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在否决了全部指控后，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但是，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盛宣怀的认真辩解，显得有些幼稚和可笑，对手根本不屑一顾。令人寒心的是，资政院弹劾案已上，巨大的压力居然迫使摄政王载沣和内阁当天（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该衙门议处”。
“辜恩溺职”的罪名并不重，但处罚是极其严厉。问题在于，议会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还想要盛宣怀的命。英国公使朱迩典在发给伦敦的电文中记载道：“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资政院未知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但盛被此次猛击，犹照东方习惯，颇为镇静。起行之前，于夜间料理交待。然次日（10月27日）事势，忽更大变。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于是，在美国公使倡议下，四国公使进行干预，将盛宣怀转移出北京。对于资政院的决议，英国公使朱迩典嗤之以鼻，他认为资政院要求铁路国有及借款应交其决定，虽然没错，“但其结果，不过乱事继续不绝而已”。
其实，在25日资政院发出弹劾奏章之后，盛宣怀就已经搬入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躲避风头。随即，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出面，动员美国使馆，才策动四国公使出面保护。四国及日本为了争夺盛宣怀，还发生了一场平静的角逐，从盛宣怀离京赴津的火车选择、奔赴青岛的轮船安排等都互相较劲。
而盛宣怀最初选择日本的庇护，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并帮助他本人脱离困厄。日本也认为盛宣怀关系到日本的在华利益，其首相山县有朋亲自要求外务大臣：“盛宣怀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时帝国政府即应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产公司北京支店长高木陆郎，伴随盛宣怀，“不论其前往何处，均将随行到底”。10月30日，盛宣怀乘德国商轮“提督”号，由天津经大连转往青岛，但日本人经过积极的工作，以盛宣怀必须去日本治病为理由，将盛宣怀从德国庇护下转移到日本内地。
与权力走得过于接近的盛宣怀，成也权力，败也权力。1911年11月5日，苏州和平光复，江苏都督府成立，新政权就赶紧将盛家的财产查抄，革命的钱包一下子就丰满了起来。后来，盛宣怀主动为革命捐款，新政权就又发还了他的家产。盛宣怀当然已经学乖了，赶紧热心赞助革命。
“走狗”与“狡兔”，最终是怀着不同的梦想，躺到了同一张秀才娘子的宁式大床上，这也是辛亥革命对和谐社会的一大贡献……
3、树上的猢狲
此时，赵尔丰几乎四面楚歌，川东川南75州县宣告独立，而北京却又传来了更为惊人的消息：北京沦陷。消息说，隆裕皇太后改为垂帘听政，当天朝贺时，军队哗变，“直入大内，将王公诸大老尽行杀戮，吴禄贞保监国率领皇帝皇太后乘火车前往奉天暂住”。
一夜之间，成都城里的黄龙旗都不见了踪迹，到处悬挂的都是白旗。白旗的正中，大书一个红色的“汉”字，在“汉”字周围，十八颗黑星缀成一个圆环，这就是新的“大汉国旗”。
大街上，最为忙碌的是理发店和剃头挑子，男人们都排着队去剪辫子。来来往往的人群，左袖上戴着白色袖标，袖标的宽度一律都是2寸，这是“大汉国民”的标准装束。成都皇城，也就是贡院内外，张灯结彩，同样佩戴着白色袖标的新军士兵们，站岗警戒，却毫无肃杀之气。
在成都的西方人士，家家门庭若市，相熟的中国人纷纷登门，商借帽子、制服和靴子，因为，新政府规定，成立大典上必须穿着军服或者对襟马褂，一律必须穿靴。
宣统三年的纪元被废除了，一下子成了黄帝纪元4609年，连同制定纪元的人在内，大家还不适应一下子就进入了如此悠久的伟大之中。
这是黄帝纪元4609年十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1月27日，以一场铁路纷争为开端，四川这个大清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终于宣布独立，建立“大汉军政府”。
“独立宣言”
新政府发布了独立宣言，充满了“光复”的兴奋：
吾汉族苦压制久矣，今一旦脱专制之羁绊，为政治之改革。岂非吾川人日夜所祷求，而引以自任者耶。
夫川人以争路与政府相抵抗，猛历进行，万死不顾。不二三月，闻天下土崩。各省次第宣告独立，
吾川灿烂光华之大汉独立军政府，亦于今日告其成。此非吾同胞之同心协力，军人之一致进行，而吾人因得以食其果。与此后增进人尼之幸福，发扬大汉之威灵，当与吾川七千万人共谋之。
惟有一言以正告：吾七千万人者，则大汉四川军政府之宗旨，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而与世罔极，所当与吾川七千万人子子孙孙共守之。
