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籍是宁波人，父亲少年时就来上海学手艺。我七岁时父亲去世了，不久，妈妈改嫁，随继父所在的工厂支内来江西。
在奶奶的照料下，我在上海念完小学和中学。1968年毕业分配，大部分同学去了黑龙江、新疆，我因为是独女，被分配来江西，在继父的厂子里当化验员。
我们宁波人，有一个说起来令人可笑的看法，以为在天下人里，宁波人是最精明、可靠的，找对象也要找家乡人。母亲的眼光，早就被厂里的一些宁波人擦得亮亮的，最后，她相中了一个叫程海泉的工人。
程海泉比我大3岁，对母亲和继父很肯帮忙，有个什么事，只要说一声，一下班就赶来了，从不拖延，和师傅们的关系也处理得不错，逢人总是嘻嘻哈哈的。他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凶为得接济在上海没有工作的父母，生活上过得紧巴巴的……
母亲并不把这放在心上，要他到家里来吃了3年饭，省下的钱让他自己攒起来。她对我说：
“侬书读到高中毕业，成绩也不错，还是来江西这山沟沟了。如今读书多没啥用，只要人好，本分就行。伊成家立业有困难，阿拉帮伊一把，伊对依会好一辈子的。”
他不善于言辞，却用行动显示了对我的客气和体谅。
吃饭时，我未上桌，他就不碰筷子。碰到天刮风下雨，他保准会来我车间送伞、送衣服。他听我母亲说，过去在上海，我顶喜欢看王文娟演的林妹妹，不过半个月，不知他从哪里弄来几张“文化大革命”前王文娟灌的《黛玉葬花》、《雨打潇湘》一类的唱片，还拎来一架旧的留声机……
在我的想象里，结婚好比人生踏上了一块新鲜的大陆。在这里有明媚的阳光，繁茂长青的林木，四季不败的鲜花。紧张的身心在这里能获得松弛，纷繁、不定的感情在这里能变得缠绵、专一。
可是婚后不过几年，我就如同大幕落后一个孤零零的留在剧场里的观众，发现那些美好的东西不过是在台上……
除了睡觉、吃饭，程海泉在家里就坐不住。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桥牌、麻将……他没有不会的，饭碗一丢，就急于出去自相。甚至厂工会礼堂每周要放两个晚上的录相，多是香港、台湾粗制滥造的武打片，连我的儿子佳佳都看倒了胃口，他还正襟危坐，场场不拉。开始，我讲他几句，多少还有点约束，没几次就不行了……
前年的一天，吃晚饭时，他又是埋头风快地扒饭。外面不知是谁喊了句什么，他忙问：
“是喊我吧？”
我没答理他。他自己去门边看。我火了，过去一把将门推上：
“怎么，又要去做夜游神？”
“昨夜我和蒋师傅搭档，真晦气，输了十几个子，可买两包‘三五’烟了，要去将本扳回来！”
“不成，今朝侬哪儿也不能去。”
不一会儿，外面下起了雨。窗子上顷刻雨水如注，还闪过几道电光。他的气似乎消了些，进了里屋倒在沙发上。不一会儿，他嚷了句：
“灶上的水开了！”
我将门锁落好，去了厨房，一边上开水，一边向房里听着，不见有动静。等我提热水瓶进里屋，他的影子都没了。窗户敞开着，雨水洋洋洒洒地打进来，窗帘和我放在桌上的毛线团都湿了……
虽然一身倦意，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听见门外有响动，我瞧了一眼床头柜上的夜光闹钟，已经是深夜一点一刻了！
我听出他在打开五斗柜找衣服。接着去了厨房，一阵水声。他上了床，还要坐着抽一支烟，他听到了朝墙睡的我喉管里实在止不住的啜泣声。他已经习惯了我的不满，也白以为懂得了在这种时候他应该怎样行事——
他很快躺下来，和过去一样，一双大手十分有力地扳过我的身子，充满烟臭味的嘴巴靠了过来，在我脸上、脖子上，热烘烘、毛刺刺地蹭着。我竭力想转过身。这时，他那蕴藏在一身发达肌肉里的，经过一天的劳动和一夜的打牌，仍未耗费尽的精力全部喷发了。剧烈的喘息，汗津津的皮肤，一片漆黑之中，我都能看见他那双烧得放亮的瞳仁……
我拼死命地跳下床。打开灯，见原来擦得清清爽爽的地板上，一大滩水迹，两行泥脚印。我怔怔地看着，他也怔怔地看着我，好像这一切对于一个男人，一个丈夫，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我则是个来白天外的怪物……
他没有起来说上几句话，道个歉，或是过来为只穿了睡衣的我披上件衣服，而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仿佛是他受了天大的不公，而后转身睡下了。几分钟后，嫌灯光刺眼，他又伸手拉熄了灯，不一会儿，就发出如雷的鼾声……
