》这类诗作语调冷静，情感克制，语言机趣。2000年死于非命的诗人宇龙，曾在机场潜心诗艺探索，从个人真切的生活体验出发思索人生。诗人在《雪》中拾起久远而模糊的记忆，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随时光流逝而来的距离感和孤独感，“当我们慢慢变胖，雪人消失／童年消失，他有意无意地／总是坐在饭馆里摇动酒瓶”，诗末的感叹发人深省，“雪，夜晚的雪／雪落进耳朵／雪冻伤耳朵／我们曾经说过的话／已不可能被重新说起／生活就是遗忘和背叛／就是电话挂断，一片沉默”。90年后期，沉河的诗作在戏谑调侃的口吻中蕴含着沉重的生命质感，《河边公园》在对喧腾动荡的都市生活的扫描中，驿动着在窒息的空气中寻求能净化自我的自由空间的焦虑的心，“你是否想到河边公园”像是上天的感召，回荡在诗篇的各个章节。余笑忠的《我的身世》、《重新生活》、《在车溪桂树下》逐渐增加了叙事的成分，当然这种“亚叙事”是依靠其抒情推动的。黄斌的《生活故事》带有新写实风格，洞察出凡庸生活的悲哀，而张执浩的《下午的菜市场》有着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