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遍地烽烟，群体性事件已经上升为武装暴乱，危急下的官僚机器越发低效，“官屠”入川，化身为太极高手；大清邮传部部长盛宣怀，被以宪政之名指控，“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黯然下台，仅以身免；四川总督赵尔丰成为弃子，与中央失去直接联络。交出权力，退居二线的他深居在戒备森严的总督府内……
1、“官屠”入川
又一个被重新起用的高官站到了铁路舞台上。被打入政治冷宫的岑春煊被派往四川稳定局势，素有“官屠”之称的他，与张之洞“钱屠”、袁世凯“民屠”，并称“清末三屠”。
两位省部级干部的互掐令中央十分为难。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指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养痈成患、启侮酿衅”，造成四川的局面日益糜烂，甚至担心自己带兵入川后，赵尔丰可能会挑动川民捣鬼，为此，他特别先派遣郑孝胥入川探路。而赵尔丰也指责端方躲在后方瞎指挥，忽左忽右，令本身有转圜余地的工作日益被动。
赵尔丰的胞兄、前任四川总督、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此时自然是悔青了肠子：本想让自己弟弟就近在仕途上再上一个台阶，然后平安退休，没想到倒把他推到了火坑里了。他此时自然无奈，只好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寻找更多的肩膀一起分担，当然是首选。赵尔巽于是向中央建议，提出在目前局势下，断不可再派与铁路有关的官员去，比如端方，去了无用，反而添乱，而应该另派“川人所信仰大员”，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他绝对没想到，这个金点子竟成了馊主意，宝贵的反应时间再度被官僚机器的超低效率磨损殆尽。
冷宫回暖
赵尔巽所说的“川人所信仰大员”，其实就是几位前任川督，分别是岑春煊、锡良及他自己。除了他自己担任着东三省总督，无暇分身之外，锡良则是病退在家，而岑春煊被罢黜闲置了多年，都能运用。
赵尔巽的本意倒也没错，既然主管铁路的盛宣怀、端方已经被四川的保路派们称为“卖国贼”了，而现任四川总督、自己的胞弟赵尔丰则是左右为难，上下受气，派锡良或岑春煊去比较超然，容易做和事佬。
没有资料显示，盛宣怀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岑春煊。如果非要查官场联络图，岑春煊却是邮传部前任部长唐绍仪的儿女亲家，而盛宣怀与唐绍仪完全是不同山头的人马，即使不是敌人，也绝对不可能是朋友。
此时，端方虽然在千呼万唤中带队出了武汉，却依然在湖北境内缓慢前进。终于无法忍耐的盛宣怀，在9月13日致电赵尔巽与湖广总督瑞澂，希望联衔会奏，改派岑春煊处理川乱，他认为岑春煊“其声威素著，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赵尔巽本是提议人，自然无话，而瑞澂也认为“川事非云老（岑春煊）不办”。
于是，又一个“废物利用”的高官，重新披挂起来，站到了铁路舞台上。盛宣怀、端方、岑春煊，这三个直接与铁路相关的高级干部，居然都是刚刚被重新起用的。盛宣怀是长期没有被重用，挂着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头衔，在上海与西方各国进行各种商约谈判，直到袁世凯下台，才回到北京，并在老袁的死对头载泽协助下，成为中央的要员。而端方、岑春煊两人，则是闲置多年。端方是在1909年被革职的，理由有些荒诞：当时他是直隶总督，负责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出殡大典，安排了摄影师照相，被弹劾“大不敬”，而岑春煊则还要早2年被打入冷宫。
岑春煊家世显贵，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其人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澂、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这瑞澂，就是现任的湖广总督。
岑春煊的官运，是从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出逃开始的。那时，岑春煊是第一个迎接到太后与皇帝车驾的地方官，随即被提拔为陕西巡抚、后出任山西巡抚。1902年，他调任广东，但未及上任因四川总督被撤职，改赴四川代理总督，一举扭转四川官场的颓风，赢得了一个绰号“官屠”，与张之洞“钱屠”、袁世凯“民屠”，并称“清末三屠”。次年，正式到广东就任两广总督，成为清末改革的弄潮儿之一。
岑春煊仗着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患难交情，在官场上表现很是强势，动辄弹劾其他官员，而且一劾一个准，人缘极差。此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为与庆亲王奕劻争权，便拉着岑春煊为一派，庆亲王则和袁世凯结盟，两派斗法。
庆亲王势大，在1906年趁云南片马民乱，奏请慈禧太后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称病不去，滞留上海。到次年春，见袁世凯行情看落，他突然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孙宝瑄日记中写道：“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然。”太后召见后，亲自安排，岑春煊不需去云贵上任，改当邮传部尚书，锲入了庆亲王的权力后院。
在庆亲王与袁世凯的精心安排下，一幅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被伪造出来，并指控他想为戊戌政变翻案，慈禧大惊，再度将岑春煊外放到两广，到了上海，岑春煊继续称病不前，随即便被开缺，基本打入了政治的冷宫。
