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败中的选择—政治理想的回顾—设想玄远荒幻：太阳城与乌托邦金岛—此曲只应天上有—从空想到联邦党人—狄更斯眼中的早期美国—暗杀：无政府主义国内派的暴烈—中山定论
在乱世里面，阿猫阿狗也不妨成为政治舞台的骄子。时人就餐桌上之变化隐喻政情，有谓：“鸡鸭鱼肉滚下去，乌龟王八上台来。”君子远潜，小人跳跃。那时候一部分廉正自守的智识者深觉无力回天，遂学起樊迟艺圃来，抱膝负暄，渐入焦枯。友人问起时局观感，他们总是颓唐地答道：“唉，中国是弄不好了。”那时的国事委实又和明末流寇滋荣、赤地千里的情形颇相近似。政府与匪类异名而同义，安民不足，扰民有余，结果民怨沸腾，国欲不亡，又安可得。
近代政治，看似科条既备，实则民多推诿，当然造成一种治丝益棼的景象。当辛亥革命的时候，一般社会民众，曾欢欢喜喜地说道：“唉！如今好了，从此大家可以食便宜的米了！”一般社会人群对革命的认识是怎样的呢，从这句话，可窥群众所最缺乏最需要的潜台词—这答复便是好政治。然而好政治的前提是需要一个并行的健全社会和健全的群众。本来孙中山与中国社会相呼应的改造系统，并力图付诸实践，惜乎黑暗复杂的社会风云推荡种种变数而令其夭折，令人顿生小舟深入浪千层的无限感触；而同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却提出一套美妙到近乎荒谬的政纲，祈望与中国现实速配成功，可惜现实总令其屡撞屡挫。这些急性子的热心人，也选择了向专制余孽发起狙击爆炸的暗杀之道，以强力攻强权。但无论其理论与行动，与中山先生的学说实践相较，俱显得轻飘难系，如林间游丝，一触即溃。当然，为着天赋自由，褫去人为束缚，其行虽激，而其心是可恕可谅的。
其实关于好政治的主张，与人类文明史俱来，其源即久，其说至繁。16—17世纪之交的意大利哲人康帕内拉描绘了理想的社会“太阳城”。在那样的城邦中，城分七层，居中为神殿，地面如宝石闪光，殿中悬有七盏金灯，长明不灭。最高统治者是一位祭司，其下有三位助手，冠名曰：威力、智慧、仁爱。关于教育、生活、婚姻、学制、工作均有美妙设计，根底是消灭了产生一切弊端的私有制，“太阳城里的人都是富人，因为共同占有一切，又是穷人，因为没有私有财产，不是他们为一切东西服务，而一切东西为他们服务”。（《太阳城》，商务版译本，24页）作者心细若发，设想周全，甚至考虑到高级知识分子用脑过度，耗费智力，因而有生出弱质子女的危险，故“让大学者与活泼热情的美女结合；反之，精力旺盛的性躁的男子则配以肥美温柔的女子”。（《太阳城》，商务版译本，19页）设想之玄远如入幻境。
比康氏更早些的英国贤人莫尔，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的《乌托邦》也在人类历史上影响至巨。乌托邦—UTOPIA意即无何有之乡。他也认为在私有制下总是凶狠狡黠者得惠，故主张财产公有，由严格的劳动制度来提供产品，有详细的城市建设、卫生健康及学术研究规则。这是一本“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他从贫困的根源去反对贫困，而非从贫困的后果去反对。他追求的富是全体的富裕。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设想家。他说：“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太阳城》，商务版译本，43页）问题是哪里又有真正的公有制呢？人作为一种无毛两足动物，有着动物的一个基本根性。财务“公享”，人生就失却了乐趣，缺乏了切身利益作动力，他就好逸恶劳，一心只盼别人辛苦操劳来养自己了。可怜莫尔这样一个慈悲为怀的善人，竟遭暴君嫉恨而死于非命，1535年7月1日，他被法庭特种委员会审讯，判词为“把莫尔解到泰伯恩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乘他没有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肚肠，扯出心肺，然后肢解”。7月7日，莫尔受此酷刑而死。临死前谈笑风生。1886年，英国天主教会封他为圣徒，列入殉道者之林。
无疑，他的死加强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然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相比之下，还是18世纪末叶的美国联邦党人来得切实可行一些。他们说：“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的政府。”（《联邦党人文集》，商务译本，第70篇）他们为新宪法的通过与对立者作了一系列论战，而新宪法，其要义乃在维持对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这种努力对美国民主社会的建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数十年后的1842年，英国作家狄更斯赴美作政治考察，深深佩服这个没有君主、没有帝王专制制度，也没有国教的自由的平等的新型国家。他举极细之事为例：“波士顿的州立疯人医院，以友爱感化为主的开明原则进行管理。”“美国的公共机构里，服务人员均极有礼貌。而英国的税关人员是那样的粗野，使人起厌恶之感，英国居然养着这样一群恶狗，在国门那里狺狺向人，实在有损国体。”（《游美札记》，狄更斯著，上海译文版，37页）他看到美国人即在生意气氛中也是文质彬彬的，房舍和馔饮，都很精致，在财富的夸耀方面，在生活奢华方面，争强斗胜的精神更大。甚至，作者觉得美国的妇女都特别漂亮！民主国家的精神魅力，有如是者！
