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开头就是：“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春煊则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于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握手唏嘘之苦。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父老子弟试一思之，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耳？”
在公开信中，岑春煊与“父老子弟”相约，一切未决之事，等他一到就会“开诚布公，共筹所以维持挽救之策”。他还承诺，“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杀一人”，并表示已经电令“蜀中地方官吏，极力劝导，勿许生事邀功，以重累吾父老子弟。”
这份公开信，同样也未经过赵尔丰的讨论，也未事先请示中央。两份公开文件，等于在赵尔丰的背后捅了狠狠的一刀，令局势突然复杂起来。同日，岑春煊还接见了“四川旅沪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向他们承诺将尽快释放被捕的众人。
岑春煊的行动，令前方的赵尔丰及端方都极为反感。《时报》分析说：“端午帅（端方）本与岑西林（岑春煊）有隙，此次岑奉旨会办川事，而旨中又撇去端不提，端更不免悻悻，益以岑公先期布颁告示，而释放蒲、邓，大有一切俟乃公来之意，端、赵皆为不平。闻赵日前有电奏到京，指斥西林专擅，词意极为愤懑，大致谓岑并非地方官，身未到川而已先期发寄告示，指授机宜，并不与督臣会办，其所措施，实与目下实情不合。”
首先反弹的，是端方。9月19日，端方致电中央，认为既然将川事委托岑春煊，在岑到任前自己代理之事实在困难，“必然处处掣肘”，因此，“为私计，只有力请辞让”，而“为大局计”，则似乎应该将川事全权交给自己处理，让岑春煊专门管理粤事。因为，广东虽然表面平静，但一贯是造反的源头，必须由岑春煊这样的重臣去坐镇。这一建议，等于要求中央收回岑春煊的任命，而他则情愿将自己的“川汉、粤办铁路督办大臣”的权力分一半出来。
对于端方的这种敌意，岑春煊当然能够感受到。次日（9月20日），岑春煊正好得到情报，说成都之围已解，他顺势请求中央收回自己的任命。在电报中，他提出只要“朝廷开诚布公，不妄戮无辜一人，不短少路款一枝”，赵尔丰自能应对，他就不必再入川。吊诡的是，这位似乎处处想维护同僚间和谐的老干部，却又同时致电内阁，提出应将被捕诸绅释放，这样可望“民气稍平，有所希望不至酿成巨变”，甚至，他提出只有将川路公司的所有用款、包括浮滥与亏损都承担下来，给川路公司足额返还所有的款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显然，他要么是没有很好地做功课，忽视了之前中央花了很大的精力才确定的补偿原则，特别是款项发还的话，如何确保一般小股民都能拿到还款而不被中途克扣截留；要么就是明知故提，与王人文、赵尔丰一样“邀名取宠”。
内阁对他的建议应该是大不以为然的，在将电报转给邮传部处理的批示中，明确说：“此次川匪肇乱，纯系藉端煽惑，隐有逆党从中主持。”这就是说，岑春煊自觉不自觉地，在基本的情况判断上，与中央完全不能一致。事到如今，中央也没别的选择，就是指望岑春煊出面能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看看中央未理睬自己的分省管辖的建议，端方又在9月27日致电北京，再度要求阻止岑春煊入川，以免两人权限不清，难以合作。而看到自己有关全额发还路款的建议未被采纳后，岑春煊也在9月29日提出辞职。当然，辞职未被接受。次日（9月30日），盛宣怀致电岑春煊解释说：从四川的局势看，已经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四川的保路派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即中央废除已经签订的对外商约。盛宣怀表态，到了现在这种局面，他本人并不反对完全还款，但此时绝对不能再纠结于这个问题，毫无用处。
岑春煊勉强赶到了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澂进行了会商，但是，瑞澂丝毫也不能同意岑春煊那脱离实际的计划。9月30日，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岑春煊不办首要、股款全退的主张是荒唐的，如果继续让岑春煊负责的话，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肆其影响，将及他省。”10月2日，瑞澂再度致电盛宣怀，指责岑春煊“持见既偏，又多成执，又不能原谅局中人办事之难”，必须阻止他入川。
岑春煊也感觉到了自己与第一线官员们的巨大分歧，同日致电中央，再次请辞，说既然端方已经入川，自己就没必要再去。中央已经对这位扭捏作态的老干部失去了耐心，尤其是他的取悦于民（其实是既得利益者而已）的办法，乃至他还提出要中央下罪己诏，这都远远超出了中央的底线及忍耐成度。看岑春煊自己再度请辞，中央当即回电，同意他在休假“养病”，“暂缓”入川。盛宣怀迅速致电端方，催促他“星夜入川”，并转告他，摄政王已经表示端方目前“有进无退，总须到渝，一切自有解决”，同时暗示，只要他能赶到重庆，就可能出任四川总督。
岑春煊在“养病”期间，从北京到成都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官员士绅们或给中央上书，或给岑春煊本人写信发电报，恳求他立即入川，甚至有相当肉麻的说法，“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云霓，无论如何必当力疾一行，以慰川民”。川籍京官们明确表示，任何人都比赵尔丰强，赵熙奏折中所说“赵尔丰始疑川民，继疑川官，以将错就错之谋，成愈剿愈乱之势”，应该就是他们的共同意见。其实，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正是中央的指挥混乱，忽左忽右，才造成赵尔丰的艰难处境。
身处风口浪尖的赵尔丰，是这场混乱的官场游戏中最艰难的一个角色。中央一边对他不断申斥，同时派出了岑春煊顶替他的实际位置，而端方又带着湖北的军队前来助剿，有功绝对不会属于他，而有过则绝对是他第一个承担。这种处境，自然要令他寒心且伤心。
