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争的一幕—革命与单纯恐怖：行仁与行暴之重大区分—黑手党恶果—文明社会瘤：邮包炸弹—巴尔扎克笔下的官、黑结合—更大的祸根
革命的刺杀行动与个人起因于私仇的狙击性质又不相类。前者乃以理想、主义作为底蕴，欲为血钟之震鸣，不为木铎之闷响。以唤起民众为己任，行刺是秘密活动，而行刺的效果，却在于大肆声张，以轰动效应，而贯穿其主张于后期影响之中，所谓起顽懦醒迷梦是也；而对昏庸、狡狯、残忍集于一身的残民以逞的权贵，又是一帖效果直达的猛药。因为腐败的政治局面一日不得澄清，则社会一切无出路可言，而过激思想亦因此容易激发。暗杀之为激烈行动，和宫廷里面的因权利角逐而起的诛杀也不相类，如清末皇城长春宫总管、太监安德海，“招摇煽惑，声势煊赫”，更兼招权纳贿、骄恣不法，这时同治帝渐长大，目睹安德海以柔媚取悦其母，事涉暧昧，也急欲除之更后快。后选中中兴名臣、山东巡抚丁宝桢将其诱捕处决。此事虽也交口称颂，但和革命的暗杀仍是完全殊异的两回事。
英国现代传记名家斯特莱切，曾为英国两个最出名的女王写了传记，一个是维多利亚女王，另一个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16世纪后半叶在位，当时的宗教改革打破中世纪的精神模子，骑士和教士从权力中心滑下来，代之而起的是一类新的实力人物，他们不信神明也不以智勇名世。在伊丽莎白当政时，新的社会制度虽云巩固，而古时的专制幽灵并未完全消灭。如女王遭遇不测，就不免导致天主教徒的当政，敌方可能以暗杀女王来达其目的，“在当时，暗杀不利于己的君王成了一种风气。奥朗日的威廉和法国国王亨利三世都是被菲利普和天主教徒谋杀的。伊丽莎白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也曾想将苏格兰女王偷偷搞掉”。（《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1986年三联书店译本，77页）人类攻击性本能在社会结构中衍变成另一种机缘，将己身缺陷不平之事，有以反其路径以补之者。政争的焦点，往往演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近距离观之，则但见其气阴、其术诡，而不问是非也。
通常以为，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而以为烈士献身，有诱于务名之心在，此实枉诬臆测，剧失其真。此种看法，大抵因后人才学浅而偏见深，遂厚诬前贤以显今人之聪明，这样得出的判断必与真相相去天渊。假令桀纣之徒，仅为闾里街头之无赖小儿，则其性虽凶奢，又安得施之？而玩人玩物，屠割天下，洵非高资大力莫办。清廷特权集团的磨牙吮血，肆酷恣欲，其自视为理所当然，而当时理法，又为恶人所制，即道德义理，亦为恶人曲解，而成杀人之具。其专制噬民之道，又伪托黜邪祟正之名，以束缚臣民之思想，唯在使人民屈从柔顺，而消磨其聪明才力，其性恶之烈，盖有甚于桀纣。故志士之奋起，决非为寻常的利害得丧，更非在得名，其所念兹在兹者，乃震荡社会惊醒迷梦，驱动进化。从而使虎狼强权者畏葸收敛，有造于社会者多矣；其大无畏的牺牲一己的方式，底蕴悉在以个人对社会负责，这种敢以个人英雄求自由平等的绝美气质，终以“流血五步，世界之幸福以进”为最高寄托。
因为简要说来，暴力通常有两种指向：一是指武力血腥的手段和对暴力的嗜好，二是指强迫别人做非自愿的事。人民有权利推倒暴虐政治，即最终以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权利，这已是公认的常识。这里所说的暴力就是第二义的强制力，即人民要求专制者放弃它的既得利益、放弃其行恶的特权，这样一种强制力。辛亥革命就是第二义的暴力活动，不能和对个人的暴力侵犯即第一义的暴力活动混为一谈。
和平非暴力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可谓正常，但若以之为革命的最高准则和唯一原则，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宣传含有很大的欺骗性、麻醉性，致令民众丧失敌我意识，在最后关头束手待毙。后世的告别革命论，往往是“精英”们自己缺钙，只得寄希望于统治者大发慈悲的自欺欺人罢了。
