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有时男人看男人，比女人看男人要清楚。姓胡的那小子，我在院子里见过几次，我一看他，就知道这小子是个花花嘴，轻骨头。现在文化厅里这样说你、那样说你的人不少，我不信，我只信是这小子欺负了你！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天下男人都是这等货色，天下还是有情有义、敢作敢当的男人多……
“第二，我知道你在上夜大学，文凭不到手，你就难离开这座城市。可你不能再去文化厅工作，中国人最爱往这类事上喷唾沫，没风没影的事儿，唾沫都能在你身上砸出个洞来，何况你刚背了这么一个处分？如果你不嫌弃，不觉得扔掉那只铁饭碗危险，你就到我公司来挂个名，上班不上班无所谓，关键是让你有学习的时间。公司里我是老板，我说定了的事，别人从不会哼哼……
“第三，我这样待你，你不要觉得不自在。我喜欢你，就要帮你，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决不会向你索取什么。一般日子，投了桃，就要报李，君子所不为，何况现在是你有难之时？若我想打什么主意，便无异于趁火打劫，连畜牲也不如了！”
虽然我的脸仍向着窗外，透过玻璃，看那汽车尾灯汇成的一条迷迷离离、闪闪烁烁的五彩之河，但他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很难否认它们实实在在，有板有眼，掷地有声……
我不由得转过身，看了他一眼。也许震怒之色稍褪，给他的感觉仍是愠怒，他站起来：
“好了，不耽误你时间了，我送你回去。”
从第二天起，我没有再去文化厅上班，可也没有去他公司挂名。白天关在房内看书，晚上便去夜大学上课。为了弥补前一段几乎荒废了的英语学习，我又找到了一所可以下午上课的英语补习学校。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日子过得平平静静，颇为充实，心灵上的创痛也日愈缝合。虽偶尔也会想起徐光烈的那番话来，可犹如一股浪潮在礁岩边打个回旋，一下子就过去了，似乎并未在脑海里积淀下什么东西……
6月末的一个上午，有人敲门。我想，一定又是文化厅的人来了，两个月里，有好心的同事来看过我，也有我所在处和人事处的处长来找过我，要我去上班，我已经向他们交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开门，却是徐光烈，我怔住了，不知该不该让他进来。他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扯扯自己的蓝大褂：
“不进去了，进去了这身打扮也找不到地方坐。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见你两个月没去厅里上班，我就擅作主张在本公司为你挂了个名……”
他从大褂上一个宽大的兜里掏出一个牛皮信封来：
“这里面600元钱，是你两个月的薪水。还有一张去江西九江的火车票，眼看就要放暑假了，你也该出去散散心。到了九江买张汽车票，一个钟头便上了庐山……”
他说得轻松，自然，宛若我真成了他手下的一名雇员，我恼火了：
“无功不受禄，我不要！”
说毕，就要关门，可他半个臂膀一下顶在了门上，随那太阳穴上爆绽的青筋，火气猛地窜上来，比我的还要大：
“何雪妮，我告诉你，女人怕伤心，男人更怕伤心！”
他把牛皮信封甩在了地上，转身便噔噔地下了楼……
我坐在书案边，手里拿着这沉甸甸的信封，不由得琢磨起他的话来。难道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心？难道世界上没有胡晓河这样“纯洁”的“弟弟”，却有他这样真肯帮忙而不求索取什么的好人？我又一次回忆起他在面包车里说的那番话，我注意到他说他喜欢我，从没有像胡晓河那样说过爱我。难道“喜欢”和“爱”这两个不同的字眼，出自于两个人口中，不仅标志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抑或还标志着两类不同的情感蕴涵……
我真有些迷茫了。我暂且收下这些钱，我不会动它，好在我存折上的钱还能抵挡个一年半载。至于车票，我打算到时去火车站看看，若发现车厢里还有他，我便将钱和车票一起摔回给他；若真是我一个人，我就去庐山，现在社会上不是有一句颇流行的话么，叫“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那我就权当是“不玩白不玩，玩了也白玩”……
