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势力的介入，令一池浑水变得更为浑浊。随着四川各地暴动纷起，连遥远的南京也在9月份出现写给盛宣怀的公开信。这封署名为“革命右军雷行”的匿名恐吓信，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酷烈寒光，信中说：“汝家本寒微也，捐一候补同知，贡媚（原文如此）于李鸿章而发达，创办电报、招商两局，美其名曰‘官商合办’。及二局发达，又阿谀政府收商股以归官。汝坐拥高官，只知剥削民膏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上年天降之罚，斩汝之长子（指盛昌颐病死），汝犹不悛。今川民之变，汝激之也。川民恨不食汝肉而寝汝皮矣。本军指日北上，定取汝首级，以谢川民，汝其惕之。革命右军雷行。”
显然，这样的“革命右军”肯定不是“被代表”了的“人民”之一。那些被租股所困多年的贫困川民，即使认为他们的血汗钱被人剥夺，需要拼命，也会更为直接地找遍及各乡的租股局算账，而不是遥远的京城中一个他们毫无所知的大官。只有那些“重大利益”受损的人，或者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才会把靶子确定在一个履行工作职责的高级干部身上。
盛宣怀对此，保持了充分了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但是，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天下烽烟四起，把责任推给办实事的盛宣怀，成为最为简捷有效的卸责方式，如同甲午战争之后，责任都必须由唯一干事的李鸿章来承担。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方案是为了其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遂将先朝谕旨，一改取销”。盛宣怀的因省制宜的补偿政策，则被指控为导致“人心愤激、大起风潮”的原因。这位显然没有理清基本事实脉络的言官，还是一位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混混，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铁路依然商办，已开工者照常动工，未开工者迅速赶造，股款不足，则由国家补足。这一方案，与晋惠帝听说百姓无粮，却质问“何不食肉糜”相差无几，然而，晋惠帝是为了躲避权臣而装疯卖傻，这位御史莫非是为了扳倒权臣也在装疯卖傻？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认为川鄂动乱主因并非“赵尔丰之操切罗织、瑞澂之弃守潜逃”，而是“横绝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怀。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当然，这又是风闻而已。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钧，何事尚不可为？”，“方今主少国疑，而有大臣奸横如此，苟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恐君权陵替，后患更何堪设想”。将盛宣怀的问题，上纲上线到篡班夺权的高度，体现了丰富的想象力。
以宪政之名
御史们的指控，盛宣怀自然可以当作几只苍蝇嗡嗡叫，但来自国家议会（资政院）的攻击，则是直接而致命的。
10月25日，资政院第二次会议，盛宣怀将成为会议讨论的主题。
下午1：45会议开幕，委员长（“资政院总裁”）世续却称病不出，由副委员长（“副总裁”）、教育部副部长（“学部右侍郎”）李家驹主持。
会议先对上次会议讨论过的三项议案简单回顾，众人无异议，均通过。于是，进入第四项议程，讨论议员罗杰的提案，主题是“内忧外患，恳请标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
提案人罗杰先上台做说明。罗杰将解决川鄂动乱的办法，分为治标、治本两种。“治标”又分宽严两种，“严”的办法，就是将盛宣怀、赵尔丰、瑞澂三人，“按律严惩”。邮传部部长盛宣怀的罪名是铁路国有及引进外资，既没有交付内阁讨论，也没有通过资政院审核；四川总督赵尔丰的罪状是，“先时赞助保路同志会，旋诬为匪，激成大变”；湖广总督瑞澂的罪状是，“事前既无防范，事后则弃城遁逃”。“宽”的办法，则是在四川立即释放被捕的蒲殿俊等人，在湖北对造反的新军“多方招抚，设法解散”。而治本，就是要尽快召集正式国会，组织完全责任内阁，并确定宪法，保证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三大自由。议长问：“诸君有无讨论？”众人喊：“无讨论。”大多数人站起，表示赞同。于是这份议案轻松通过。
第五项议案，是由议员牟琳及易宗夔联名提交的，题目是“部臣侵权违法，激生乱变，并有跋扈不臣之迹，恭恳惩治具奏案”，矛头集中在盛宣怀。
议长请提案者上台解释提案。牟琳说，从法律上看，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未经过阁议、未交院议，引进外资也只是通过度支部大臣商议，且不由主管部门主持，“独断行之”，违反了法律；从政治上看，“凡立一政策，必期能富国利民，而盛大臣既损失川民之利益，激成变乱，变起复无法以弭之，致令鄂乱踵起，大局动摇，推原祸始，盛一人之尸。至于电陕调兵，尤为跋扈不臣之实迹。”他请求将盛宣怀“明正典刑”，否则“无以服人心而平乱事’’。
