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心理 激愤的背景—执杖追打梁启超—暗合席勒之判断
两千年帝王专制又形成铁桶一般的习惯势力，还有什么比习惯还有力量，更有权威？近现代中国，老大一盘散沙，如珠之脱线，似叶之离条，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收拾一处呢？奴性与惰性并重，贪生怕死与僵尸迷恋相轮转，怯于公义，勇于私斗。升斗小民寄望于清官，若贪官污吏驾凌，只好逆来顺受。《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借乐和之口说“时有不同，势有难易。中国人都是奸邪忌妒，是最难处的。海外人还有些坦直，所以教化人易行”。（第十三回），难得与顾炎武同时的陈忱有如此痛切的见识。嗜权如命的专制者与社会流俗的人性恶，体恤利用，就像枯木与毒草一样发芽滋长。晚清以还，党人四十余年的奋斗犯险，正是切实清除这种淤泥的艰难努力，惜当晨光熹微之际，而又毁于一旦。今人不自其诸般努力中感发理性之光，反而为自己的恶性而祛除参照，狡狯诬赖，极口指摘，真无礼之甚，亦无理之甚；然于先烈无损，适自暴其丑而已。
清末老中国儿女的精神岁月，最需要青年的激烈来修葺滋长。党人多激烈，党人中亦多青年—心理及生理上的青年。失却了这种激烈的青年，则一切专制极权真可以万世长存，桀纣就不用出奔和自焚了。叶圣陶论中年人的生活方式，对其老成安详，圣人样的搭起架子，颇多惋惜和哀怒，“一个堪为士则世范的中年人的完成，便是一个天真活泼爽直矫健青年的毁灭”。（《未厌居习作？中年人》民国二十八年版）“青年”的内涵，正容纳生命热烈真实的意义在里头。1907年梁启超赴日本东京演讲，观者逾千人，梁氏开讲谓“我国必须立宪，现在朝廷下诏立宪，诸君应当欢欣鼓舞……”话音未毕，宋教仁、仇鳌、张继等同盟会员四百余人起立，张继且高叫“马鹿！狗屁，打！”挥杖欲击，梁启超无奈，望后门疾走逸脱。接着宋教仁上台宣示革命宗旨，全场掌声雷动（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1卷，442页，中华书局，1961年），其后《新民丛报》已呈一蹶不振之势。从直观的意义上说，亦可谓是“青年”对“中年”的胜利。这颇合但丁老师维其略的“避开惰性说”—设若精神不随肉体堕落，则可望越过一切困厄险阻（《神曲？地狱篇》，二十四节）。
立宪派的尴尬处境在于，革命党认为他们在帮助清廷，清廷又怀疑立宪派袒护革命党，阳是而阴非，两在俱不获信赖。革命党在痛恶专制的淫毒之余，就不免迁怒于立宪人之身。政府施其荼毒，肆其淫威，今日此处千人遭其酷刑暴罚之惨，明日彼地万姓被其刀锯斧钺之苦。政府之心既以永葆专制特权之目的为前提，则对平民即无反抗时且犹施其极端之压制，何况反抗申诉。暴击流血，乃万不得已之行为。存亡之秋，衍无量痛苦，心之忧矣，曷维其已！与其坐以待亡，不如跃起自亡以争一线希望。杀一恶劣官吏，尚可稍安一时。现实催醒部分立宪人士的迷梦，立宪派山东骨干侯延爽等人认为：“清政不纲，列强环伺，岌岌可危，舍革命而外，别无救国良策。”（《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4期）当此之际，立宪派党魁犹效申包胥之哭秦廷，悲吟伤泣，欲动当道之恻隐。然而精诚所至，顽石不开；杜鹃之血，也无补三春。党人青年以血气方刚，因兹而生感，心情既哀且怒，又恨其疲懦无可取，故张继等人持梃杖追打梁启超，实在是一种愤怒的转移。这种情形，跟席勒剧中人物的感受大有神似之处，“设若灵魂饱受过度之刺激，则吾人之眼中任何犄角都可看见妖怪”。（《阴谋与爱情》，三幕五场）此实出于对其天真之愚心烦而厌闻。
吴其昌尝问他的老师梁启超，康有为和中山先生欲合未合，究竟怎么回事？是康南海不肯吗？梁答：不然。许多人都知道中山和我交谊甚厚，在横滨时，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夜同卧一榻。外面传说南海轻视中山，不肯与中山合作，那是奸人的挑拨。最初，南海的确不了解中山，也是真的。后经日本人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疏通，两人的误会已经涣然冰释。唯以后仍不断有奸人两面挑拨。我很怀疑这些宵小之徒，来自清廷。只是当时南海正环游世界，我又在日本，不能向他进言劝解。听说他们最后决裂是在马尼拉。那次中山屈己拜访南海，南海也欣然出迎，据说已下到楼梯一半，有人拦住，说孙带有凶器，是行刺来的。康惊恐上楼，孙大怒而去。这事我也是听说，不过大致不差（参见吴令华《梁启超谈孙中山》）。