此时，大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布告，也早已贴满了大街小巷。这是一份经过字斟句酌的布告，仿佛老友诀别一般，用温情脉脉的词句，宣布了前任统治者对四川独立的认可及对新政权的期许，当然，也充满了自我辩解与拔高：
尔丰不德，不能出我四川父老子弟于水火。乃者内乱未宁，外患日逼。朝纲解纽，补救无从。若再不筹通变，必至横挑外衅，重益人民之流离荼苦。恻恻此心，良所不忍。特与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学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先求救急定乱之方，徐图良善共和政治。尔丰部署军旅就绪，即行遵旨出关。咨议局为通省人才所萃会，其意思言论为通省人民所信仰。以尔丰之愧对川人，惟当拭目以观其设施，尚复何颜对川人别有陈说哉。
虽然，尔丰固可指天誓日，此区区爱国家、爱人民之心，自筮仕作令以至今日，服官数十年，转历十七省，实无一刹那之顷，稍敢变异。此次再来督川，亦无时无事，不本上爱国家、下爱人民之初念。不幸智虑有所未周，遂为吾父老子弟所疑怨。往事无足证说，今日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会自治者，嗟乎！尔丰此心，为何心哉！果为爱吾父老子弟与否？计吾父老子弟，必不忍待尔丰之剖解，而亦自瞭彻也。尔丰不敢曰，吾父老子弟前此之不当疑怨我；亦不敢谓父老子弟以后遂信用我，但此区区之心，始终既惟重爱吾民。四川虽自治以后，困难问题，方如循环之不知所终。尔丰虽将离去，而与吾父老子弟，前后周旋至今已九年矣。桑下三宿，尚有因缘；周旋九年，宁能恝置。因是之故，遂难自默。幸以吾言为然，实为四川将来之福；苟以吾言为非，吾亦聊尽临别之谊。
第一，奉告人民：于乎！我至亲爱之父老子弟，亦知今日之四川，为破坏之四川乎？亦知今日以后之四川，为四川人自治之四川乎？往日受治于国家，地方而不治，国家之患也。今日四川人自治，地方而不治，四川人之患矣。以今日之大势，即地方已治已安，犹有种种恐怖刺激之事；若益之以内患，四川其能久存乎。尔丰对于四川之将来，良有无穷莫大之希望。然内患而不速消，恐眼前便难自保。吾父老子弟，苟不顾四川之久存，则尔丰无言矣；不然，则愿吾父老子弟辗转诰诫，速复向日之秩序，慎守固有之家业，一心合力，视大势之转移，图四川之强固。如此博大之四川，吾父老子弟，其信斯言耶？
第二，奉告我军人：于乎！我至辛苦之新旧军将校士卒，乱起以来，苦我将校士卒至矣。今日以后，四川归四川人自治，军队多为四川子弟，应有保全四川全体之责，而为四川全体尽捍卫之义务。乱而速定，我军人其可稍休；如其未能，抑有外侮之来。以四川子弟对于四川人尽当尽之义务，吾恐后此军人之劳，或十百于今日。既曰义务，知我军人后此必愈劳愈自乐。统制官朱庆澜，我军人所至敬爱之长官也。四川新旧军将校士卒，即以尊重敬爱之心，谨守朱统制官之命令。今日以后，苟有对于四川境内人民生命财产，有毫发之损害者，愿我军人视为切己之私仇，毁家之私敌，捐竭顶踵以击御之。必使四川境内人民，各无烽火盗贼之虞，而后军人无忝报施桑梓之义。我军人其信之耶？
安辑人民，抚恤士卒，则当事诸君子之职责也。于此奉告我当事诸君：于乎，尔丰不德，媿对四川，其能补尔丰之过，而出四川人民于水火者，惟望诸君矣。以诸君之才之识，吾知内乱不难立定，外侮不难立绝。虽然，以尔丰鳃鳃之虑，当此祸患未己，疮痍未复。凡前此总督所肩至艰极大之任，一惟诸君是赖是责。况当多难之顷，吾知设施之难，必倍蓰于曩日。尔丰望治之切，不能不望我当事诸君，一志合力，降心沉识，远观大势，深察乱原，博揽人才，厚积兵备。既与四川共治，党派之见宜蠲；即有谤议之来，消融之量宜广。必使内地百司庶人，皆各有安其乡士之心，才士各有发舒能力之地，而后基础可以奠安，事业可以发达。尔丰以可为之四川，付之诸君，即以至大之责任，委之诸君。今日以后，即为诸君担荷之日。尔丰虽去此，属望无穷。知诸君必有以塞尔丰之望，且必有以塞吾四川父老子弟之望也。
于乎！尔丰去矣。所不能已于言者，惟我当事诸君，我军人，我父老子弟，幸听吾言。尔丰有补过之日，身去而心实安。如曰非也，尔丰对于四川，始终重爱吾民之用心，皇天后土，鉴其无私，他无求矣。虽然，尔丰爱四川者，终望我当事诸君、我军人、我父老子弟之幸听吾言也。特此宣示。
这份极为煽情的告别信，在英国驻重庆兼成都总领事、著名汉学家务谨顺（William Henry Wilkinson）看来，却带着讽刺性的语气：难道这些生手希望超过一位曾经服官使其省的任务的工作吗？
说客盈门
宣告四川独立，对于赵尔丰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自从在中央和保路派的双重压力下，他逮捕了保路运动头领蒲殿俊、罗纶等人后，全川大动乱，并间接引爆了湖北武昌的大暴动。而令他郁闷的是，此前一直指控他过于软弱的端方，此时却掉过头来，又指责他操切行事，公开上奏中央，建议立即释放被捕的蒲罗等人，甚至已经发布了放人的告示。而中央却接连派出端方、岑春煊等，试图临阵换将，这下子，赵尔丰立即成为一枚弃子，立在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处境。
为缓和局势，赵尔丰自10月29日开始，陆续释放了彭芬、王铭新、蒙裁成、胡嵘、江三乘、叶秉诚、闫一士等人，但不肯释放蒲殿俊、罗纶、张澜、颜揩、邓孝可这五位“阴险狡狯”之人，他认为这几人“谋反独立手段极其狠毒。同志军围攻成都皆此数人预召之使来”，“不诛此五人，终贻国家之患”。