后世的恐怖组织的暴动、暗杀方式，如“巴勒斯坦人民阵线”1974年2月占科威特之日本使馆，日本赤军成员1974年9月占法国驻荷兰大使馆，亚美尼亚革命军成员1983年占土耳其驻葡萄牙大使官邸，哥伦比亚“419运动”成员1980年占多米尼加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以上统计均据1997年1月17日《南方周末报》），及1996年12月17日秘鲁阿马鲁运动组织敢死队抢占日本驻秘鲁大使馆，更演成震惊国际的人质大劫案。所有这些行动所使用之武力，均以无辜人质为谈判条件及牺牲对象，而置其于千钧危急中。故今日之恐怖集团，其性质与晚清革命党以恐怖伸公理、行仁政完全不能画等号。区别盖在于前者看似暴烈，实不能掩其内虚，缺乏个人气质上的勇猛无畏。
以意大利西西里岛为黑手党组织，专事国际大型走私及种种不法活动，暗杀正直人士也是其行动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们首先向政界渗透，1986年至次年的对黑手党历史性大审判中，西西里岛的法院获得了大量材料，证明黑手党同执政党政治家狼狈为奸的事实。如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市的黑手党，赠予天民党的选票达18万张之多。而政客则以出卖权力作回报。若遭怠慢，黑手党即通过新闻界曝光丑闻，或以暗杀解决。据《河南日报》晚报版1997年10月19日载统计数字，黑手党的大小头目和骨干分子有两万余人，居世界各处的成员达11万之众。
1997年9月26日，意大利西西里卡塔尼基亚重罪法庭经过四年多的审理，判处策划了二百多起重大谋杀案的黑手党“教皇”里纳终身监禁，引致世界关注。里纳1930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巴勒莫科莱奥内镇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3岁时即堕入歧途参加了黑手党活动，其人性情残暴，以血腥的仇杀向上司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黑手党实行持续三年的大清洗，他即充任杀手之要角，此后因多项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在1969年他突然失踪，从此开始了长达23年的地下生涯。1992年3月12日上午，意大利政府驻西西里大区代理总督萨尔沃？利马，甫出家门，即遭摩托杀手袭击身亡，谋杀即里纳策划，这仅仅是一个序幕。为了在大选中显示实力，提高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导演的杀人剧目接踵而至。仅在4月12日至7月27日的106天时间里，西西里地区惨遭黑手党谋杀的无辜者就多达213人。整个西西里岛血雨腥风，意大利人谈“黑”色变。
52岁的法尔科内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同黑势力不懈作战，被誉为意大利反黑旗帜。因此，他成了里纳的眼中钉、肉中刺，几欲拔之而后快。法尔科内从巴勒莫调到首都罗马司法部任刑事司司长后，24小时享受比意大利总理还要严密的保护措施。1992年5月23日傍晚，法尔科内及其警卫车队行至巴勒莫市区时，黑手党用无线遥控器引爆了事先埋在地下通道中的两吨烈性炸药，法氏座车被炸飞至100米以外，人车粉碎，法尔科内饮恨身亡，这位大义凛然的反“黑”大法官，终陷其毒手。
在法尔科内的葬礼上，与他并称为“反黑双雄”的另一位著名法官博尔塞利诺发誓，与不共戴天的黑手党血战到底，但万没想到仅两个月后，他自己也惨遭毒手，被炸死在巴勒莫市。
黑手党的穷凶极恶激发了意大利国族的强烈反应，政府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修改了《反黑手党法案》，将原反黑机构编制205人扩充为3000人，并对黑势力猖獗地区发动多次清洗，即如此，黑势力的繁殖却一仍其旧。