保皇派梁启超等人对中山先生颇多误解，到了武昌起义之际，他给他的朋友发一电报，说是“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553页）。
除了立开国会算是不错的提议，其余整个基本不成话！北军成了他的政治天平，眼光既差，用心亦甚可疑，北洋军倒清廷，还要镇服革命党，他的算盘不出袁世凯的那点小九九，其政治智慧亦云小哉。
他又在给他朋友的信中说，“天祸中国，糜烂遂至今日。使革党而可以奠国家于治安，则吾党袖手以听其所为，亦复何恤。无奈其必不能矣。彼先有割据之心，不能先机直捣北京，已为失计……”这封长信接下来大肆詈骂黄兴、孙中山，竭尽挑拨、泼污、谩骂、自慰之能事，然而，于事不符。所谓不能直捣北京，正是他所冀望的北军在上下其手，而以为中山先生所领导之同盟会破裂分崩，也属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事实是，当时中山先生正在赶回中国的途中，而且一分钟都未闲暇，四处筹集款项，与外国政经各界的大佬说明革命的意义，使其对中国革命抱有好感，并在具体进程上助力于关节枢纽，譬如在10月20号的时候，他正抵达纽约，得知情报，他的部属正急于攻打广州，于是中山先生果断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之献城投降，同时电令部属保全张氏的性命，这个目的果然达到。当时国内各种组织或倾向革命的团体，莫不希望中山先生早日回国领导，因为他们知道，黎元洪缺乏将才，难以维持。是故各地对先生的企盼，乃如久旱之望云霓。他的经验、经历、眼界、学殖、胸襟等等，都是保皇派难以望其项背的，至于他在民间的影响，不要说富裕华侨倾资襄助，就算“至贫困之人，亦樽节其用以助吾事者”（《历史档案》，1985年，第一期，《孙中山与法记者谈话记录》）。
正如学者高良佐先生指出的：梁启超以及一切保皇派的种种怀疑和猜测，恰似爱德华（英国政治学家）所说，是由于他们从法律假定上所生出的迷信，他们距离了解革命意义的程度，不免太远了。
何以梁启超等醋劲大发？乃出于一种酸葡萄心理，对清朝廷恨之入骨，而无能为力，他们那一套不灵嘛！看到他人成果，立马鸡蛋里面挑骨头，否则还怎么活下去？舆论界又有何市场可言？
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明确提出中国民主宪政的路线图：军政、训政和宪政，并规定了详细的时间表：“其中军政和训政各约为五年。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凡一省全数之县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中山先生不仅有知行合一的手段，还有罕见的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阿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原因。
中山先生的妥协精神，看似不得已，有人甚至以为软弱性格在起作用，这是莫大的误解。实则，斯为一种了不起的现代精神。
所以，史扶邻以为他是为现代而生，而不应生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虽然已是近现代之交，但又还是古代的尾巴。
即使现代的美欧民主社会，其政党的组成，由于人物的性格的巨大差异，总会有各种抵触、格格不入的地方，一般只有两大党，这就是妥协的忍让的精神在其间调谐，以妥协达成大致的政纲，来组成政党获取执政之权，从而和他党竞逐。若是每一个人各个按照一己的嗜好欲求一意孤行，那就成百上千个组织出现都是可能的了，那样的乱象无法出现治世。
中山先生的说服精神，不惜千言万语去说服。这也是他所受万千青年极深崇拜的原因。
但是袁世凯不领情，其个性以专制为最高欲求，不到黄泉路，不会画上休止符。所以辛亥革命，从民国肇建那一天又接续开始了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