起用岑春煊，中央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坚决反对，这一方面因为他与岑春煊是长期的政敌，另一方面，他在川路问题上与载泽、盛宣怀等政见完全不同，盛宣怀要引进的人，他自然是要怀疑的。庆亲王告诉摄政王载沣，岑春煊若到四川去，“恐终无宁日之语。”
中央的分歧其实已经十分严重。早在成都罢市时，盛宣怀主张剿办，庆亲王说：“君阅历深，请拟一谕稿，大家斟酌之。”盛宣怀立即写就，结果，庆亲王拒绝以内阁集体名义提交，说：“此谕我等不能署名，君实在要如此办，则请径奏，由邮传部大臣署名可也。”盛“默然而出，颇以为愠”，照理总理反对，一般很难通过，但经过载泽等人对摄政王载沣做工作，最后中央还是采纳了盛宣怀的剿办政策，下令端方带兵入川。而在四川暴动开始后，据当时报载，摄政王载沣接见了总理庆亲王、副总理（“协理”）那桐、徐世昌等，表示“川人如此嚣张，非严办不可”，并评价赵尔丰“我看他在巴塘办事颇得力，所以用他，不料到四川如此无用”。
“鹰派”与“鸽派”相持不下，在9月12日讨论四川局势的内阁会议上，一派要求“分别剿办”，另一派则要求“妥筹安抚”；一派要求“及时扑灭”，另一派则要求“销毁名册、一概不究”，最后还是徐世昌出来打圆场，会议才算没有闹僵，而最后发布的谕旨，则综合了两派意见，成了个“剿抚兼施”的中庸文件。
太极高手
对于盛宣怀等人推自己出山，岑春煊自然是乐观其成的。但他还不能轻易表态，一是要看看中央到底有多少诚意，二是要算算进退得失，毕竟四川现在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焦点，自己如处理得当，不仅能风光地回到政治舞台的核心，而且有望以力挽狂澜的中兴名臣的形象名留清史。
保举岑春煊，采用的是盛宣怀、赵尔巽、瑞澂三人联名推荐的方式。9月14日，盛宣怀正式致电在上海当寓公的岑春煊，成都危急，中央有意请其出山。盛宣怀顺手给他戴了个高帽子：“公英锐，行必速，惟交通难，似可先发电报告示，晓以利害，劝谕解散。乱党怵公声威，当有不问。”
次日（9月15日），岑春煊收到了至少三封来自北京的电文。第一封是盛宣怀的，告知他相应的组织程序已经走完，只等赵尔巽与瑞澂的推荐电报一到，就能公布，并告诉岑春煊已经将相应的文件档案投寄给他，问他何日能赶到武昌。
第二封电报，就是煌煌圣谕，宣布：“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着，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闻已就痊，着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解劳瘁，即着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上谕再度强调“剿抚兼施”的方略，并明确在岑春煊未到之前，端方先行处置。
第三封电报，还是来自盛宣怀，这位作风细腻的部长，对岑春煊的行程做了安排：由上海到宜昌，由招商局专轮护送，而从宜昌到重庆，则准备借英国或德国的小军舰，“正值大水，若无阻，可速到”。
至此，面对遍地烽烟的四川局势，中央的应对阵容算是确定了：端方继续负责专门办理铁路国有事宜，岑春煊则会同赵尔丰负责剿抚“会党乱匪”，在岑春煊到来之前，由端方负全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实际上已经靠边站，成了“维持会”，他的下台已经毫无悬念，只待两位钦差大臣到位。同日，中央下令从陕西和湖北调派军队入川。
岑春煊在发给盛宣怀的回电中，在官场八股之外，居然还有句口语：“川事闹到不可收拾，真怪。”
岑春煊的任命宣布后，他在上海何时动身，顿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问题。9月17日，在京川籍干部们就联名致电岑春煊，恳请他早日动身，以便“川民早慰霖雨之望”，“上纾朝廷之忧，下拯川民之厄”。而重庆商会在发给旅沪保路会的信中说：“岑帅奉命入川，群情欢跃，乞请翁面呈惨状，恳设法急解川危。”
但岑春煊似乎有意打打太极拳，他致电内阁，提出希望带两广总督下辖的滇军部队入川，同时，提出应先发通电文告，劝谕四川民众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或许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盛宣怀对岑春煊调动滇军大不以为然，认为远水不解近渴，他应该立即动身服人。同时，盛宣怀也通知岑春煊，端方已经主动要求在宜昌办公，请岑春煊赶紧入川。
9月18日，盛宣怀再度电催岑春煊动身，话语已经比较不耐烦。他说，端方滞留在湖北，还可以解释为要与湖广总督瑞澂多商量细节，而你岑春煊滞留在上海就说不过去了，“可否请今晚速乘江轮赴鄂？”盛宣怀同时明确表示，摄政王已经表态，只要岑春煊入川，就安排川督的位置加钦差大臣名号。着急的盛宣怀，同时还电请瑞澂催促岑春煊动身。
岑春煊却毫不为之所动，继续自己的太极表演。9月18日他从上海发出了第一道给四川全省“道府厅州县武营”的命令，要求官员们对民众“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乱事拘拿在先者”，在地方安定之后，情节轻微的立即允许保释，情节严重的，必须等他到后再行审判，“不得擅行杀戮”；如果“奉行不力，或贪功生事，一经觉察，立予严惩”。这一招，根本就没有与工作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商量，自行发布后命令各地各电报局，将电文直接送达各州县政府，张榜公示，这完全打乱了赵尔丰的此前部署，等于将前线将士及政府官员的手脚全部捆了起来。
随同这份命令的，是岑春煊一份煽情的《告蜀中父老子弟书》，温情脉脉，娓娓道来，也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张榜公示，务使全川家喻户晓。这份公开信，满是老友重逢的温情，如同赵尔丰回成都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