其实，在中央任命岑春煊之前，端方是雄心勃勃要把赵尔丰赶下台的。他倒不是看重了川督的位置，而是瞄准了瑞澂坐着的湖广总督宝座，他曾经的位置。因此，他曾致电中央，在痛斥赵尔丰的同时，建议撤去赵尔丰，用瑞澂取代。正是在这种考量下，他在湖北迟迟不动身，甚至明确表示自己与“养虎成患”赵尔丰政见不同，无法共事。但中央偏偏就“不解风情”，表示你的职务既然是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当然要入川办公。围绕着官场关系的猜测，也成为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时报》就曾报道说，赵尔丰欢迎岑春煊而不喜欢端方，因此催岑春煊赶紧入川。而《民立报》又说赵尔丰嫉恨岑春煊，设法阻止其来川。
根据比较可靠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发给伦敦外交部的报告，赵尔丰曾致电岑春煊，说成都危急，盼岑早日入川，而致电端方则说“川事大定”，只有成都之外才有小股匪徒。岑春煊知道了这两封完全相反的电报，大感疑虑。而就在高级干部们大玩心眼的时候，就在拖延了近一个月的端方带着湖北军队从重庆开向成都的时候，兵力空虚的武昌城内一声枪响，被革命党渗透了的部分新军，在10月10日举行了武装暴动，史称“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
保路运动与大清帝国一道，终于出轨了……
2、狡兔未死良狗烹
呼风唤雨的盛宣怀，黯然发现自己终于走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曾经在官商两界的左右逢源，变成了现在的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
1911年10月27日，大清国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天天高喊宪政与法制，却越过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基本界限，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判处一位国家高级领导人死刑。这当然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消息一出，震撼世界。当天，英国公使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美国公使嘉乐恒（William J. Calhon）、德国公使哈豪孙（Herr von Haxthausen）、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Francois Georges Picot）紧急觐见大清国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对盛宣怀的人身安全表示极度的关注。
庆亲王保证，中央绝不会处决盛宣怀，其生命安全完全有保障。但各国公使根本就不相信，认为软弱的大清中央完全可能牺牲盛宣怀，作为替罪羊。当天深夜，四国使馆各派遣2名军人，在美国公使馆汉文翻译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及英国公使馆翻译率领下，组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国际特混卫队，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少数的敌人
作为一位精通显规则及潜规则的高手，盛宣怀显然不可能不知道有很多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比如铁路国有，虽然大可作为，但是，绝对不能得罪既得利益集团。大清国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讲理的国家，如果不能“花花轿子人抬人”，那就只能讲究丛林原则，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砸别人的饭碗，别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锅，区别并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实力。
盛宣怀通常是只讲实力的，而这回，碰巧实力和道理都在他的一边，他自然更是得理不饶人。当年，载泽、端方等考察欧美宪政归来，认为立宪政治“利国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这和如今的铁路国有政策几乎完全一致，唯一不利的，就是之前寄生在铁路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盛宣怀乃至整个中央，唯一的错误就是：仁政所能惠及的广大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改革所要伤害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却是掌握了资源、话语权以及斗争技巧的富有战斗力的团体。
川路公司的国有化进程，既得利益群体为了获得政府对300万两违规炒股损失的认可，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唯恐天下不乱的颠覆势力，加紧渗透，离间官民。这三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正如危城成都内，满族军人、成都将军玉崑成为少数清醒而冷静的人一样，荆州城的另一位满族将军、右翼副都统松鹤，在天地即将爆裂前夕（9月13日），上奏中央，认为川路问题的核心就出在“疆臣不究民隐，惟以顺指为忠；邮臣不探本原，惟以速成为利”。十分精确地找到了地方与中央的不和谐关键点，他进而提出，政府应该“罢邮部之庸议”，同时也要对保路派“杜权益之妄说”。其实，“邮部之庸议”只是因为水土不服，而“权益之妄说”却是因为肆无忌惮、不择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