第二天，我没有和他讲话，他也不对我讲话，就这样沉默着。僵持中，我觉得我是在维护一个妻子的尊严。他呢，也许在维护一个男人所要有的“自由”。而且在这沉默中，他的“自由”更多了，放下碗，一大摊家务事丢给我出门了，再不必说要去哪儿，几点钟回来，也不必担心有一番唇枪舌战。
在“夫妻”的名义下，你没有能力反抗。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直到死。如果人有两辈子。我这辈子就维持现状算了，寄生活的乐趣于下辈子。可人只有一辈子，与其这样活着，我不如终生不嫁！
我去母亲家里讲了自己的想法。
像听到美国又在哪国扔下的原子弹似的，她惊愕得脸都拉成了惊叹号。等透过一口气来，她一连问了我三个问题。
“侬发现程海泉在外面胡搞女人吗？”
“伊打侬吗？”
“伊每月发的铜钿没交给侬吗？”
我都摇了摇头。
母亲的脸色明显松弛下来：
“那侬还闹啥子离婚？结婚是逛城隍庙自相，轧劲就去，勿开心就回吗？”
她听完我讲程海泉的情况，更像是放了心，她劝我道：
“阿娟呐，天底下有几个男人对待老婆，会像结婚前那样捧在手里怕摔掉，含在嘴里怕化掉？不上五六十岁，男人的心总有些野。等牙一落，发转白，伊的心总会收拢些，和侬好生过日脚。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女人家顶交关的是名誉。人家丈夫判了刑的，还苦苦等着，侬千万勿要再想离婚了……”
也许，真如母亲所说，天底下的夫妻十有八九都这样，只要没有外遇、没有挨打、没有不尽经济上的责任，好歹都得凑合着。以我这样的理由提出离婚，人们不是以为我有神经病，便会以为我还是像小时候玩过家家一样的天真……
程海泉不能、也不想进入我的精神世界。好在佳佳进了小学后，我少有时间关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叹自哀。除了辅导儿子的功课外，稍有些剩余精力，便放在养花、编织上。台布，沙发巾，电视机套……我勾出了各种各样漂亮的花纹，平时摆一套，过年过节又放一套。月季、米兰、玉兰、文竹、玫瑰……屋里屋外总是香气扑鼻，争妍斗艳的。同事们进来，总夸我这里整洁、美观，像是宾馆。我听了心里也甜滋滋的。既然一辈子要在这里安身立命，生活上总得搞适意些。
如果不是另一个人的出现，我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
有一天，电视机坏了，程海泉拨弄了好半天，仍不见好。第二天吃完晚饭，他出去了，不久便带了一个人进来。他介绍此人叫吴文斌，是厂原管供销的副厂长吴满的儿子，在他车间里当工程师，修家用电器有两下子，说完把人扔给我，自己又去打牌了……
我实在有些尴尬，吴文斌倒没什么，拆开电视机就检查起来。正是6月，江南的梅雨时节，天气闷热，头顶上又是一盏60支光大灯泡，他额头上很快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我不过意，将程海泉的毛巾在冷水里搓了一把，送过来。他接过去，说了句“谢谢”，擦了一下脸，又埋头干下去。我又泡了杯酸梅汤送过来，放在他身边。他一直未动，直到电视机修好了，他才拿起杯子，一口一口地喝着，文质彬彬，像是位姑娘。
我出于礼貌请他坐下喝，他真坐在了沙发上，浏览起屋内的陈设，又看着我，眼睛显得深邃，富有热力……
我被他看得正不知说些什么好时，他轻轻地说了句：
“你真不容易呀……”
便起身告辞了。
我糊涂了，“不容易”，我什么不容易呢？是说我让同事都称赞的家里摆设来得不容易，还是说我生活得不容易呢？如果是后者，那他怎么会了解？我是个极爱面子的女人。夫妻生活虽然不痛快，可除了对母亲讲过，在其他人面前从未提起。想着，想着，我在糊里糊涂中睡着了……
从此，吴文斌常来了。大多数时候，是程海泉喊他来的。不知怎的，那电视机好不了三五天，总会出毛病，不是没有画面了，就是没有声音，要不就是画面上划过一阵阵雪花点……吴文斌一来，都能说出个道道来，不是哪个原件老化了，就是哪条线路接触不良。程海泉依然扔下他，由我陪着。我从没问过他什么，是他主动告诉我：
