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珍刺杀良弼—先烈之再认识
彭家珍刺杀良弼,从地理籍贯来看,是一个成都青年,炸毙另一个成都青年。
这一年,良弼35岁,彭家珍29岁。
良弼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后裔,出生在成都的旗人家庭。彭家珍出生于金堂县,今属成都市辖区。
良弼协助军咨大臣载涛,为事实上的海陆军参谋总长,晚清少壮派的顶梁柱;彭家珍,老同盟会员,也有军职在身。
良弼长得风度翩翩,体貌挺拔,素有大志,以知兵而为清末旗员翘楚,乃是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良弼意谓良佐,刘基《巫山高》诗中有云:“君不见,商王梦中得良弼”之句;彭家珍少年英俊,文质彬彬,光复故国辛苦践行具备世界眼光。两人形质俱有诸多共同之点。倘非置身对立体系,于国于民均大有裨益。良弼若早生十数年得为光绪助手,变法事或大有可为。
彭家珍生于金堂县姚渡乡。1900年代初,他父亲到成都尊经书院任教,他也随往,因而视野大开。稍后考入四川武备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对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极为崇尚,随即加入同盟会,这是同盟会成立的次年。1907年潜返四川策动大举反清起义,此时在清军中担任排长。
1909夏,彭家珍因友人之召赴昆明,初任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官,年底闻东北民气可用,又转赴沈阳,任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前队队官,在江湖社会密切联络,以图大举。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党人预感风暴将至,彭家珍从军咨府谋得推荐书,赵尔巽委其为天津兵站副官长、代理标统。这年年底,他在上海获中山先生接见,其后曾担任四川同盟会旅沪支部军事部副部长、蜀军副总司令。不久,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委其为北方招讨使,他又马不停蹄驰驱北上。
武昌起义以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业已成立,南方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北伐的声音更是响腾大陆。各国侨领,也皆联名驰电要求清廷早改国体、安定大局。这时清廷急予手握重权的袁世凯加封一等侯爵,但他是想当皇帝、总统的人,岂肯以此满足?他一方面试探南方政府的代表伍廷芳,欲使孙中山先生让位与他;一方面要挟清廷以利拨弄。这时皇帝年少,隆裕太后张皇失措,一夕数惊,这种情况下清廷的顽固亲贵,如载涛、载洵、载泽、溥伟、善耆、良弼、铁良等,便发起组成了一个宗社党,一心主战,要和革命党决一高下,并且那句把中国“宁赠友邦,不给汉人”震惊全国的呆话,就是由宗社党口中发出的。而稍早几年,清大臣刚毅甚至公开说“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钱穆:《国史大纲》,1948年版,653页)除了他们狭义的部族特权观念,国家前途的黯淡,生民命脉的损害,并不在其头脑想象之内。良弼等人并结合朋辈三十余人,前赴庆王府,包围奕劻,言辞激烈。并责问载涛兄弟,何以前此主张激烈,而两次御前会议一言不发?于是,他们便以“君主立宪维持会”之名义,发布激烈宣言。此即人们所称之“宗社党”。蒙古亲王博尔济吉特培等,亦组织义勇勤王敢死队。自古昏乱,至此为极。嗷嘈小民,更加筋髓委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除了一班小人,跳踉以随之外,君子远潜,真是天窭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
宗社党既如此嚣张,如此“鹰派”,为着民意事业急于撕开缺口,而不致功亏一篑,志士豪杰,又瞩目于此,拟以狙击手段处之。其间彭家珍参与京津同盟会骨干研讨诛锄袁世凯、良弼、载泽三人的决策。一月中旬袁世凯被炸,导致搜捕更严。彭家珍遂决意刺杀良弼。1月26日晚间由绝密情报得知良弼次日出席重要军事会议,他即返寓取出炸弹和手枪,然后化装为新军标统崇恭,那是一个良弼的熟人,径赴良弼宅邸晋见,以求一逞,不遇。旋赴皇宫外东华门静候,良弼出宫,卫队森严,未及下手,又乘马车尾随至良弼住家,待其下车,即取出名刺(名片)抢步求见,遭良弼敷衍,这时他迅速取弹掷向对方脚下,先爆一响,伤其足仆地,卫士惊觉反抗,不料炸弹经石反撞,又爆一次,卫士三五殒命,同时亦因距离太近,不及腾挪,彭烈士本人也受震牺牲。良弼受伤后延西医抢救,终因血流不止,次日亦死。
中山先生闻知极为伤悼,称其壮举为“我老彭收功弹丸”,追赠陆军大将军,令崇祀忠烈祠。2月12日,清帝即下诏退位。
20世纪80年代末期,诗人流沙河先生在成都郊区彭烈士纪念馆瞻仰,说烈士“不穿军装,不扎皮带,不威不严,乃一面目清秀、头发梳波、翩翩美少年也。这样的人会做出那样轰天震地的大事来,真想不到”。(见《先烈之再认识》)流沙河先生将彭烈士的精神内蕴归纳为一种思想、信念垫底的大智大勇,这也正是辛亥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傲岸独立之处,革命档次之高,一至于是。这与“打烂伞的”、“无法无天的”乱闹是何等的悬殊!
说来这个良弼还真是清皇室的忠实走卒,廉洁自守,对得起他的主子。他死后无嗣,唯余女儿3人,几无遗产;不久清帝退位,竟无从发放抚恤,女儿相对涕泣,萧然得很。狙击事发之后,清廷的亲贵们落魄丧胆,这些人可不像良弼,他们又庸又贪,纷纷遁入外国人的租界避锋,仅存入外人银行之金即达4000余万,尤以庆亲王前全权大臣奕劻掌握最多。这当中,就有宗社党之另一骨干铁良,他作为皇清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江宁将军,在此危急之时,丢下哭哭啼啼的隆裕太后,以及不到7岁唯知嬉戏的小皇帝,跑到津沽之间躲藏起来。一直在那里苟延性命,直到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他还想参与之,因病不能随行,“悲忧感愤,若焦若熬,疾益甚”。(《辛亥人物碑传集》,698页,墓志铭)几年后,病死。他死后,据墓志铭载:“事闻,上悼怆,予请庄靖,特谕称公练兵理财诸要政,规划精详,器局宏深。”他原是革命党最重要的暗杀目标,殊不料竟然漏网,革命党的青年学者吴樾先生在长篇论文《暗杀时代》中有三个章节矛头直指铁良,既揭露其罪恶,也阐明行刺的原因和效果。铁良为江宁将军时,仅一次搜刮,即在上海制造局提款80万,海关道库提款78万,其余各处提去百数十万不等。“东南各省脂膏竭罄”、“敛取东南之财,以供彼族之挥霍而已”。这实在是清廷褒扬他善理财的内因,其他种种罪行,不及一一备述,可惜吴樾未及实行而前此以弹掷五大臣出师未捷身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