清末民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至受巴枯宁、蒲鲁东等外国思想家的影响。几乎所有的复国志士，都在国外生活中生长了对当时祖国的“怒火之花”。他们的激烈，导因于两千多年专制之毒，仍澎湃于政海。但其主张之玄远激进，比古代的理想社会空想家似乎还要走得更甚更远—
他们主张以个人绝对自由为思想核心，一是经济上的自由，一切生产尽脱资本势力的束缚，凡共同劳动之结果，劳动者悉得自由取用。
二是政治上的自由，脱政府之束缚，仅以公会及团体来谐调关系。人群之生活，则以互助之感情维系之。以平等、向上、自由为人类文明之要素，而这三样东西，尤以自由为最切要，它是平等、向上的先决条件，故曰不自由，毋宁死。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把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译为无治主义，主张无强权、无宗教、无姓氏、无民族、无婚姻、无家庭，提倡自由恋爱，主张消除一切治人的机关，政府为治人机关之首要，应在根除之列，这也是因为，强权与国家是根本违犯个人自由的意志的，“政权就是自由的魔敌”。（《民声》，第30号，1921年出版）“强权这样东西，任随何时何地，都有人利用他来侵占人们的生存和剥夺人们的自由，如现在的军阀官僚，我们亦依然要为他受害。”（菊化：《我们为什么要革命》）而“强权之魁首既去，即百事皆了。”（刘师复：《论社会党》）国家呢？国家则制定法律，限制个人自由，而法律“是乙种人要来侵害甲种人权力之工具”。国家毫无可取之处，“除了国家权力的寄生虫官僚武人政客日日把法律来颂扬外，其余四万万的国民，良心上都不敢道一个好字”。最后，他们之目的也在剿灭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贪官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博爱的社会”。（刘师复：《无政府浅说》，《晦鸣录》，1期）
20世纪10年代中期，同盟会在国内外的活动备受挫折，无政府主义者多从该会分化出来，推扬这种激进的主张，但在反对清廷的专制上，颇起到相当的积极作用。无政府主义者又分为以刘师培、张继、何震为代表的东京派；以留法学生及同盟会会员李石曾、吴敬恒（稚晖）、张静江为代表的巴黎派；以刘师复（思复）为代表的国内派。
其中刘师复这一派对暗杀专制头目，藉以打击其嚣张气焰的恐怖手段最为热衷推扬，并为之付诸行动。世变仓皇，民情阢陧，一般猪仔议员，阴险政客，唯利是图，廉耻尽丧；环顾全局，弥觉可叹。此种情形之下，史坚如谋炸巡抚德寿，徐锡麟狙击恩铭，益激起刘师复等人的无限景仰。20世纪10年代中期，同盟会在广州策划的几次起义均遭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破获，人心沮丧，志士陷入清廷毒手者亦复不少。刘师复即欲谋炸此民愤极大之不良官吏，在广州仓前街赁屋潜伏，不料出师未捷身先伤，试爆失慎，重伤左腕。战友来时，警察亦到，遂为所执。经多方营救，入狱两年后获释。即赴香港，往同盟会南方支部，与谢英伯等在此组织支那暗杀团，团员共12人，分组执行与辅助任务，总体仍由同盟会指导。1911年闰6月19日团员林冠慈弹炸李准至重伤。同年9月，参与策划，炸毙广州将军凤山。时凤山为清廷所遣，前往镇压革命。执行者为团员李沛基，所用五磅制式炸弹即刘师复亲制。1911年冬，又谋炸摄政亲王载沣，到达北京时，以南北议和，暗杀行动为人所劝，遂止。此暗杀团于1912年民国肇建之后解散。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一部分推扬暗杀，以受外国同业思想之影响，泰西各国政治社会学名著，导其先路，尤受俄国虚无党影响至深至巨。中心思想是破坏主义的破坏之精神，以破坏行动赢得前途光明，赢得纷纷郁郁之理想景象。暗杀手段“任其何等高贵华族、严威警官，皆受其恐；若帝若王，皆为之警戒”。这“较之军队革命之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确的者，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无政府主义，民国建立以后，中山先生曾有明确指示。先生认为，此种学说率先发生于最黑暗之专制之国，“其人民多受政府之暴虐无道，故愤而为此过激之论。在今日世界，国家之界限既不可破，则政府代国家执行律法，以限制恶人而保卫良善，为不可少。故无政府主义实不能行于今日”。他解释得何等剀切准确，何等的明慧到位啊。这是他在1917年批复中华革命党加拿大支部部长陈树人的专函上所特别指出的。（《孙中山全集》，四卷，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