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气质—张文祥刺马案的内外隐曲
党人猛击之风，虽以1900年以后演成巨澜，然于近世最早之胎息，则可溯及谭嗣同变法之心迹。百日维新毁于一旦，康、梁逸走海外，谭嗣同却安如磐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拒绝了民间及海外志士的营救，静候衙门武装人员冲进会馆。谭氏为后人尊为圣者，他一以贯之的理念是不怕被人杀，但亦不怕杀人。嗣同为人意气发舒，慷慨善陈论，其名著《仁学》引法兰西革命家创造民主之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人民之恨。”又其早年于湖南乡试科题小讲有云：“奇思伟论，石破天惊。”（孙雄：《诗史阁笔记》）明显注录嗣同心影，其对恶势力，固有一种拉杂摧烧，绝其本根之意，此实为英雄勘破生死界之潜在影响。仗义行侠的政治暗杀在三代、秦、汉以后，流于民间江湖如唐代之虬髯客之属，至宋元明皆颠踬不振。南明最后一个吏兵两部尚书瞿式耜战败于桂林独秀山下，清人窃国，二三百年，寂无声息。清末党人暗杀风潮之前，乏善可陈，唯张文祥刺马一案，腾于众口，影响震及全国。清末文人志士，追论述说，衍讨细节，或责或彰，要之皆在借以推进渐次膨胀的革命思想；以清廷虐杀过于残酷之故，有此一事，成为火线先声，自不足怪。报刊政论之外，仅就此案独立成书的就有平江不肖生及他人所著两部长篇小说。
张文祥刺马案，发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廿六日，这一天，两江总督马新贻赴督署旁边不远的操场巡阅骑射。事毕，步行回衙。甫至督署东侧门，张文祥快步接近之，做上递状子的样子，一边拔刀突刺，其人眼疾手快，只在一刹那间，刀身已没入马总督胁骨深处，并紧握刀柄转动之，此势必致死之术。整个过程，从容不迫。可见恨既不少，且蓄意已久。其刀经药物淬砺，刃薄如纸，受者刃到必死，难以解救，马新贻果在次日以不救告终。而张文祥被执，首先由漕运使张之万主审，后由刑部尚书郑敦谨、江宁将军魁玉及袁保庆（袁世凯之父，时为江南候补道）及由直隶新调两江总督曾国藩等相继刑讯，“文祥终无一词”（薛福成：《庸庵笔记·张文祥狱条》），但在魁玉主审期间，说过一句话：“我为天下剪除一通回匪者。”
由此张文祥刺马新贻背景模糊，莫可究诘，故天下猜测四起，讹传周布。张文祥指马新贻为回民“匪”谍一说似也不通。盖以当时西北回民迭仆迭起，与清兵血战，死伤藉枕，原与清廷有多种重大对立矛盾，文祥为一志士，与回民无仇，设此说成立，等于帮清廷的忙，事实及效果俱显然不像。
在民间流传最盛的一种说法是，当张文祥、马新贻、吴炳燮三人年轻时，曾歃血为盟，结为金兰之好。后来，张文祥、吴炳燮之妻各以美艳之故，俱为马新贻所奸污霸占。这样一来，张文祥所报则为占妻之仇。如政论家汤增璧先生即持此说，“马新贻督于两江，秽行昭著，戕贼旧交，艳其室而夺之。有义烈沉毅如张文祥者，磨刀霍霍，天鉴其衷，大仇已复，从容自首，决腹屠肠，神色为之不挠”。（《民报》，1908年，第23期，《崇侠篇》），此说即就报仇意义而言，把政以贿成及高官之淫昏联结起来，“酬死友于地下”，以其富有感性，极易契合下层民众心理，而以其事可感可想，更易招集更大仇恨。
章士钊则在考察张、马二人的籍贯、经历以后将此说断为传奇诬妄之词。他认为真正的导因还在于政治问题。“夫文祥，官书明明宣称为洪秀全余党，粤、捻两通，而其报仇远因，则在南田围剿一役。”（疏《黄帝魂》，第三十六篇》）盖浙江象山南田有洪秀全残部，马新贻为浙江巡抚时，捕杀其首要，余部星窜，由张文祥所召集。马氏新署两江总督后，仍袭前规，捕杀无算，“似此民族仇恨之深，致文祥手刃仇人之胸，以身试法而不悔，酿成案中之重大性，安有有心人觉察不到之理”？（同上）此则见道之论矣。
清末报刊群起议论这桩已过去三十余年的暗杀案，盖以党人暗杀风潮未起，故藉此发论，大作波澜，实因人心激愤，无可发泄，而由旧事牵出头绪。此后不久，暗杀风潮即形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