议员刘荣勋赞同道：自立宪以来，革命之说本已渐息，等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解散人心”，“革党乘机煽乱”。议员籍忠寅附议。邮传部特派员举手请求发言，“众止之”。于是进行表决，将议员的意见加入议案，由秘书官“朗读修正案”，进入二读。
二读中，议员籍忠寅解释说，修正案中增加的部分就是盛宣怀的犯罪事实。议员陈懋鼎则表示，盛宣怀此人“运动力甚大，本院议员谅不至受其运动”。议员李文熙提出，有几个问题要质询邮传部特派员，议长表示，应让议员们发言之后再行质询。
议员黎尚雯将盛宣怀的罪状总结为四条：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兵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这几条罪“按律当绞”。这引起了议员们的极大共鸣，李文熙、李素、顾栋臣、王佐良等纷纷跟进，表态支持，而汪荣宝则大声呼喊：应当命令盛宣怀亲来答复。众人大声附和。
至此，议长请邮传部特派员于焌年、陆梦熊作出说明。于焌年刚刚谈及租股、民股等数额，就被各位议员喝止，认为“答非所问”。
特派员陆梦熊则解释道：“此（铁路国有、引进外资）政策非邮传大臣一人所主持。”
议员李文熙立即反问：“邮传大臣所司何事？”
陆梦熊又言：“借债始于张文襄（张之洞），现在本部不过继续奉行耳。”
李文熙质问：“张文襄所定，乃草合同，且已久不签押，何以今年独不能缓？况草合同所定，系粤汉路，非川汉路也。”
议员中便有人高喊，让盛宣怀出来回答。却又有人反对，认为那毫无必要。
陆梦熊继续辩解：“此固法律问题，然邮传部不过就草合同修改而已。”
议员汪荣宝问：“日本之千万元，亦根据草合同乎？”议员程明超问：“定合同时，资政院已成立，何不交议？”议员王佐良问：“去岁开院时，外人函催签字，何以会期之内竟不交议？”
陆梦熊答：“非邮传部坚持借款，实以外人函催外部，邮部无可如何耳。”
议员于邦华说：“去年开院时，度支大臣到院，曾认借款必交院议。借债虽在开会之后，何以本院请开临时会，而邮传大臣不赞成此举？”李文熙、胡骏、陈懋鼎、邵羲、王季烈、籍忠寅等纷纷起来诘问。场面十分激烈。议员易忠夔表示，这个案子已经板上钉钉、不必多问了，如果议会上奏后不被中央采纳，则应再三弹劾，“至有朝命为止”。
议员李复却又站起，总结道川乱背后的主要问题有，一、退还川股与粤股办法不一律；二、铁路学堂费何以不承认；三、股息何以不给；四、历来招股费用何以不承认；五、议长争路，系保存本省权利，何以为匪？六、股东会系法律许可，何以严禁？从这些问题，亦可知其或者对基本材料都并未谙熟。
此事，议员牟琳请求先付表决。在议员易忠夔、汪荣宝建议下，会议清点人数，总数为119人，于是开始表决，全体一致通过。
议员陈敬第要求次日立即上奏，议长表示，恐怕来不及誊抄上奏，众人都坚持非明日上奏不可，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先上奏弹劾案。这场确定盛宣怀命运、却对大局无济于事的冗长会议，终于在下午4：25结束。
穷途末路
当日（10月25日），特派员从资政院带回的会议记录，就摆在了盛宣怀的案头，他“展读之下，不胜疑诧”：“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一千万元，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几乎每项罪名，他都无法接受。于是，盛宣怀在当日及次日，用两天时间写就了答辩状：
——张之洞生前所订合同，年初时由四国银行向外务部催促批准，而批准之前，必须先完成铁路国有，取消商办，否则中央政府既非铁路所有者、借款又无法获得抵押物。邮传部与外务部、度支部多次商议后拿出了铁路国有方案，总理、副总理均签字同意，然后报请摄政王以圣旨名义下达。因此，“侵权”的指控不能成立；
——对外借款协议，张之洞生前即已签字，只是还需经过中央正式批准认可，而邮传部的任务就是修改其中的一些条款，这本是前任部长唐绍仪的未竟工作，等盛宣怀接手时，资政院已经闭会。当资政院召开临时会时，摄政王以上谕这一最高文件的方式，解答了资政院对这笔借款的任何疑虑，明确表示不必在资政院临时会上讨论，各部门只需将相应文件准备妥当，在10月份（农历九月）的资政院常会上提交表决即可。因此，邮传部毫无“违法”之处；
——至于日本借款1000万元，因日本未被包括在四国银行团内，“稍予体面，以顾邦交”，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此事细节已经交付阁议，并转咨资政院，请归入“四年分”（宣统四年，即1912年）特别预算，资政院本有全套文件，一查可知，“卖国”之控毫无理由；
——至于擅自调兵，盛宣怀辩解，邮传部无非是为军方准备交通工具、转递电文通讯而已，无权也无可能介入军队调动，“跋扈”之说，也不成立；
——至于川路补偿款项细节，因四川方面一直未能查明细账并申报中央，一致未能最后落实，绝非“一概不予承认”；而至于川路公司在上海违规炒股的巨额亏损，经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做工作，中央也已同意承担，这在公开文件中有详细记载。至于川省动乱，已经查获的叛乱文件及接济军火等文书，显示动乱另有原因，并非铁路引发，“祸首”的罪名，也不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