1998年2月，前苏联民主斗士，后为格鲁吉亚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也遭到恐怖分子的暗杀，恐怖分子首先用火箭筒向其座车开火，所幸其所乘名车性能优越，仅车身受重创，总统本人得以生还。暗杀起因于恐怖分子欲破坏民主成果及国家局势稳定，谢氏经此重大危险，仍不改其初衷，表示仍将为民主国家服务到底。
又有所谓邮包杀手，其典型者，如美国伯克利大学数学教授卡津斯基，于1978年向社会寄出第一个邮包炸弹，此后长达18年的日子，他飘忽不定地制造了16起邮包炸弹事件，而其主要攻击目标竟是大学及公共图书馆，近百名联邦特工在18年中，耗资近5000万美元及100万个小时，于1996年春将其缉拿归案（《南方周末》，1998年1月23日国际版）。凶手的鹄的念念在于摧毁现代工业制度和技术革命的成果（或后果），但他并不在网络上发表宣言，也不去游说政客，似乎早已看透这些办法是无能为力的。20世纪70年代初厌恶了现代文明，在远离嚣尘的山上结茅而居，躬耕垄亩，环堵萧然，在此著书立说，对后工业社会后果极度厌憎，但其选择的刺杀对象往往是工业社会职员，是一些陌生而无辜的人。
巴尔扎克的《贝姨》写一黑社会骨干，她说：“我们在巴黎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有多少人家，而且是圣日尔曼贵族区的，都对我说出了他们的秘密！多少婚姻由我撮合、拆散，我又撕掉多少遗嘱！”但黑社会的本质不在其对官吏贵戚的调控节制，看似对官吏有一种惩处，实则双方都是受益者，真正哀苦无言的，还是底层挣扎着饱受其凌轹之痛的升斗小民。同在巴尔扎克的这部名作中，一个妓女说：“领导政府的男人是受我们领导的，我真替老百姓叫屈！”（傅雷译本，470页）她之所说，换成黑社会口吻，一样合适。今日之黑社会又不若旧时之帮会嚣张暴露于外，但其以巨额贿赂买来包税权或专卖权，更以百倍的努力收回投资。其与官吏之规模性腐败，二而一，一而二，甚且公开买卖官职，并饰以合法外衣，官黑结合，权钱交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并在世俗中获得默认苟同，形成权钱互通的高速公路。其造成社会内伤，政经危机，直令国医束手。
20世纪60年代以降，国际恐怖主义甚嚣尘上，各国不得已相继建立反恐怖特种部队，如英国特别空勤团，1980年成功解救伊朗驻美大使馆人质事件；意大利“皮头套”，隶属该国内政部，1982年1月冲击红色旅据点，解救被扣的美国军官多齐尔。以色列“野小子”、俄罗斯“阿尔法”、美国蓝光部队……
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是以杀害无辜，绑架人质的手段来达到政治或经济目的。所以，不管它是出于什么样的诉求，不管打击的目标是否准确，只要它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只要它是以牺牲平民为代价的，它就是反人类的罪行，这与目标高度集中的政治暗杀有本质的区别。恐怖集团的暗杀，不得人心，但因其带有一定政治色彩，发表政权宣言，颇能蛊惑一时。不过其终极目的，终在个人或小集团的经济利益，只是个体、私人在集体权力运作上的表现。并以牺牲无辜者向政府相要挟，或作讨价还价的手段，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平等和富裕，却对那些不断制造不平等的机制置若罔闻，乐观其成。他们即使消除一定祸根，自身却变成更大的祸根。其卑鄙凶残毫无人性，终为大众所唾弃。而政治暗杀从来都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极端手段，当民主力量微弱不足以动摇专制统治，又处于极权政府的残酷迫害之下，采取极端手段就是合理的，是高压的反弹。没人会认为刺秦的荆轲大侠是恐怖分子，也没人会说暗杀希特勒的斯陶芬贝格是恐怖主义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