似乎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徐光烈没有来。他给我买的是软卧票，一个包厢里只有我一个人。车到株州时，上来一个人。你坐过火车，肯定有过这样的心愿，在沉闷单调的旅途上，真想自己对面能坐着一个聊天的好伴侣。自然，对方是异性，又有着异性魅力的人更好……凭我的直觉，他就是这样的人一
三十七八岁的年龄，修长的身材，宽广的额头下一对眼睛犀利照人，鼻子尖而耸，脸部线条峭峻，颇有些像西方人。白衬衫的高领挺拔、干净，领口下松松的系着一条红领带，给人的感觉是既偏好雅洁，又不事矫饰……
他一坐下，就给我一个微笑，清新、自然，没有半点谄媚式、或商业化的味道：
“小姐，您去哪？”
声音也醇厚、沉朗，颇似男低音。
“去庐山，到九江下车……”
“真巧，我也去庐山。”
他从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里，摸出一个小巧的录放机来，又放进去一盒磁带，正要接上耳机自己听时，我说：
“先生，能让我一起听听吗？”
他朝我眨了一下眼，颇有几分揶揄的意味：
“这可不是流行歌曲，是我自己录的，不知您感兴趣不？”
他按下了放键。凝重的钟声前奏。蓦地，气势磅礴、一泻似天河的音响，在包厢里漫开，恍如命运之神的崛起和希望之神的呼唤。当音乐层层铺展出某种让生命受到深刻震慑的主题时，什么说得清楚、说不清楚的意念，都在串串音符澎湃的撞声下，化作了缤纷的花雨……
我听出了，这是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一下好似回到了十几年前，在文工团里上的第一节音乐课，这是节“无言之课”，老师什么都不说，只是放这首曲子的唱片。最后快下课时，老师才打破了十几个学员的一片静穆：
“从这位俄罗斯作曲家的这支曲子，你们将走进音乐的神圣殿堂。你们将会日愈感受到：音乐是灵魂的观照，而非理念之注脚；凡是语言止步的时候，音乐就开始了……”
由此，我们开始了几乎没日没夜的谈话：从屈原、李白、汤显祖，到荷马、但丁、莎士比亚。从尼采、罗丹、梵高，到索尔，尼琴、西蒙·波娃、马尔加斯。从舒伯特的《圣母颂》、《魔王》，到贝多芬的《月光》、《热情奏鸣曲》。从英伦的古色古香，巴黎的绮丽浪漫，到慕尼黑的浑厚典雅，维也纳的音乐氛围，以及马德里的鲜花、醇酒、美女和灿烂的阳光……
萍乡。宜春。新余。南昌。九江……
在旅途上，我们面对而谈，像一对教学勤勉的师生。在牯岭那被历史蹭得黑亮的石阶小路上，迎着沾衣欲湿，拂面不觉、似有若无的粉雨，我们并肩而谈，似一对早已心心相印的朋友……
他知道了我的经历。我也知道了他的经历。他叫石朗，父亲是国内的一位著名科学家，母亲则是爱尔兰人。他1948年生于伦敦，解放初期随父母回到国内。像这类家庭在国内几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必然会有的坎坷命运一样，他也有着坎坷的青春。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8年，和当地的一个牧民的女儿结了婚。粉碎“四人帮”后，他考上了北京大学，读完本科，又读硕士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和妻子离了婚。毕业后，他分到一个著名的国家级出版社工作。前四年，他有了一位女友，她是学油画的，作品颇具先锋性，曾参加过名噪京都的“星星画展”，一年前去了巴黎求艺。而他也办好了一切出国手续，将要赴英国剑桥大学去读比较文化的博士研究生。这次出来，就是想踏遍童年起便向往的祖国南方的几座名山，好让日后在异国的游子之梦里，能浮现出它们绰约、清丽的姿影……
也许凭石朗的气质，才智，他曾有过不少与异性的邂逅。可在我——我与他的这次偶然相遇，却是以我自己过去的全部生活做准备的。从丫头变成少女后，我的这颗时常显得躁动不安的心，便悬挂在人世的果园里，总在翘首哪阵金风，能将自己金属般地撞响，今天他不就是这阵金风吗？多少个月白风清之夜，我总在脑海里勾勒、却总也面目不清的“白马王子”，不就是应该有着他这样宽广的额头，犀利照人的眼睛，还有醇厚、沉朗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