他1981年从一所工学院毕业，到厂里已经有五六年了。虽然学的是工科，也爱好文学艺术，有点时间就在家里看小说、听音乐。似乎为证实这点，每回他说不上几句，便告辞回家。有时，他夹着一本书来，说他刚看完，估计我也会感兴趣，说完将书往桌上一放便走了，他这种颇有几份自信的口气和神态，好像是我多年的朋友、同学，掌握了我的全部兴趣似的……
我拿起书，不是《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便是《娜娜》、《俊友》这类以写女性为主的世界名著。这些书，有些我没读过，有些在上高中时就读过了，但今天融进自己对人生、婚姻的切身感受，不再是以一个少女天真、浪漫的目光去读它们时，依旧像初读时那般新鲜。其中有些篇章，真像是托尔斯泰、福楼拜为100多年后的我写的。这时，我不能不承认，我兴趣的确被他抓住了……
过些日子，程海泉和他以“阿哥”、“阿弟”相称了，这样，我也成了他的“阿姐”。
程海泉对有这样一个“阿弟”，似乎很满意。一来家里有什么家用电器坏了，他会随叫随到；二来他父亲虽然退下来了，但影响还在，关系颇多，以后有什么事要办，也是一条路子；三来他是文化人，肚子里掌故不少，由他来家里坐坐，陪我聊聊，他更可以心安理得去出门车轮大战。
对这突然冒出来的“阿弟”，开始我有唐突之感，应答他“阿姐、阿姐”的叫唤，总不自然，他也是37岁的人了，且尚未结婚，自称在大学里谈了一个女友，毕业后通过两年信，一直鼓励他出国去读研究生，他不愿意也就未成正果。他认为中国女人的素质没几个高的，找不到合适的，宁可当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听他口气挺笃悠悠的……
后来，心里倒希望如果我真有一个这样的阿弟该多好。
我是个独女，这一生又几乎没有能谈得来的人，现在连母亲和继父也一起退休回上海了……而他读了那么多书，知道那么多工厂里的人们很少知道的东西。当他分析起安娜的性格、包法利夫人的悲剧，讲起在这片苍穹之下曾经有过的那么多的痴男怨女，为了追求一种脱俗的、高尚的精神生活，就是被无边的黑暗所吞没，也要像疾坠的流星一样发出最后光辉的一闪……
不知不觉，一个晚上的时间就静静地流过去了。在他面前，我感到自己成了瞪着眼睛、竖起耳朵听故事的佳佳。有时，我在厨房里洗碗，他在房间里哄佳佳玩；有时，我就工作上、同事间的某件伤脑筋的事情问问他的意见，他一说就云消雾散，茅塞顿开……
这一切，都使我感受到那种只有在兄妹、姐弟之间才会有的氛围。
一天下午，我的头阵阵晕眩，耳膜里也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地响着，同事们见我在工作台边摇摇晃晃，一根试管也拿不稳，便扶我去了厂医院。医生诊断是美尼尔氏症，开了几包药，要我回家静养两天。
程海泉下了早班，找出饭菜票，拉上在我床边做作业的佳佳走了。
过了半个多钟头，回来了，他将几本小人书往佳佳手中一塞：
“做完作业，坐一边看书。困了，就自己上床，勿要吵妈妈，晓得不？”
儿子乖乖地点点头。似乎不好意思拔腿就走，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搭讪道：
“阿娟，感觉好了点嘛？要不要为侬搞吃的？”
“不要。你要有事就走……”
“哦，那明朝就会好的，侬也早些睡吧。”
说完这句话，他感到尽完了丈夫的责任，从抽屉里摸出包“牡丹”装上，走了。
说实话，我早料到他是这副样子。如果对一个人不抱什么希望的话，那么对他也就不会有什么失望。我并不感到难过，只是感到一阵好些日子没有过的寂寞，一种越来越汹涌的、能将全部身心都融化掉的寂寞……
吴文斌好些日子没有来了，他去上海出差了。我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愿去想。他讲过的那些事，却总是固执地走进我的脑海……
响起了敲门声，佳佳活蹦乱跳去开门，进来的竟是他！
“啥时候回来的？”
“刚才，路上碰到了阿哥，伊讲侬病了。”
他手里是一盒藕粉和一袋碧光润泽的苹果。
水烧开后，他冲了一碗藕粉端给我。见我的手有点颤抖，他接过碗，拿起汤勺，要喂我吃。我不肯，他一下跪倒在地：
“阿姐，今朝侬不肯，我就不起来！”
我让他喂了。他直视着我，我闭上眼睛，汤勺触到了嘴唇才机械地打开……
我心里想：要是程海泉来待我，有他一半的心，我这一生也死而无怨了！
眼睛里晶莹莹的，脸上有什么潮热的东西在流动，我更不愿睁开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